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超越美国，以至于研究美国成了一种非盈利的“企业”。这个“企业”的构成和运作不仅仅可以显示美国在中国对外关系中重中之重的地位，也可以折射这个“企业”的主人们对美国的心态和认知以及他们对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反应。研究中国的美国研究“兵团”，能让我们看到中国对外研究的方法与策略的设置及架构。

研究机构

目前中国大陆最为主要的美国研究机构以及团体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部分高校内设的研究中心、所、系等，第二类是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学会。相对而言，高校中的研究机构又占据了多数。由于中国高校正处于调整、转型的过程之中，因此，中国的美国研究、尤其是高校中的美国研究机构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中国高校的某些特色，既有优势，也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

自1980年代起，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一些外语院校相继设立了研究美国问题的所、系、中心等机构。目前，中国高校以“美国研究”命名的研究平台至少有十多家，其中，一类是专门的“美国研究中心”或“美国研究所”，另一类则使用了其他机构名称，如“系”“教研室”等。前者虽然也承担着一定的教学功能，但往往地更多强调研究功能。而以“系”“教研室”等命名的部门，教学的功能明显重于研究的功能，研究的目的既服务于教学，又服务于各种科研任务。

表1  部分设有美国研究中心的大学

注：作者整理。

在中国高校中，成立于1979年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学研究中心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机构。该中心成立当年就在全国招收美国学硕士研究生并于次年招收非学位研究生，1996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北外美国研究中心从招收第一届硕士生开始，就明确规定全部硕士课程用英语讲授，研讨与最后的论文写作也是用英语进行，这一原则一直坚持下来，该专业也成为国内极少数几个全部用英语授课的专业之一。

 1981年9月28日宣布成立的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美国研究和教学机构之一。[1] 该中心以中美两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外交、历史、法律及国际问题等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既起到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又成为我国培训美国学研究人员的重要基地。我国不少美国研究人员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

成立于1985年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也是国内高校中最早建立的专门从事美国研究的学术机构和交流机构之一。中心首任主任是复旦前校长谢希德院士，并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等领导的亲切关怀。2000年12月，该中心入选教育部第三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成为“美国研究国家创新基地”。中心在地区安全与军备控制、美国国会、中美关系、美国宗教、国际关系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得到了普遍认可。

表2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创新基地的六大目标（2006）

除了高校之外，在各种研究机构和研究协会也散布着一些美国学研究力量，其中又以社会科学院系统居多，另外就是属于军队系统的一些机构。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私人性质的美国研究机构。

中华美国学会是一个研究美国的国家级、综合性的学术团体，包括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内的有关学科的研究会都是该学会的团体会员。中华美国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领衔担纲，秘书处也设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该学会负责协调国内研究美国的各专业性团体和机构的学术活动，发展中国的美国学研究。中华美国学会成立后，不仅在指导各所属研究会的研究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组织中外学者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座谈。中华美国学会还通过不懈的努力，建立了出版补贴基金，缓解了美国学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近年来，仅美国史方面受到资助出版的著作就有十多部。

另外，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冷战史学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等均为全国性的学会，对美国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视。例如， 1979年12月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开展美国学的研究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非大学类研究机构中，享有盛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是中国最重要的研究美国的机构。该所成立于1981年5月，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展开着全面的研究。[2] 该所的三位前任所长李慎之、资中筠和王缉思都为中国的美国学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任所长为黄平。美国所下设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外交、美国社会文化研究室等次级机构。

除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以外，在非大学系统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美国研究所也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个美国研究重镇。该所的研究侧重点在美国外交与安全方面，近些年所出版的一些学术成果日益引起学界政界关注，凸显了它为政府决策服务的职能。在地方上，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也设有美国研究室（现已改名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及美国研究所），主要研究当代美国政治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美国对外政策，如美国的亚洲政策和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定位；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美国防务政策等。  

从中国美国研究机构的分布中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美国研究仍存在着三大缺陷或不足。

