西方国家正在激烈争论，在专制国家里，互联网到底是争取自由的工具，还是控制自由的又一种手段。在埃及爆发大规模抗议事件后，首次出现了政府将整个国家互联网络切断的情况。本期的耶鲁全球系列文章就政府和互联网谁更有统治力进行了探讨。第一篇文章由一家网络安全公司Renesy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詹姆斯•考伊（James Cowie）撰写。文章阐述了互联网技术因素，解释了埃及互联网服务的缺乏多样性如何使得政府部门通过勒令少数几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断网，就轻而易举地切断全国与互联网的联系。然而从长期来看，通过断网来压制对政府的非议的方式产生了高额的经济成本和声誉成本。考伊认为，全球各国政府应当坚定地摒弃用切断互联网来控制政治异见的做法，否则将可能减少外商投资，损害经济发展。埃及切断互联网只能够进一步坚定抗议者的决心，并引发世人对抗议者抱怨的新一轮关注。——耶鲁全球

埃及政府切断了互联网连接，然而抗议者的不满并未停息

美国新罕布什维尔州曼彻斯特市（MANCHESTER, NH）：多年来，互联网社区都在密切注意，伊朗和中国等国政府在限制网上沟通方面有何进展。1月28日，埃及采取了“断网”政策，以切断互联网的方式提高了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的门槛，并压制全国互联网数据交换达五天之久。镜像网站、代理服务器和加密等传统的规避手段对这种政策均告无效。占埃及全国约20%人口的互联网用户几无选择，只能依赖已淘汰不用的拨号调制解调器、业余无线电或卫星电话等老旧破慢的方式，重建与外部世界的些许联系。

许多观察家对此表示惊讶。他们原本相信，由于有能力绕过受损伤的部位，互联网可以超然于政治打击之外。大众普遍认为，互联网是“杀不死的网络”，它的设计使其在核战争期间都能保持沟通。然而埃及政府在短短20分钟内就成功地切断了百万用户的网络，而在五天之后又突然恢复了网络服务。

回想起来，埃及“断网”既是一次蔚为奇观的技术胜利，也是一次让人迷惑不解的战略大错。互联网断网带来了高额的经济成本，在埃及，每天的成本高达千万美元，并且表明政府正走向孤注一掷的简单结局。即便如此，全世界倡导沟通自由的拥护者马上会问：其他国家的政府会不会也效仿这种政策？

要了解未来这一政策再度实施的可能性，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互联网恢复力背后的技术因素，以及固有的政治脆弱性。互联网是覆盖全球的网络，构成该网络的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之间不计其数的成对协议关系。这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用于相互交流的软件协议，其设计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任务：在任何两台电脑没有直接的商业联系时，通过使用中间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作为媒介，两台电脑之不论处于地球上的什么位置，相互之间都能可靠地传递信息。

即便个别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运行时遇到困难,正如在每个国家每天都会发生的那样——通讯中断、路由器崩溃、电力中断等——互联网都可以以一种非集中的方式自动找到绕过问题区域的办法，保持数据传送。这种自我恢复能力来源于一个遍布全球、可自我恢复的图网，称为全球路由平台，它能够在数秒钟内迅速绕过几乎任何一种本地通讯损伤。

 此处的关键词是“几乎任何一种”。网络并非完全可以自我修复。在网络中，如果一个多样化程度低的区域中有过多的关键相邻部分被一起切除，整个国家的网络就可能断掉。

回想起来，埃及“断网”既是一次蔚为奇观的技术胜利，也是一次让人迷惑不解的战略错误。

例如，切断一户家庭与互联网的联系，则不会产生数据流量；该用户就与其他用户断绝了联系。但整个系统的其余部分仍然继续正常运转。如果政府部门颁布法令关闭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那么，除非用户有备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可以使用，否则将无法访问互联网。全球成千上万的依靠互联网经营的大型企业通常购买多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其原因就在于此：避免因为单一的网络供应商崩溃导致损失，并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

要切断埃及全国互联网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当局只需要切断五至六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数字之低，令人惊讶。对其他国家而言，全国断网所需要切断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数量取决于本地通讯市场的多样化程度和开放程度、国家电讯法律对网络服务行为的控制程度，以及诸如地理因素等非人力所能控制的因素。

