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为我开车的司机极力刹车，但还是太晚了，车子撞上了一辆摩托车。两车相撞后，摩托车主竟然奇迹般地没有受伤。他从地上爬起来，大声嚷嚷着说错不在他。毕竟，谁不会时不时地在走错路的时候不顾盲点，疾驰着来个掉头呢？

中国人对待生命安全的态度经常令国外的外派经理们倒抽一口凉气。“这真是个问题，” 上海一家西方化工厂的经理说。“在工厂里你制定了各种严厉的工作准则，但是一旦工人们踏出工厂的大门面对的就是完全不同的氛围。如果你让谁系上安全带，他们都会嘲笑你。”

但西方外派经理在中国的日子可比他们的上一代要好过得多。他们不用再挤在乏味的旅馆里，忍受毛时代的餐饮和服务标准。如今能供他们消费的东西几乎应有尽有：蛋酥和寿司，带花园的西式别墅，还有著名的私立学校供他们的孩子就读。（英国两所贵族学校哈罗学院和达利奇学院在北京都有分校。）

中国的空气里或许有沙尘，审查制度或许令人厌烦，早上四点钟与美国总部开电话会议既冗长又乏味。但是除了这些，这里的生活还是很滋润。而且在中国做生意可能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令人兴奋。

“我们干得漂亮！”另一个西方主管激动地说。他的公司销售“各种生产东西的机器设备。”当然了，他们的产品经常被人剽窃。“他们只用一台激光扫描仪就把产品复制走了，”这位主管无奈地耸耸肩。但是好在中国对生产东西的设备需求量极大，足以弥补公司大量知识产权被盗用的损失。公司的销售额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让这位西方主管心仪之至。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惊人的增长速度激励着一群商人登上飞机、一涌而入，有的还迁居至此。西方跨国公司把他们最有抱负的主管们派到中国，让他们在这里寻找新的供应商、建立工厂或者直接把喷气发动机和威士忌酒卖给中国人。

跨越千山万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外派经理则走上另一条道路。中国的公司日趋全球化。它们在非洲争夺石油和铜矿；它们在美国和欧洲搜寻投资机会；它们开始在全世界设立办事处。自然，这些公司会派中国的主管们来经营国外业务。

中国主管们侨居国外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他们也是中国力量的象征。以前的移民潮逃离中国是为了摆脱这个国家的贫穷、暴乱和专制统治。他们寻求的是在别处能过上更好的日子，通常他们都找到了这种地方。抵达外国时这些出逃的移民一无所有，但是通过自己的才智和辛勤劳动得以过上富足的生活，此后他们大多会永远定居于在国外。

但是新一代的中国外派经理与他们不同。新外派经理被派遣到国外是因为他们就职的中国公司在扩张。抵达外国海岸时，他们有工作和薪水作保障。而且他们的任务是暂时性的：他们都期望着在国外工作上几年后就回国。

中国侨民的情况和西方外派经理有几多相似之处，不过不一样的地方也很明显。在中国的西方外派经理们一般都是从一个民主自由但经济萧条的国家来到中国这个专制政府统治下的经济快速发展体。在西方的中国外派经理，情况正与此相反。每一趟旅程都有它独特的挑战。本文并非科学论证，而只是展示在中国的西方外派经理和欧洲的中国外派经理的生活对比。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本文所有受访的在华西方商人都不愿在文章中公开姓名。要触犯共产党的底线轻而易举，但是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中国的规定并不都是透明的，”“詹姆斯•史密斯”（化名）感叹。他是西方一家化妆品销售公司的在华主管，这家公司通过组建本地的销售网络实现运营。公司的销售人员上门推销，缠着遇见的人买他们的口红和洗发水。这些销售员自己也可以再招收销售员。

这种“多级营销”模式（人们一般通称为直销）在很多国家都是有争议性的，但是在中国的争议性尤其明显。一些官员认为这种模式给“和谐社会”造成了某种威胁——“和谐社会”这个标语是由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大意是指“共产党不同意的事情极少发生的社会”。

多级营销的经营只能在严格的规章条件下进行，为的是剔除诈骗犯。举例来说，营销公司必须拥有实体店，这样一来对公司不满意的员工和顾客就有个可以抱怨的去处。

史密斯先生说，他们非常乐于遵守这些规定。但是事情不像在西方那样简单，因为中国的成文法律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向导，能让人搞清楚哪些事情是政府允许的，哪些事情又是它禁止的。有例为证：招收学生做兼职销售人员是否合法呢？就史密斯先生所了解，这是合法的。但是当他手下的员工开始在一所大学里招人的时候，却激起学生家长的强烈抱怨，而政府站在了家长那边。这就很明确地表示史密斯先生的公司已经越过了一道看不见的线。“我想这就是儒家的做事方法吧，”他深沉地说。中国的民众认为教育价值很重要，任何可能分散学生学习精力的事情都会招讨厌。现在史密斯先生的公司避开招收学生。

