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解密网每天发布美国外交机密文件，对美国政府大肆嘲弄。对此，美国政府怒不可遏，其程度远甚于此前军方文件遭到泄密之时，并实行前所未有的审查制度，这一审查制度却更让人好奇心大增，并且与民主价值对着干。美国领导人在向受到牵连的外国相关部门或人士道歉的同时，向维基解密网施加压力，勒令关闭网站，并以间谍罪起诉他们，想让他们服服帖帖。但现在，美国得跟成百上千支持维基解密网的镜像站点斗法。本期耶鲁全球上下篇系列文章，探讨的是大规模泄密对外交和互联网新闻业所产生的影响。在下篇中，研究员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认为，在整治网络激进主义的政府意愿与期望信息透明的网民之间，必然会有一场战争。对使用互联网施加限制，可能会在全球年轻网民中引发更激烈的抵制。公司或政府对此要引以为鉴：只要他们中间有一名不安分普通雇员，他们的机密和不道德行为马上就可以公诸于世。——耶鲁全球 受“当代罗宾汉”所鼓舞，激进分子们为信息透明和互联网良心而战 斯德哥尔摩：1996年，互联网自由主义人士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呼吁，政府——那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不要干涉互联网。在维基解密网泄密所造成外交混乱之后，政府可能会向网络激进分子提出同样的要求。 对于官方公开谴责维基解密网的行为，黑客激进分子（Hacktivist）的回应表明，挑战国家权力、以及为互联网良心的战斗的升级在所难免。 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Cyberspace）中，巴洛表现出对国家权力的蔑视：“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代表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 声情并茂、华而不实、乌托邦似的宣言，呼吁政府保持距离。巴洛的旨趣不在于向国家权力开战或向公民揭露国家权力的真正本质。14年之后，对于互联网时代来说已过了一个世代，构成网络空间基础的网民们，积极向权力开战并揭露民族国家的机密。与巴洛相比，“维基解密”网站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则试图跟政府对着干，并威胁政府说，他们可能永远都不需要休息。 “为了彻底改变政权行为，我们就应当清晰大胆地思考，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些什么，那就是政权拒绝改变。” 阿桑奇言语间充满挑衅：“为了彻底改变政权行为，我们就应当清晰大胆地思考，因为如果我们知道些什么，那就是政权拒绝改变。我们的思考不应当受前人所限，我们应当认识到，技术变革让我们有勇气去走我们祖辈无法走的路。” 上述观点反映了一些网络人士思想上的激进变化，即鼓吹网络激进主义以对具体现实产生影响。维基解密网本身是难以捉摸的，它通过泄露大量美国机密文件，让全世界惊诧不已并让美国官方大为光火：7月，维基解密网公布了77,000份关于美国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的文件；紧接着它又在10月公布了40万封关于美国在伊拉克作战行动的机密文件； 这些外交密件中有对外国权贵直言不讳的描述，充满了冷嘲热讽的调侃，偶尔还有细致的分析。迄今为止，牵涉面最广的，当属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授权对联合国官员的监控。 对于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的态度，在政策制定层面可能会发生根本改变，从而对草根使用互联网具有深远意义。 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紧密之际，“泄密门”（cablegate）的正面结果可能是会引发每个国家就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外交政策进行公开讨论。而令美国政策制定者畏惧的负面后果，则是这种未经许可的泄密，将对成功结束久拖不决的战争构成阻碍。十年之后，除了历史学家和外交人员，泄密资料的详细内容将会被人们遗忘。然而，对于外交策略来说，很显然，国家内部沟通以及国家之间沟通的惯例，必须适应“后维基解密”（post-WikiLeaks）时代。更重要的是，直接关系到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的种种看法和规范，在政策制定层面可能会发生根本改变，从而对草根使用互联网具有深远意义。 人们不再会认为，不受约束的互联网只是那些受中国审查制度激励的中亚、中东和非洲的秘密威权政体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正是民主国家既有的政治自由以及全球公共权力的缺失，才会让造就像阿桑奇那样的人。这些人要在威权政体国家狡兔三窟，可能将面临重重困难。 由于民主世界的秘密比威权世界的秘密更容易泄露，因此，公民社会激进主义已对所有国家的民族利益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12月上旬，美国参议员约瑟夫·李伯曼（Joseph Lieberman）向亚马逊（Amazon）施压，让其停止向维基解密网提供服务器支持。亚马逊否认它作出这一决定是源于政治压力。当然，一个公司是可以选择所服务的客户的，但是，为巴洛式的网络空间（Barlowian cyberspace）提供服务器支持，就不仅仅是商业行为这么简单了。维基解密网的批评人士质疑将网络空间当作公共空间这一理念，这种观念认为网络空间应该是开放的、不应该被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或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所隔离。 