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气候研究者称，不即刻采取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将危在旦夕。他们敦促当代人做出牺牲，与未来人共同承担代价。然而当下采取的防范措施要在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才会发挥作用。其权力依赖于安抚公民的政治家们否认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或者人类活动须对气候变化负责。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哈坎•奥尔蒂奈（Hakan Altinay）说，推己及人是历史上衡量正派行为的颇有适应力的基准。他基于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若干组织原则设想了一种体制：各国能够采取一些惠及全球的妥当措施，而不显露各国得失依据的琐碎、变动的细节。奥尔蒂奈赞赏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指出在发达国家领导人中只有她支持这些原则。否认气候变化的那些人将被历史唾弃。——耶鲁全球

否认气候变化的那些人将会被历史唾弃

伊斯坦布尔：气候变化是人类面对的最棘手的挑战之一。我们必须更改我们的消费模式、可能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以便有机会遏制这个可能改变文明与地貌的问题。

然而，因今日的选择而生的欢快与那些选择酿成的苦果之间有着30年的滞后期。

鉴于数十年后将会出现的恶劣天气、气候变暖和海平面抬升，人们被要求放弃驾驶高油耗汽车和遥远的异国风情游的便利。纵然有各种关于严重健康后果的骇人警告，但全世界约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仍在吸烟，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人们鉴于未来的代价而部分放弃今日的欢娱的能力。就吸烟而言，无论欢快抑或痛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人的。

然而就全球变暖而言，要摒弃的欢快是属于个人的，但那些代价却是未来人们普遍崩坏的生活。我们被要求摒弃个人的欢娱，目的在于避免他人的痛苦，而我们很可能永远不会碰见那些人。所有国家均被要求做出牺牲，而作弊的诱惑甚为强大。

为了与气候变化作斗争，我们被要求摒弃个人的欢娱，目的在于避免他人的痛苦，而我们很可能永远不会碰见那些人。

在其中，改变习惯的代价首当其冲。我们过去成功得以遏制臭氧消耗这一类似的集体行动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必要的技术变化没有牵涉高昂的成本。就矿物燃料而言，碳氢化合物远比碳氟化合物容易弄到，而当前碳氢化合物的成本远小于它们实际的环境代价。因此，一种低碳的未来生活乃是更为严峻的挑战。

由于坎昆气候峰会（Cancun Climate Summit）近在咫尺，研究者与政治家们将会向全球公众抛出有关从各种基准年度（1990年，2005年，或2010年）起算的减排要求与反要求、令人眼花缭乱的碳浓度（carbon-intensity）许诺以及与最终后果不相称的常规发展模拟评估。能源生产、土地使用和森林采伐的语言将让人无法理解。假如大多数人对此还加以理会，那可真是奇迹。

同时，基本的事实令人寝食难安：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超出可持续发展的尺度。假如我们对遏制全球排放无计可施，我们就可能引发这样的连锁反应：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释放出甲烷，而我们无力将气候变化控制在可以忍受的水平上。无论随性而为抑或竭尽全力，我们的领导人们决定：将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乃是理想状态与可行状态间的妥当平衡点。全球科学界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排放了超过400亿吨温室气体，假如领导人们真把2摄氏度的目标当回事，在40年内排放量必须降到200亿吨。如何在谋求更舒适生活的不断增长的人口中分摊这有限的200亿吨排放能力，颇为棘手。

是否有一种简单且得到普遍接受的经验法则，能够指导我们进行负担分摊呢？

推己及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适应力的正派行为基准。在康德那里，在《圣经》旧约和新约里，在非洲的乌班图（ubuntu）那里，在印度教的天下一家（vasudheva kutumbakam）那里以及其它哲学宗教传统那里，我们都能找到类似的信条。

我们如果不遏制全球排放，就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无力将气候变化控制在可以忍受的水平上。

哲学家约翰•罗尔斯为我们提供了最新也最具创造力的适用该准则的方法论。罗尔斯提出，我们在一种假设的原初平等地位上，“无知之幕”背后——这使得任何个人或国家都不知道其社会地位，或资产和能力分配上的运气——对一个社会的组织原则达成一致意见。这一思想实验的要旨，在于确保各方在无知之幕背后所同意的那些组织原则不会被设计用于支持任何特定条件。这些原则将是公平协商与合意的结果。

倘若各国要运用罗尔斯公式，在无知之幕背后所达成的逻辑上的协议将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居民中平等分配温室气体的安全排放水平。这将会要求种种激进的变化，并且可以有10年的宽限期。那些在宽限期之后还想超出其公平份额进行排放的国家，只有在建立起可持续、可证实且可测量的掩埋计划或从他国收到排放信誉后才能这么干。发达社会可以通过向其它社会提供清洁的生产技术、减排技术和接纳技术来获得排放信誉，但基本规则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德国总理默克尔奉劝富裕世界的其他国家，皇帝并没有穿衣服——我们当前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

这在世界上某些强悍有力且桀骜不驯的角落里似乎比较牵强。但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清楚地申明，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资格排放等量的二氧化碳，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必须基于这一根本准则。她借德国作为G-8和若干联合国会议主席国的机会重申了上述颇具胆识的观念。以默克尔的言论为契机，当时的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主张：地球上的每个人原则上都有权排放相等且有限数量的二氧化碳，并且气候变化过程表明了世界各国如何相互依赖。在2010年度报告《以2摄氏度为最大值的气候战略》中，默克尔的首席气候科学家汉斯•约阿希姆•舍尔贝格尔（Hans Joachim Schellnhuber）重申，“人人平等排放权”这一分配原则是公平的负担分摊经验法则。

在发达经济体领导人中，默克尔形单影只地阐述着显而易见的事实。要领会默克尔的胆识，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多年以前我们如何被告知美国的生活方式容不得讨价还价，无论其它国家出现什么状况。其它强国的首脑依然不愿直面历史的和当前的责任。

事实上，默克尔告诉富裕世界的其它国家，皇帝并没有穿衣服——不把人均排放降低和等量化，我们当前的生活方式就难以为继。我们不可能一直对这个事实熟视无睹。对那个等量的人均排放，我们在未来一些年中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但这是拥有足够的道德和大众庄严性以获得必要全球共识的唯一准则。反对该准则的那些自私的、专断的甚至野蛮的理由俯拾即是。然而不存在全球范围内合法的和广为接受的理由。谁反对该准则，谁就有被历史唾弃的风险。

默克尔已经比他人更加竭尽全力地阐明其它强国充耳不闻的显著必要事实。

到2050年将我们的人均排放量降至每人2吨，这任重而道远，并要求多项技术突破。为动用市场和人类精巧创新的威力，我们需要一种有关价格和市场激励的可预测的框架。在如何应付这一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方面，德国的政治领导人和科学家给出了最具说服力的提议。我们需要倾听他们的声音，并允许人们投身于推动技术进步这项紧迫事务。

2009年，诺贝尔奖评委会公开总结说：面对其前人多年来的狂妄和欺骗，谁能有力地说出真相，谁就有理由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倘若适用这一基准，则默克尔已经比他人更加竭尽全力地阐明其它强国充耳不闻的显著必要事实。因为她向强国果敢且坚决地说出这一致命真相，她理应得到我们的关注、尊重和“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