政治是中国政府的又一个敏感点，这个说法无足为奇。外国公司必须忍受，实际上还要辅助在他们的中国分部建立共产党的支部。与西方国家不同，公司组织的大型会议在这里都会受到怀疑。直销公司常常为销售人员举行工作动员会。在民主国家，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是一群贩卖减肥草药的不法商贩想要聚集在一起鼓吹自己的减肥疗效，政府确实无动于衷。但是中国政府把所有不在它控制下的集会都看成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如果参与集会的人组织有序，激情澎湃的话，他们的嫌疑就尤其得大。

每次史密斯的公司想组织一次超过某个规模的集会，它就必须首先征得当地政府的允许。“我们永远猜不透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史密斯说。当公司得到允许举办一个大型会议之时，史密斯猜测警察局派了间谍来监督他们，以确保会议没有颠覆性的言论。史密斯补充说，像很多西方主管一样，他的公司也热衷于“与中国政府建立长期互信的关系。”

在中国政府要上演一场引人注目的活动期间，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些规定就益发严格起来。世博会期间，当局政府以非正式方式告知，任何超过40人的集会活动都会让政府蹙眉。任何扰乱世博会的活动都会丢中国当权者的面子，而他们可不喜欢丢面子的事。

不谈所有这些麻烦，史密斯说他还是乐意在中国工作的。他喜欢这里的人。他喜欢这里的食物。而且他看到本地人对“老外”（外国人）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好。几年前，史密斯和他的中国太太在外省老家，不论他们什么时候走在一起，都会被好奇的人围观。现在别人几乎都不会多看他们一眼。夫妇种族不同，已经没有那么引人注目了。

史密斯先生对他的中国销售团队赞不绝口。直销在美国通常是一个人的兼职工作，而在中国，直销是一份全职工作。中国人一般都有一张覆盖家人、朋友和同学的广阔的关系网，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利用这些关系。“这种现象深植于中国文化当中，”史密斯说。在家庭聚餐时，中国人会向家人寻求帮助或者兜售生意经，他们对此不会不好意思。“那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史密斯喜滋滋地说。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经济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上一代中国人身着单调的连体工作服，口袋里空空如也。而今，几百万个中国人能买得起昂贵的外国化妆品来搭配他们的Gucci连衣裙。史密斯先生引用了他们公司的年销售增长额，这个数字足以令人目瞪口呆。

冲出异族重围

很多在西方的中国外派经理的生活就没有那么五光十色了。先从食物说起。威廉姆•苏想找一个讨巧地说法来描述英国肉饼，“很干，而且没什么味儿，”他如此说。他承认英国食物不像30年前那么糟糕了。但是伦敦的物价奇高，而中国的外派主管，尤其是隶属国有企业的主管，不像在华的西方外派经理那样享有丰厚的薪水和福利。

在国内，中国经理人雇着保姆。“他们不习惯自己做饭，”身为一家电信公司主管的苏先生说。当他们被派往富裕的国家工作时，“他们甚至不得不自己清洗厕所，”苏先生自嘲地笑起来。

苏先生在伦敦的生活比很多其他中国外派经理要好过。他的英语极好，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他曾在英国一个寄宿学校就读过。（“那里就像个监狱，”苏先生说：学校周边都是奶牛、成群的田地，到最近的市镇去也要步行45分钟。）他也曾在伦敦的帝国理工学院上过学，他比较享受那段生活。

直到最近，苏先生一直是中国国有大型电信公司——中国联通公司欧洲子公司的首席主管。（他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的高级顾问。）他不只监管中国联通公司在欧洲的业务，还包括其在非洲的业务——非洲这片大陆上现在挤满了思乡情切的中国人，他们想要给家里打电话。苏先生的很多工作是和欧洲公司合作，这些公司使用中国联通的固定电话线和移动电话基础设施，让欧洲和中国能够通上话。

被派往西方的中国公司主管们通常不会带家人同行，据苏先生观察：“他们没有那种为孩子的教育和妻子的购物买单的全家外派薪水礼包。”这使主管们的侨居生活孤单又沮丧，除非他们年轻且单身，英语流利还喜欢交际才能避免此类情况。

在中国，国有公司的资深主管都是大人物。服务员和接待员在他面前毕恭毕敬，连警察也会敬他三分。在欧洲他不过是某个身着西装的中年人而已。

作为中国联通公司在欧洲的主管，苏先生领一份微薄的薪水和一笔小额生活补贴金。他说自己的补贴仅比大部分年轻员工多出30%。他之所以能在伦敦生活地较为安稳仅仅是因为他做些投资。他创立了一个名为“北京在线”的小型网络公司，并且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把它卖掉了。他还有一些房产。没有这些做铺垫，他在英国的生活不会像现在这般安逸。

