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去找寻一个多极化在何时突然成为现实的迹象，你还不如去纪念这一天--世界上两个最热衷于扮演国际主义者的新兴大国巴西和土耳其在今年五月联合宣布，他们已经以中间人的身份介入到与伊朗关于核燃料交换的磋商当中，此举（尽管有些悲哀，而且没多少实际意义）或许为以和平方式打破僵局铺平了道路。土耳其和巴西既不是超级大国，也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永久席位。不过，正当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鼓吹要将焦点重新放在多边政策上时，不断崛起的大国们也提醒着我们：对等级制度的尊重以后不会出现在它们当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议程里。

　　数十年的时光流逝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就在将近二十年前，见证过柏林墙倒塌而后又亲眼目睹苏联解体的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站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花岗岩讲台上，对与会人士宣告了“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即将到来。在这个秩序内，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将会用“法治原则（rule of law）替代丛林法则（rule of the jungle）”。二十年后，我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新新世界秩序”（new new world order）和老布什以及大多数美国人当初构想和期望的图景却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当然，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过，它的影响力正在遭到削弱，因为其能力的发挥受到阻碍并且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抵抗，只要我们看看伊拉克和阿富汗就会清楚这一点。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不再成为一对必要的组合，在很大程度上，前者甚至会危及到后者。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欧盟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竞争者，中国依靠在硬软实力方面实施的各项举措迅速崛起，使得世界已经快速地呈现多极化。奥巴马在今时今日不会再随随便便地作“世界新秩序”那样的演讲，因为他得先与在布鲁塞尔和北京的领导人进行商议后才能定夺。至于民主这个话题：“与威权国家资本主义打交道”（Meet authoritarian state capitalism）这个新近流传的用语强调了，每个国家在今天都可以去追求各种非西方式的选择。不再有人谈论《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讨论着《北京共识》、《孟买共识》，甚至讨论着被半开玩笑式命名的《法裔加拿大人共识》（the Canuck Consensus），这些共识为获得全球精英的心智而相互竞争着。

　　这是一个多元结构的世界，不是一个联姻结盟的世界。全球化意味着没有必要再去选择某个阵营。看看那些海湾国家，他们和华盛顿做着价格不菲的军火交易，购买武器使他们的石油美元得到循环利用并且可以阻止伊朗的图谋；与中国签订数额庞大、涉及更多石油输出的贸易协定；还有和欧盟就有关货币安排方面的事务进行磋商。如果你对于处理现今国际关系普遍缺乏远见的状况持有任何疑问，那么只要仔细想想美国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停止与以色列共同生产武器的惩罚案例便会了然于胸。每个人都在玩着那些看上去像是永无止境的单循环“囚徒困境”游戏。

　　老布什当年选择在联合国演说是基于一个原因：美国是卓越超群的强国，而他自己倡导多边主义。在冷战期间处于瘫痪状态的联合国如今有机会在全球治理事务中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也是创立它的初衷所在。联合国并非就代表了多边主义，它充其量不过是多边主义的一个表现方面。独立的功能性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变得更加重要）是我们仅有几个起作用的全球机构，但它们也只具备经济方面的性质。然而，二十国集团几乎达不到它们所宣传的新型“世界指导委员会”（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world）的标准。就在最近这次首尔峰会召开之前，世界各国领导人将美国建议对经常账户盈余和赤字进行协调的举动描绘为“愚蠢行为”。安理会早已不再具有合理性或是有效性，改革在目前来说也几乎不可能。正如我们在今年所得到的痛苦教训，联合国无法促成一项全球气候协议，也无法使世界达到“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规划。对于每个问题而言，如今有数个专门机构来负责处理，比如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等等，它们大多得保证自身的资金供养以及按照自己的步伐向前迈进。

　　与多边治理息息相关的事务通常发生在地区层面，并且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不论是根基深厚、超越国家的欧盟，焕发活力的东盟，还是初生成长中的非盟皆如此。每一个组织均是按照自己成员的关注重点以及发展水平在构建地区秩序。有关苏丹和索马里的问题，正是由乌干达领导推动着在新型外交和维护和平方面的进展。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联盟正在考虑让维和部队前来进驻。至于伊朗，土耳其现在正发挥着主导作用。

　　1990年，全世界都相信国际化势不可挡。然而，与此相反，当全球化将权力赋予众多从公司到非政府组织，再到宗教团体，超越国界的非国家机构之后，这一结构已被改变。因此，今天的世界是以各极相互重叠以及争相要求获得权威和合法性为特点。盖茨基金会每年支出的善款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多。尼日利亚的村民们希望壳牌公司送来的是货物，而不是他们的政府。乐施会（Oxfam）比反对派更能对英国发展署的特权进行限制。

　　美国与联合国都不能扭转这一发展趋势。在过去的每年里，通过“达沃斯论坛”和“克林顿全球倡议”（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达成的协议已经变得比在国际峰会上所作的空洞声明带来的缓慢进展更为重要。这些场所正是构建“世界新新秩序”的地方，而且秩序的构建是由下至上进行的，而非从上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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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是新美国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该基金会美国战略研究课题下的全球治理倡议。他曾经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并且供职于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2007年，出任美国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特种作战部队高级地缘政治顾问。他曾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和《外交政策》等全球知名刊物撰写过稿件，并写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