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大约在两千年前诞生于中东,并沿地中海迅速传遍累范特地区的各个国家(Levant countries),随后又跨越地中海传到世界其它地区,成为一股遍布全球的宗教势力。然而,2010年“耶鲁大学世界学者”、黎巴嫩国会议员发言人梅•阿克勒(May Akl)分析道,自从2003年美国及其盟国入侵伊拉克以来,累范特地区的基督徒的权利不断遭到侵犯,致使中东地区基督徒的数量日益减少。美国以及其它西方民主国家将它们同威权政体的结盟作为首要考虑事项,而忽视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针对基督徒的绑架、虐待和暴力事件,包括今年十月在巴格达一所基督教堂发生的爆炸事件,有46人在该起事故中遇难,将近70人受伤。上述侵略行为以及接踵而至的混乱局面造成的长期后果,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地区,其严重程度都是不堪设想的。成千上万名遭到恐吓、迫害的累范特基督徒纷纷涌出伊拉克和其它纷争之地,以难民身份同穆斯林混居在一起。——耶鲁全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国家很可能加快了基督教徒从中东出走的步伐 纽黑文:“不,不,不,求你了!”,电话另一头从贝鲁特传来的声音顿时变得紧张不安起来。一个惊惶失措的修女说道:“你不能透露我的真实姓名,你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非法的。” 这就是我称她为玛丽修女的原因。玛丽修女与洗钱、贩毒活动无涉。事实上,她是一个组织的领导者,该组织暗中帮助那些迫于苦境而徒步逃往黎巴嫩的伊拉克基督教难民。 尽管 将基督教传至西方的累范特人如今为了维护当地宗教少数群体的利益而奋力抗争。累范特地区(地中海沿岸诸国的通称)的基督教,在其发源地历经数千年宗教和文化迫害而得以幸存,如今却可能因为来自笃信基督教的西方世界的插手而在该地区销声匿迹。事实上,正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寻求的政治联盟对中东地区余留的基督教少数群体的存在构成了威胁,而对该群体的救助则未被放在西方国家的议程首位。 累范特地区的基督教,在其发源地历经数千年宗教和文化迫害而得以幸存,如今却可能因为来自笃信基督教的西方世界的干预而在该地区销声匿迹。 在意识到基督教社区所面临的苦境之深后,伊拉克迦勒底教会大主教管区派遣了一名神职人员代表前往黎巴嫩去了解那里的迦勒底、亚述和叙利亚难民的各种需求。罗尼·汉纳神父(Father Rony Hanna)指出,黎巴嫩的难民数量相当于1000户家庭所涵盖的人数,合计约6000人。而叙利亚的难民数将近2万,约旦则有5000左右。他还补充道,有超过半数的伊拉克基督教徒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的数量从原先的110万减至如今的45万。 自从意欲在中东推行民主体制的“美国整体战略”(US Grand Strategy)在伊拉克首次亮相后,在该国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基督教社区的规模便开始日渐缩减,直降至如今的0.5%。汉纳神父指出,令人不解的是,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治期间,伊拉克少数基督徒群体的权利得到了保护。“那时,我们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政府会派安全部队来保护我们,我们的安全的确得到了保护”,他指出:“人身安全受到保护,这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基督徒最有可能面临的处境是许多战略家始料未及的:将牺牲伊拉克少数基督徒群体的利益仅仅视作附带损失,将会使一个容不得异己分子的社区形象得到强化,在那里极端分子将会找到理想的滋生土壤。同时,缩减少数基督徒群体的规模还会使人们对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多宗教文明失去认同。但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却是令人吃惊的沉默。 一位神父指出,令人不解的是,在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期间,伊拉克少数基督徒群体的权利得到了保护。 自2003年伊拉克遭到入侵以来,针对基督教徒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各种关于绑架、虐待、爆炸、杀戮和被迫改宗伊斯兰教的报道层出不迭。2006年,一位东正教神甫在交了赎金的情况下仍被斩首和肢解。2008年,摩苏尔(译者注:Mosul,伊拉克北部城市)地区的大主教遭绑架后死亡。2008年1月,九座教堂发生炸弹爆炸。逃离暴力刻不容缓。 “难民们先途经伊叙边境,再通过叙黎边境,被偷带到黎巴嫩,”玛丽修女在描述他们长达16小时的步行时这样解释道:“四年前,当我们目睹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黎巴嫩时,我们就想,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那些难民来到黎巴嫩,举目无亲。