在华的西方外派经理一般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来这里的。他们中有些人为中国文化着迷，大部分人来中国是为了赚大钱和为自己的简历增光添彩。西方跨国公司感觉有必要在中国露个脸，且由于中国是个充满陷阱、又有掘金潜力的国家，他们经常把公司最有能力的员工派来这里。沃尔玛的全球采购中心建在中国深圳市，去年恒生银行的老总把办公室从伦敦搬到了香港。在中国工作的经历也可以帮助西方主管升入公司的高级管理层。

然而反过来情况未必如此。中国的主管们，尤其是国有公司的主管，需要通过结识合适的人来赢得升职机会，但是这些合适的人都住在中国。即使你远离这些关系只不过几年而已，他们也会变得冷淡，你也就失去了升职的机会。苏先生说，如果你是一名驻外的资深中国经理人的话，这可能就意味着你在国内的表现不佳。他补充了一句，如果你在国企工作的话，你又不能拒绝派遣。

中国年轻的白领职员们可能会喜欢派遣到国外的冒险经历。他们中的一些人想了解别国文化，提高英语水平，逛逛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通常就是找找乐子。有人和西方人谈起了恋爱，下决心留在此地，如果他们能骗得一张签证的话。

苏先生认为中国外派经理中的女性通常比男性生活得好。（可能她们觉得欧洲文化中性别歧视问题没那么严重，也可能她们的桃花运更佳。）与女性经理相反，离家在外的男性经理迫切希望他们的外任期结束。

很多人为语言所困。苏先生的有些外派经理同事几乎不会说英语，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大麻烦。北京地铁上有很多英文标志，但是如果有人想在伦敦地铁上找到个中文标志的话，那就祝他好运吧！

中国公司需要本地销售员工来把产品卖给英国顾客，但是它常常难以招到本地人。本地人需要先对中国有正面的感情，苏先生说，而且如果他们能学习中文的话，那真是帮了大忙了。但是此类人可以为驻华的西方公司工作赚更多的钱。

在西方，所有中国外派经理都一致欣赏的是这里的空气。“空气清新多了，”苏先生说，“所有人都在评论这个。”英国人也很友善。他们非常有礼貌，苏先生继续说。当你进到一家商店，你不会感觉有谁怀有敌意。“但是如果你去一间酒馆而且和他们辩论中国政治的话，那可是困难重重，”他说。

更透明，更干净

关于在欧洲的工作，另一个需要补充的是，这里的商业管理规定都相对直接。“所有事情都是透明的，”苏先生说。如果你想得到一份许可证来做点什么，你不需要花钱贿赂政府官员或者雇个中间人，“你只要从网上下载一份表格再申请一下就可以了。”

公司之间的关系也简单得多。苏先生说，在中国，公司认为顾客只会从他们喜欢的人那里购买商品。所以这些公司花费大量的时间在豪华餐厅的雅间内宴请和说服他们的客户购买商品。西方公司也会这么做，但是不会做到那种程度。

合作礼节的差异性是一个雷区。苏先生说，如果一位中国卖家对产品做了一番介绍后，顾客问了很多他无法回答的问题或者指出了很多产品潜在的问题的话，这位中国卖家就会忧心如焚。他会认为顾客不喜欢他。但是如果这位顾客是个西方人的话，他的做法可能就仅仅意味着他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而已。“这里的人们关注事实，而不是人，”苏先生说。

苏先生指出，中国外派经理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外对中国公司的看法都很负面。”“大部分中国人归咎于媒体，”他补充说。中国品牌在国外市场缺乏声望。在国内，所有人都知道中国联通、联想或者中国银行，但是大多数欧洲人都难以举出一个中国品牌。

另外一点，西方人倾向认为他们的公司更加卓越。他们认为随便一家大型英国银行都比中国银行的名号要响得多，虽然英国的银行正深陷金融麻烦之中，苏先生说。这种态度使中国的商品难以直接卖给西方顾客。（自然，当以下基本事实得以改变的时候，这种老套的见解也会改变。如果中国商品的质量能提高，西方顾客最终会注意到它们。问问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就知道了。）

在老工业化国家，大量基础设施都很破旧。伦敦地铁于1863年开放，你可以想见现在它是个什么样子。货车甚至都没有合适的空调系统，苏先生抱怨到。他承认英国的公共交通网几乎遍及所有地方，但是并不太准时。在中国，一切与此相反。

最后一个令中国外派经理头疼的问题是，当你搬到一个残酷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时，你遇到的工人也更加盛气凌人。欧洲的苦难大众有时候会进行大罢工，导致大街没人扫，上班族没有车可坐。苏先生说，虽然在中国的某些工厂也会有停工现象，但是没人到公共场所举行罢工游行，“如果有人这么干的话，那他就有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