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拥有21世纪成功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分析家和政策创造者，他们能帮助释放美国人的创造潜力，建造新的政府和政策结构以有利于私营领域领导的新一波经济增长。弄清为什么美国这么多知识分子和专家在发挥建设性作用时准备不足，弄清楚如何培养现在所缺的领袖或许是美国人当下需要面对的最重要课题。

　　经常阅读这些帖子的读者知道我认为世界正进入一个喧嚣的阶段，美国陷入已经失效的社会模式的困境中。多亏了因特网的奇迹，我在这里无需重复那些论证，对越来越大的风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这里了解我的意思，而对蓝色社会模式的失败感到好奇的读者可以从这里开始。

　　美国若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需要做很多工作。我有充分的信心认为，我们仍然是地球上位置最为优越的能够采取正确行动的国家。我们追求创新和冒险的文化依然强大，众多富有批判精神的美国人拥有在过去200年曾帮助我们战胜挑战的价值观和性格特征。

　　但是，当我看看当前面临的问题，我开始担忧了。这并非我们的某些文化优势因为金融和思想精英迫不及待地抛弃了曾经让祖国伟大的众多价值观而在削弱。也不是财政赤字：如果理顺政策和政治的话，我们能够也愿意对付这些问题。当然也不是国际竞争：我们的地缘政治优势仍然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印度和欧盟都面临比我们更严峻的挑战，他们还缺乏我们成功的、激进的但和平的改革和重生的悠久传统。

　　不，现在令我最担忧的是应该成为下一次美国转型的天然领袖的那些人的状态：我们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我得赶紧说，并非所有的人。美国仍然拥有大量伟大的学者和大胆的思想家，其中有些甚至也开博客。

　　但是，当今最大的路障是美国这么多受到最好教育、处于最佳位置的人过分专注于过去的社会模式和历史视野，无法从事真正的工作---帮助社会向下一个阶段的转型。他们没有看到机会，而是看到威胁，没有看到希望而是看到危险，没有看到进步的可能性而是看到任何真和美的东西都遭到破坏。

　　那些本来应该带领美国走向重生之路的人花费了太多的才干和精力为未来打拼。这种重生可以让我们充分利用技术革命的力量，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让人们能比从前更多掌握自己命运。

　　当然，我的概括有点过分笼统，不过，当今这么多知识分子这么喜欢回顾过去，变得反动保守似乎存在以下三种原因。

　　首先，意识形态困扰。自19世纪末期以来，多数知识分子都认定进步是官僚主义的、再分配主义者的和管理型的国家的进展。在受过科学训练和科学价值观并获得文凭的知识分子指导下，政府带领社会克服经济和政治危险。在为广大民众争取更大程度的富裕和稳定中，更强大的国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重新分配财富为穷人提供基本生存和司法保障。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在于为新秩序的发展提供政治支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立在理性和科学思想基础上的开明指导，通过建立在美德基础上的公务员群体来管理国家，培养新一代的管理者。现代公司也应该沿着类似的方式演变，因为生意变得更稳定、可预测性更强、官僚化更明显。

　　当今许多美国知识分子仍然受到这种世界观的影响，根本无法想象其他形式的进步。这种人很难理解已经使得这个模式难以为继的经济力量，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会起来反抗这种国家和社会。但如果我们的社会要发展，我们就必须超越20世纪的进步主义观点和制度。管理型国家的诺言再也无法兑现，它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官僚型国家在以可持续的成本提供所需服务方面效率过于低下，官僚式的管理型政府在本来需要变革的时候天生就是要维持现状。要让美国前进，权力就必须从官僚转移到创业者手中，从国家转移到社会手中，从拥有各种证书和资格的专家和专业人士转移到普通民众手中。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将变得无关紧要。国家将继续存在，因为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可避免地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国家的形象和行为都应该更少从前的管理型官僚政府的色彩。专门的、终身岗位的公务员的作用将降低，更多的工作将外包出去，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引导信息技术的力量把决策权从联邦政府转移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有这些变化都与美国许多知识分子的观念格格不入，他们很难看到全局问题，更不要说帮助做出这些变化所需要的改革和调整了。

　　第二，存在利益和阶级的相关问题。当今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仍然生活在基尔特经济体内。那些经过学习的专业人士---律师、医生、大学教授、主流教派的牧师、（充满抱负的）中学老师和记者都是以中世纪基尔特的现代版本组织起来的。基尔特的成员身份受到严格限制，这些自我管理的基尔特尽最大努力维持服务和公正的理想，同时捍卫其成员的经济利益。知识界专业人士的文化和结构影响了当今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但位于我们社会所需的变革清单最上端的内容恰恰就是重组和废除基尔特。正如工业革命打破了制造业基尔特一样，当今的信息革命打破了知识界基尔特。基尔特方法的成本过于昂贵，鉴于社会对他们提供的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我们必须通过重新想象社会制造和分配服务的方式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并取代当今基尔特和知识行业提供的服务。

　　基尔特不善于大规模生产，我们对他们的服务的需要越来越大，只有更有效的生产过程才能够满足。医疗卫生、教育和法律服务等都是价格攀升远远高于总体通货膨胀率的经济领域。这些行业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时候可能说要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业进行无产阶级化。