从地理角度而言，埃及在国际网络传输多样性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其领土均连接着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每一根最重要的海底光纤电缆，拥有使用大范围国际互联网提供商所提供服务的便利条件。埃及互联网的脆弱性最终取决于人为因素：互联网市场的多样化程度和监管体系。

近年来，埃及在电信自由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逐步降低了国有的埃及电信公司（Telecom Egypt）的中心地位，鼓励竞争性的固定线路及移动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参与投资。就此而言，埃及的互联网自我修复功能应当优于那些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使用的服务商往往是一个老旧的国营电话公司，它拥有该国互联网绝大多数的物质基础设施，能单点控制竞争的供应商。

在埃及等国更为多样化的市场，有几十家大小不一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竞争中经营，网络的自我修复能力取决于与国际网络直接连接的供应商数量。理想的情况下，这些提供商会购买并经营其国际网络，而不是依赖于现有的提供商所租用的基础网络设施。

因此，这就是埃及断网的根本原因：尽管经历了数年的自由化，该国几乎没有直接联入国际网络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而是依赖埃及电信公司提供大多数基础设施。更为关键的是，埃及的法律体系要求所有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申请互联网执照，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所有已取得执照的供应商必须遵守政府的指令，否则执照将被吊销。

意料之中的是，埃及的大型“A类”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多坚持了三天的Noor集团是个例外——在1月28日午夜后就相继地迅速停摆。个中逻辑是不可抗拒但又令人沮丧的：如果政府对已有执照的供应商发布法令，要求其停止连入互联网，每家供应商都会照办，以保留执照，遵守当地法律。

伊朗和突尼斯等国的法律体系和国内缺乏多样性的电信市场可以很容易地支持这种行动，但是，他们只对特定网站和内容进行定向封锁以压制异议，并不敢将切断网络作为政治武器。

要切断埃及全国互联网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当局只需要切断五至六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数字之低，令人惊讶。

“中国防火墙”（Great FireWall）是国家对信息进行精密控制的又一个例子，它有权对特定的网址和内容网络进行精确封锁。通过从封锁IP地址，到在搜索诸如Facebook等域名时导向错误结果等各种技术手段，中国的互联网小心谨慎地控制着异见言论，同时保障全国网络畅通条件下的经济利益。

实行埃及式的互联网封锁，有可能影响外商投资，还将减少信息和通讯技术产业的就业。正如互联网带来就业机会一样，不稳定的互联网也可能让它们消失。以下例子就能说明埃及断网的一个直接后果，沃达丰公司（Vodafone）马上在新西兰新招聘了100名电话支持雇员，以取代在开罗呼叫中心的业务。

经历了5天断网后，投资方会对埃及的稳定性、风险和总体成本及国家声誉进行评估。很多人迫切想要注销现有投资，寻求能够促进稳定性和公开沟通的互联网政策的本地合作伙伴。区域内包括土耳其、巴林、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在内的其他国家，也跟埃及一样想要取得区域互联网的首领地位。同埃及一样，这些国家梦想发展一个生机勃勃的信息通讯产业，为他们的大学毕业生找到就业岗位。其中一些国家可能会利用埃及的政策错误，宣传它们本国的互联网投资环境更为友好。

埃及断网的根本原因：尽管经历了数年的自由化，该国几乎没有直接联入国际网络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全球各国政府应当坚定地摒弃用切断互联网来控制政治异见的做法，否则将可能减少外商投资，损害经济发展。如果没有这种姿态，对于经常断网的挥之不去的担忧将可能吓退外商投资，并阻碍长期的经济发展。

通过在几天里切断全国互联网，埃及政府解决了抗议者的最大挑战：吸引持续关注埃及情况的全球观众同情的注意力。在追求和平政府过渡时，埃及人民已经向世人展示，不管有没有互联网的支撑，人际网络适应力之强，令人惊讶。

詹姆斯•考伊（James Cowie），耶鲁大学91届，Renesys公司首席技术官，该公司是一家网络安全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基础设施监测。作者的近期研究主要是对区域互联网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动力进行绘制和分析，以及对新兴互联网市场监管和竞争的相互作用，和互联网稳定性与多样性的度量进行推导。

Rights:版权信息：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