她解释道:“他们可能随身带着的那点微不足道的钱或者任何值钱的东西……最终被那些将他们偷带到各个邻国的库尔德人(或是其他代理人)搜刮了去。” 黎巴嫩并不是他们旅途的终点。这些秘密潜逃到邻国的家庭通常需要等上一年时间才能收到来自欧洲、美国、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的移民签证。在他们临时在黎巴嫩逗留期间,类似玛丽修女的组织和明爱会(Caritus)——一个国际性天主教慈善机构——等慈善机构会尽量为其提供住房和一些零碎的工作,并为其子女提供学校教育。关于发放给伊拉克难民的签证数量方面的信息由于大体上比较分散,因此并不十分可靠。汉纳神父唯一能确定的是,美国大使馆签发的难民签证数量最多。 自从伊拉克遭到入侵以来,针对基督教徒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各种关于绑架、虐待、爆炸、杀戮和被迫改宗伊斯兰教的报道层出不迭。 显而易见,伊拉克平民遭受的苦难并不仅仅限于基督教社区。事实上,基督教和穆斯林社区都受到了影响,尽管受影响的方面不同。然而,基督教徒的大批出走必定会对伊拉克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社会结构产生负面影响。 公元1世纪就在埃及定居的科普特教会(Coptic Church),在近几年目睹了其成员数的大幅减少。教会除了受到来自同基地组织有牵连的团伙的威胁和侵扰,还受到有美国为之撑腰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对于少数科普特教会群体遭受的压迫——教徒在教堂外被杀害,教堂遭洗劫、焚毁,以及仅今年一年内被迫流亡的教徒数目,政府袖手旁观、听之任之,不仅没能阻止针对科普特教堂的暴力袭击,相反还指责这些袭击是科普特教徒自己所为。 为迫使穆巴拉克政府采取行动,美国的科普特协会敦促美国政府对穆巴拉克政权实行制裁。但上述要求未得到回应,这是因为日益丧失民心、专断独裁的埃及政府是美国在该地区的一个主要盟友。 美国为伊拉克而设的总体战略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和平的伊拉克,更毋庸说为该国的少数基督徒群体提供安全庇护。 黎巴嫩的基督教徒——迄今为止该地区最强大的少数群体——在最近的历史上遭遇过两次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黎巴嫩在南面与以色列为邻,单是基督教社区就面临着数以十万计的逃离本国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威胁,这一威胁最终引发了1975年的黎巴嫩内战。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990年,美国批准黎巴嫩东面的邻国叙利亚进犯位于黎巴嫩山省(Mount Lebanon)的基督教腹地,条件是叙利亚对“沙漠风暴”(Desert Storm)行动——即美国于1991年发动的入侵伊拉克的战争——给予支持。 美国为伊拉克而设的总体战略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和平的伊拉克,更毋庸说为该国的少数基督徒群体提供安全庇护。那些所谓的成功也尚待考证。没有了萨达姆,世界的确可能“变得更美好”,但显然不是对所有人都如此。对萨达姆独裁统治的终结却催生了新的极端主义势力——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抬头。汉纳神父说道:“我们想知道,他们为何对我们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 对于最近在伊拉克发生的教堂大屠杀,美国仅在口头上予以谴责,而对于消除笼罩该国的混乱局面,则未给出任何可行的方案。众所周知,伊拉克战争的长期后果是极其可怕的:搜查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果却孕育出了“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人们”。伊拉克的国界渗透性较强,它往西向地中海,然后跨越地中海直接向西方输出两类人:一类是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的难民,另一类则是冥顽不化、惨无人道的恐怖分子。一个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宗教,在其诞生两千年后,面临着在其发源地销声匿迹的前景。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作者、译者与出处——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 “耶鲁大学世界学者”梅•阿克勒(May Akl)博士是黎巴嫩国会议员米歇尔•奥恩(Michel Aoun)的发言人。她同时为黎巴嫩《每日星报》(Daily Star)撰写观点类文章。 Rights:版权信息: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0年 (责编:YeL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