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倒台不仅标志着一段糟糕的独裁统治的结束——它还将终结阿拉伯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灾难性的乌托邦式的统治幻梦。

如果穆阿迈尔·卡扎菲不出所料下台的话，他将会像萨达姆·候赛因的雕像在解放广场上被拉倒那样跌得粉身碎骨。这倒并不是因为卡扎菲如他自己所想，像萨达姆那样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一手打造了利比亚民众国，或曰无政府社会，作为革命理想的成果，自从现代阿拉伯世界在二战后建立，阿拉伯领导人以此迷惑人民，并维护他们高压统治的正当性。

卡扎菲和其他下级军官在1969年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中推翻了利比亚国王伊德里斯，他们受到了埃及自由军官集团起义的鼓舞，后者在1952年废黜了同样不得人心的亲西方的国王。加麦尔·阿卜杜勒·纳塞尔领导下的自由军官集团成立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没收了旧权贵的财产，剥夺了他们的特权。尤其是在1955年的万隆不结盟国家会议之后，纳赛尔的泛阿拉伯理想——废除殖民边界，建立阿拉伯大国家，成为中东一代青年思想家和行动派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

利比亚的政变领导者也自称为自由军官。纳赛尔的声望在1967年阿以战争后一落千丈，但卡扎菲和他的同谋自视为阿拉伯革命的一代新人。“告诉纳赛尔总统我们为他而革命，”卡扎菲在政变后说：“他可以尽取我们所有来支援阿拉伯世界进行（反对以色列和统一阿拉伯）的战斗。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卡扎菲徒劳而荒唐地为了实现纳赛尔的泛阿拉伯国家梦，和人口远为众多的邻国乍得、埃及、苏丹签订了各种条约。

这位利比亚领导人却比纳赛尔更为雄心勃勃。卡扎菲在1975年首次出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一套人民不依靠任何管理机构，如政党、议会，甚至中央政府，而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设计。这场革命还废除了私有制。“那些居有其屋、行有其车，生活有收入保障的人，”卡扎菲写道“同样拥有自由，或者部分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并不属于个人而属于集体，因为“个人维系于人类的大家庭，就像树叶之于树枝或树枝之于树。如果他们孤立出来，就没有了价值或生命。”绿皮书就是乌托邦式的极权主义的拙劣预演。

卡扎菲的确成功的摧毁了利比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当然是用他那招牌式的专制作风来对付一切障碍。阿拉伯的精英逐渐把他看成一个大炮简子和危险的怪人。尽管如此，他的革命语言和公开支持针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暴力使他一度成为阿拉伯世界追捧的英雄。德克·范德维勒（Dirk Vandewalle）在《利比亚现代史》中写道“对于许多生活在利比亚地区的人来说，卡扎菲的分析和他所提出的方案具有某种动人而狂放的特性。”卡扎菲“说出了其他人”——那些精英们——“所不敢言的令人不快的真相”。这位利比亚的英雄给日期益增长的阿拉伯挫败感提供了痛快的答案。

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是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鸦片，转移了公民对统治者执政无能的不满。福阿德·阿贾米在《阿拉伯的梦幻宫殿》中描述了旧式的世界大同理想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吸收了其影响，在50年代逐渐让位于教派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模式。泛阿拉伯主义在1967的惨败后搁浅了——即使卡扎菲没有意识到——但巴勒斯坦激进主义成了另一种大一统意识形态。贾米德写道，激进分子认为“‘游击战’或‘民族解放战争’或‘革命’将把使阿拉伯社会摆脱迷信和软弱。”当然，这也成了一种空想，但对于以色列的仇恨仍是团结和动员阿拉伯世界的工具。

中东地区遍布种种昙花一现的思潮：泛阿拉伯主义、巴勒斯坦好战主义、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世俗社会主义”、苏丹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现在面临着瓦解的危险），最后还有民众国。中东和北非迅猛的起义宣告了这些意识形态的破产，并且凸显了人民对于上当受骗所产生的憎恶。利比亚按阿拉伯的标准来说相对富裕而开化，这个国家的怒潮尤其令人震惊；卡扎菲的人民显然不是把他看成怪人，而是恶魔。

那偶像业已跌得粉碎。这是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出路——从一个贫瘠而封闭之处通往充满艰难而重要的选择的世界。抗议者向记者们保证，同时也彼此保证，他们准备承担起公民的责任，即使他们的公民经历只有区区几天之久。从今往后他们应该警惕那种夸夸其谈，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切身的福利引向遥不可及的理想或远在天边的敌人的种种设想。

但是他们真的准备好了吗？变天所带来的真空，不光是政权，还有信仰——不管是多么陈旧，很可能被其它自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体系所替代。因此人们担心伊斯兰激进分子绑架埃及革命，或者巴林的什叶派会推翻逊尼派政权然后效忠于德黑兰。历史上有许多类似例证：仅仅十年时间里，俄罗斯摆脱了共产主义的枷锁，厌倦了混乱的自由主义实验，然后拥抱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温和独裁。

利比亚这个国家看起来很可能只是替换一个图腾而已。通过清除所有的敌对机构，卡扎菲确保了没有任何组织任何人可以替代他。如果这个国家陷入混乱，那么它土生土长的名为“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的圣战组织——据称经过了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所控制的组织改造过，很可能会起而争夺权力，或者至少寻求自身的重组。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很可能需要外部的帮助。也许阿拉伯联盟应该把这个国家看成它的首个国家建设实验。

至于其它国家——目前来说也就是突尼斯和埃及——可能，也许是很可能，新政权比起旧政权，总的来说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会更疏远。但是这些政权对于他们的人民本身来说几乎肯定会更好——对公众更负责任，更以人为本，更少空想和夸夸其谈。如果他们不这样，选民们可以将他们赶下台换别人来做。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讲中谈及新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总是指望他们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应该时时希望他们强烈拥护他们自身的自由。”这并不是就职时的空话。不管采取何种外交政策，一个将其合法性建立在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将包括西方在内的外人妖魔化的政府，最终对于美国来说更容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