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25日埃及发生起义，我几乎没离开过电视。我虽身在法国，但我的心却牵挂着塔利尔广场。我也在投掷石块，在催泪瓦斯的烟雾下呼吸，点燃手中的燃烧弹，躲避飞来的子弹，和愚蠢的警察抗争，我向每一种政权发出诅咒，直到声音嘶哑。

　　为什么？因为这些事我都做过。1989和1990年冬，那时西欧和苏联笼罩在愤怒之下；1991年和1997年，那时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它可怕的继任者最终松开了掌握权力的魔掌。

　　今日埃及与冷战末期的保加利亚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穆巴拉克执政30年，最终下台；多德尔?日夫科夫，gcd领袖，也统治了35年。残酷政权和傀儡国会，独裁者秘密控制司法，国家电视台装聋作哑，警察，特工，地下活动组织猖獗，花钱买人专门搬弄是非，两国人民受到残酷镇压。

　　保加利亚和埃及一样，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看作是由外国势力唆使的犯罪行为。保加利亚和埃及一样，起义主要是靠年轻人。许多埃及人把穆巴拉克戏称为“暴君法老王”。保加利亚政权重要人物，前总理季米特洛夫的尸体用防腐药物保存，葬在共产党总部对面大得离谱的陵墓里，是个名副其实的木乃伊。许多保加利亚人笑侃他们过去生活的时代是平行宇宙中的埃及王朝。

　　我记得，起义爆发后数月我无家可归。长达45年的社会结构已四分五裂。上学、练钢琴、家庭聚餐，有这样的想法就很荒唐。人们本能地团结起来，相互拥抱，誓言要把抗议坚持到底。我当年16岁，肾上腺激素冲昏了头脑，决心誓死一战，睡在陌生人家里，大街上也睡过。后来，情况急转直下。大罢工让整个国家陷入瘫痪。超市只卖漂白剂，电厂一天只工作几个小时。

　　我和几个年轻示威者在市中心游荡了好几天，缺睡少食。后来我去看望我的女友，她住在11楼，那是一栋苏联风格的公寓楼。电梯上行中因为停电，我被困在电梯里。我记得冷风呼啸地从黑暗的电梯仓旁吹过，即便是在那样令人绝望的时刻，我仍然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直以来，我都向我的美国朋友描述铁幕后的成长经历。可是我听到的却总是一种回应：“哦，好像你的成长和我们的没什么不一样；醉酒，吸烟，派对，惹麻烦。美国这里也是一样!”一听到这种回应，我就知道我没有把事情表达清楚。

　　如果我能营造那种威胁压抑的氛围就好了…可怎么营造呢？我是不是该说，我1年级时被迫写日记赞美“木乃伊”的伟大事迹？我是不是该说，我9年级被老师打，就是因为在钢琴上弹吉他？（当时人们认为吉他是堕落的帝国主义乐器。）我是不是该说，我的亲戚IliyaPopov在集中营里过了几十年，那里死过上千人，尸体全拿去喂猪？这些够不够具有威胁性？

　　很多人无法真正理解多年前保加利亚、埃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往事，而原因就在于尊严已逐渐被人遗忘。尊严，如鲍勃?迪兰所说，无法用照片来记录。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尊严。

　　我要赞美我的埃及兄弟姐妹们，赞美他们大无畏的勇气，我要跟他们说不要放弃。毕竟，穆巴拉克虽然已经下台，但是真正的改变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它要人们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花了2年时间才颠覆了独裁统治，换来了保加利亚首届民主政府，而民主政权只延续不到1年。1989-2009，保加利亚历经了10届政府。现在，GCD建立的权利结构隐形体系仍然不可撼动，到处都是为国家安全机构和秘密机构卖命的精英。

　　然而，今日保加利亚的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要听的音乐，可以畅所欲言，可以随时随地集会，自主选择他们的未来。女孩子再也不会被国家指派的医生检查是否失贞。高中男生再也不会被变态的军事委员会扒光衣服接受裸体检查同性恋症状，以防征兵时出现同性恋者。“木乃伊”也入了土。

　　无论接下来埃及发生了什么，都是有价值的。埃及人民被镇压得太久，他们现在已经取得重大成就：重获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