巨大讽刺：如果政府的反应是控制网民的活动，那么维基解密网的全世界信息透明的理想，可能将会很难达到。 对于高科技信息社会、威权国家或是民主国家，能够遏制“维基式趋势”（Wiki-tide）——由偏执的个人所形成的无确定组织形态的集体间的合作——的唯一方法，在于采用更严苛的国家规制以及开展国家间新的合作，从而构建一个更容易管理和更稳定的信息秩序。 互联网全球治理只有在民主俱乐部成员之间才有可能。尽管国内公共舆论使得互联网全球治理几乎不可能实现，但在威权—资本主义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的官僚机构之间，可能还是会达成一些实用的、技术统治的默契，以防范最激进的网民。 稳定与安全，无论是对威权国家还是对民主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因此，政府对于维基解密网的反应，可能会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言论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弗兰克·拉鲁（Frank 随维基泄密而来颇具反讽意味的事是，就那些试图控制网民活动范围的国家而言，不论其政体性质如何，如果这些政府的反应成为一种新的信息秩序，那么维基解密网可能将越来越难以达到全世界信息透明的理想。 对于已经建立起民主的国家来说，要下很大的力气才能说服她的人民，还有中国人民和其他处于国家控制的宣传媒体机构支配下的人民，让他们相信，对西方社会信息流加强管制、对威权国家想要控制自由言论的控诉都只是欺人之谈。 对于外交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发明高科技加密手段，并就文件分级和谁有权阅读这些文件，拟定更为灵活的管理章程。由于大量安全检查部门人员都有权阅读这些文件，美国机密文件的泄密是自食其果。上述情形很可能会发生改变。宣传性公共外交进入“2.0”时代、加强利用私人使节、减少网上发送报告、更加注重组织忠诚——这些已经在着手进行。 维基解密事件也许为公民反抗开启了新的篇章，使全球公民社会的观念比以前更有意义。 “维基解密”网最新一波的泄密，让我们注意到，官僚机构中最薄弱的一环在于个人。在这次泄密中，他的名字叫作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在社会媒体时代，只需要一个不忠诚的或是良心受到谴责的雇员，一个技术高超的“黑客分子”，就可以将大量加密的信息散布出去，而这在互联网之前的时期自然是不可能发生的。国家间的外交行动往往是高度敏感的，但由于社会在线网络和商业在线网络激增，对于叛变的组织和个人，现在就有了无数的可能性来揭露、破坏和撤离。随“反恐战争”而来的争论是，强势和目标难以达成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它是精英政治和高度民主为什么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的原因。 在今后的历史著作当中，9·11之后的“反恐战争”以及接下来立法保证美国本土安全，毫无疑问将被视作恢复虚拟领土的第一步。第二步可能以2010年“维基解密”事件为开端。至于结果，目前还不确定。 可以预见，政府将针对公民记者的活动起草法律。公民未经许可收集泄密文件，将会被看作非法行为。另一个很有可能的结果是，政府将会在更大范围内窃听、监控和收集公民信息，这比现在所能接受的范围要广更多。 从巴洛式的国家政权不干涉网络开始，经过“维基解密”事件为传统外交执行电刑，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让处于防御地位的单一民族国家及其联盟，不得不采取民族主义的公共外交，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打击愿意为那些被列为异端的政治和公民激进分子提供支持的企业，以及在开展双边关系时更加注重保密。 然而，“维基解密”事件，也许为公民反抗管制可能更多的世界信息秩序开启新的篇章，使得跨国和全球公民社会观念比以前更有意义。 具体的现实世界，这些令人生厌的巨人，将予以反击。虽然如此，存在于所有信息社会中的年轻人的/下级部属的行为模式，将会继续试图摧毁国家控制的根基。在反对世界国家的行列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跨国公民社会站到了前面——它们无迹可循却又无处不在。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作者、译者与出处——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 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瑞典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网络之后，民主之前：中国媒体和社会的竞争性规则》（“After the Internet, Before Democracy: Competing Norms in Chinese Media and Society”）作者。点击这里阅读摘要。电子邮件：johan.lagerkvist@ui.se or @Chinaroader Rights:版权信息：耶鲁全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0年 (责编：YeLin) |
维基解密之劫——下篇
时间:2011-01-17 来源:耶鲁全球 , 2010年12月08日 作者: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译:龚智慧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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