　　对社会其他领域来说幸运的是（对基尔特来说并非如此），信息技术和远程通讯的发展使得大幅度减少知识行业的成本成为可能。行业间的外包和自动化能够改造服务的生产和交付方式。而且，非居间化过程使得许多美国人能够省掉专业阶层的昂贵服务。基本的法律服务和建议越来越多地可以在网上找到，要么免费要么费用非常低廉。许多美国人已经使用税收软件替代会计师，越来越多曾经花很多钱请专业人士做的工作现在都可以由电脑或者网络来完成。

　　最终，人们可能猜测只为精英保留的服务可能让普通民众也能享受到，正如工业革命使得民众拥有曾经是少数精英才能享受的众多商品。其影响不仅通过改善他们接触有用的服务的机会而改善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还能把权力和权威从这些服务的提供者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我爷爷当医生的时候，他的病人多数情况下都是按照医生的吩咐去做。他是专家，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尤其是许多病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有些人甚至写不出自己的名字。

　　但是今天，受到良好教育的病人（许多拥有大学甚至更高一级的学位，在自己的工作中肯定习惯性地掌握了非常复杂的知识）从网上检索，寻找网络支持的群体的档案资料来挑战医生的处方。人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和获得对影响自身生活的决策的控制权。未来，人们不仅想比今天更加富裕，而且想比今天更加有力量，更少对穿白大褂的人的依赖。

　　第三，训练问题。当今美国有很多技术知识分子，像医生、工程师等能够进行复杂工作的人。在某个专门领域拥有高深知识的专业知识分子方面，美国的资源非常丰富。我们的教育和专业体制开始培训和支持大量人才来填补这些岗位。但在讲授和支持能够掌握许多复杂科目的基本知识，把这种学习的洞察力与连贯的社会和政治视野结合起来，并把学到的东西传播给广大普通民众方面的效率就低多了。社会的复杂程度越高，变化的速度就越快，就越需要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专注于把严肃的思想传播给广大民众。否则，技术和专业知识分子和大众的价值观和思想的鸿沟将变得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同样严肃的问题。在当今大部分知识行业和知识界基尔特内，晋升是与基尔特的需要和理想而不是和整个社会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学术界的晋升几乎完全和越来越专业的、充斥理论术语的著作（自然科学外，太多著作没有什么应用价值）挂钩，把一个又一个学科拖入越来越多地自我引证的巨大黑洞中。我们遭受“失控的基尔特”之害：医药行业、行政服务、教育、法律等的成本飞涨，部分因为基尔特的命令和成员的利益战胜了全社会的需要和利益。

　　几乎在任何地方，人们都能在美国知识机构中找到理论性的文凭主义的疯狂增长以及真正水平的萎缩。在文学界，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创造了越来越复杂的解释和表达结构，而喜欢优秀文学的普通民众人数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在朝向这样的社会前进，一小撮拥有高级文凭的少数人热心于炮制有关文本的晦涩难懂的自我引证的（但是受到严格的同行评审）的理论，但它们根本无人问津。政治学越来越变成数学和教条，而理解美国宪法背后的政治基础和理想的美国人越来越少。类似的问题存在于很多其他学科。学术界的话语变得越来越自说自话，与大众关心的话题脱节，公众的讨论缺乏严肃学者和思想家带来的智慧力量和历史视野。（自然科学的情形没有这么糟糕，因为实证检验过程要求思想探索过程的必要诚实，但是那些试图把科学和哲学、政策、神学和政治联系起来的科学同样存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遭遇的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学术研究机构正变得如此昂贵和头重脚轻，除了少数非常富有的大学外，教学岗位的整个终身教授制度眼看着已经走到尽头。

　　我们在学术界之外的美国知识机构中看到类似令人担忧的场景。主流的新教教堂有高度发达的神学和过分专业化的牧师，但信徒人数在不断减少。典型的美国基金会在社会和政治理论方面非常发达，其成员非常专业化，但对美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因为其途径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以《纽约时报》为首的美国新闻界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金融问题的突然袭来才迫使它们进行变革。

　　所以，你明白了。美国知识分子作为群体的基本假设是严格建立在进步国家和蓝色社会模式的假设基础上的。那些管理政府部门、大学、基金会、主流媒体、和其他关键部门的人在这个时候根本无法直面未来。世界在朝着反对他们最空洞假设的方向前进，他们根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们盲目地、徒劳地抗拒变化，不能认识到这个变化带来的人类解放的不寻常前景，无法做出创造性的新鲜的反应。

　　为了美国的世界地位、为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为了美国民主和知识分子自己，这个局面必须改变。

　　现在，太多的知识分子试图把它变成左右之争而不是过去与将来之争。自由派和茶叶党对我们的知识产业有各自激进的全面改革方案。想把政府保护扩大到更多群体的人需要考虑政府的大幅度重组，这样才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想把教育扩展给更多穷人的人需要考虑初级和中级教育的深刻改革，需要思考降低大学教育飞涨的成本的方法。那些希望获得陷入困境的蓝色美国如纽约、伊利诺斯、加州等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人需要重新设计州政府，并找到取代100年前创立的终身公务员体制的方法。那些想更多更平等获得教育和法律服务和医疗保障的人需要思考我们如何使用技术来大幅度改造组织和交付服务的方式。你越关心穷人，你就越少关心基尔特的抗议。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未来总是出人意外，总是令人吃惊的。美国的未来将实现不同政治背景的人的期待和希望但也会令他们困惑。因为美国社会在进行不断加速的变革的混乱过程，没有人真正知道明天需要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在走向未知的道路上什么观点和什么机构是有用的。

　　作者简介：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