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但主宰着这个国家的却是极少数的精英阶层，他们把持着从政府到大公司的所有要职，甚至连体育界都被他们所垄断。不过，最近的一系列丑闻——有的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已极大地破坏了精英阶层在印度公众心中的形象。

　　几乎所有的印度当权派——包括知名平面和电视媒体记者在内——都在饱受质疑。如今，经济增长使一批批年轻上进的印度人步入城市中产阶级。新兴中产阶级已经跳出了乡村恩庇体系的束缚，但尚未能融入老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样一种精英阶层危机会在印度引发天安门事件吗?

　　一国的精英阶层能否生存，要看他们在普罗大众中的接受度如何，只有极权主义体制是例外。要被大众所接受，就必须让他们相信精英阶层能“公平”处理各种事件。如今，在一系列丑闻之后，印度大众已不再相信这一点了。

　　当然，当权派精英饱受质疑并非印度独有的现象。可以说，任何经历了从基于恩庇的前工业化时代旧均衡向基于现代制度和法治的新均衡的转型的国家，都面临过类似的合法性危机。

　　比如，英国政治直到19世纪早期仍然非常腐败。老贵族不但把持着议会上院，还动用一切关系，力助亲属、朋党和家臣入选议会下院。他们充分利用制度上的重大漏洞——“腐败选区”，大行买官鬻爵之事。

　　据说光是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一人就控制了七个腐败选区，每个选区都拥有两个议会下院席位。与此同时，人口众多的大型工业城市，如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却没有多少席位。1819年，60 000人云集曼彻斯特要求改革，但被政府以武力驱散。该事件造成15人被杀，史称“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

　　法国大革命之暴力令英国精英阶层心有余悸，不愿进行民主化改革。最终，1832年改革法废除了腐败选区，扩大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公民权利(但工人阶级和妇女权益的声张还需假以时日)。

　　美国在19世纪70和80年代也经历过“强盗男爵”工业化。马克•吐温和查尔斯•杜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的小说《镀金时代》深刻地讽刺了当时的贪婪与腐败。强盗男爵时代在1893~1896年萧条期间寿终正寝，随之而来的是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的一系列政治大改革。

　　在英国和美国，当权精英阶层的性质转变进行得相对平稳。但突然和暴力的转型也数不胜数，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便是明证。在德国，普鲁士旧精英成功控制了19世纪末的工业化，却因一战的失败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纳粹主义填补了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新的政治平衡才建立起来。

　　亚洲也经历过不少类似的转型。日本有过两次转向——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二战之后的改革。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推动下，韩国在1987年民主转型，结束了将军治国的历史。(大批韩国商业领袖在随后几年内被提起诉讼。)印尼则是更近的例子，其转型发生于1998年。

　　中国在1989年也走到了改革的路口。政府铁腕制止了学生运动，但此后便将重心从政治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腐败仍是中国的一大问题，但中国政府治理腐败问题缺乏透明度。在最近围绕诺贝尔和平奖的争论中，中国政府显得相当紧张，唯恐持异见者挑战当权精英的合法性。

　　即使从购买力角度看，印度现有中产阶级人数大概也不会超过7 000万(比通常认为的要少得多)。但刚刚开始十年中，已有中产阶级将受到从贫民窟和小村镇中崛起的新来者的冲击。

　　这样的新兴中产阶级随处可见——他们在“培训中心”学习英语，在新建商城和电话中心中默默无闻地工作，或是以体育明星的身份一夜成名。印度的社会层级流动从未像今天这样剧烈。目前，新兴中产阶级还在向通往高薪的道路上奋斗，没有什么精力表达对精英暴行的不满，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他们当中弥漫着一种对精英阶层的愤怒。

　　我们无法预测转型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到来。印度有着民主的传统，因此即使变革真的来临，也不太可能以暴力的形式发生。变革很有可能会在各邦逐一发生——一贯难于管理的比哈尔(Bihar)邦是第一个发生变革的最佳候选。

　　但我们也可能遇到预想不到的变化，新的政治领袖和政治运动可能在一夜之间赢得民心，将旧制度风卷层云。纳粹德国和其他一些例子表明，这样的运动往往不会有好结果。

　　或许印度精英阶层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诚心正意，吐故纳新。政府已下令对最近的腐败丑闻展开大规模调查。今年，印度人民就能看到这些调查是否动了真格，是否会引发改革——还是徒令危机进一步深化?

　　桑杰夫•森雅尔著有《印度文艺复兴：衰落千年后的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