第一，中国大学系统中美国研究中心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专职人员不多、科研水不平不高、经费来源不稳定。有不少美国研究中心并非实体单位，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例如，成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是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但是到现在为止，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仍然是相对松散的非实体机构。

第二，中国现有的美国研究机构在设置方面还有“结构趋同化”的特点。 许多学校虽然努力建立起了美国研究中心、系或研究室，但在体制上并没有保障对这些新建机构的投入，人员欠缺，而且还没有相应的学术活动和成果，有的连最基本的办公条件都无法得到保障；另外，许多大学研究范围过于宽泛，不光要研究中美关系，还要研究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美国历史、美国社会，甚至美国文学、美国艺术，总之是越大越好、越全越好。

第三，地理分布极不合理。中国的美国学研究在地理分布上极不均衡。总结起来，中国研究美国政治、美国外交及中美关系的大学、研究机构的地理分布格局大致如下：

表4  中国美国学研究的地理分布

注：作者整理。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美国学研究的重心仍在北京和上海。在总共20家较为大型的研究机构中，有17家位于北京，2家在上海，其他的28个省市自治区则没有类似机构，只是在某些大学机构中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研究平台。四川省可能是个特例，与北京和上海两地之外的中国省市相比，四川的美国研究有着相当的优势，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有1家研究平台，隶属于四川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也有相当规模。但总体而言，内陆地区的美国研究平台还不多，研究人员数量较少，影响力也相对较小。

研究人员分析

新中国建国前后，先后有许多留学生冲破重重阻力和困难，从美国回到祖国。在这些人中，有浦寿昌先生[3]、著名经济学家浦山研究员[4]、著名历史学家黄绍湘先生[5]、刘绪贻教授[6]、杨生茂教授[7]、著名政治学学者李道揆先生[8]，等等。他们为中国美国学的最初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几十年后，在现在的中国，“一支老、中、青学者相结合的中国美国学队伍已告形成，其结构亦渐趋合理。前辈学者，壮心不已；中年专家，承上启下；青年学子，锐意进取。这是中国美国学的希望。”[9] 但是，不能不承认，当前中国美国学研究人员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大部分学者研究最多的是中美关系、美国外交、对外关系等领域，对美国国内政治等的研究都尚未形成重点，这也充分说明中国美国学研究的领域相对狭窄，需要继续扩大。

中国美国研究的学者队伍近年来日益发展，主要扮演着以下三大类角色：

第一类角色：美国形象的解读者。中国的美国学研究者的主要角色，就是通过研究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社会和历史等解读美国，帮助国人了解美国。以前，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我们简单地认为美国是“腐朽的、正在走向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这些研究者客观冷静的研究，中国人才越来越认识到，美国非但没有走向没落，反而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扮演全球领袖的角色；美国的民主制度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美国的经济虽然因为经济危机大受损害，但是美国仍然有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创新机制等。

第二类角色：美国思想及文化的传播使者。除了介绍美国的政治、经济、人文和地理等实物性的东西以外，中国的美国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传播美国的思想，尤其是学术思想。以国际关系学为例，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教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逸舟研究员和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为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阎学通近年来又致力于引进美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

作为思想及文化使者，中国的美国研究人员为了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主张获得公众的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还利用各种方式，如出版专著、撰写报刊文章、研究简报、开展讲座等，向各个层面传播信息，并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形成了一种有形与无形的“精英俱乐部”，增加了对政策的影响力。

第三类角色：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参与者。这批学者主要是研究美国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学者。在诸多对美决策过程中，来自高校、科研单位的一些学者直接参与了近年来的对美战略研讨和外交活动。例如，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来自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人员参与了一些内容的具体设计并承担了部分课题。

尽管国内一些专家已经开始参与决策，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专家、研究机构在对美外交决策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仍十分有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缺乏真正独立或民间意义上的美国研究机构。由于缺乏独立的研究机构，中国在与国外特别是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或机构打交道时往往比较被动、保守，没有合理的战略和策略。这主要是说国外特别是美国存在大量的民间智库或非政府组织，在涉及人权、环保、文化交流等方面直接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要加强与这些组织的交往，就必须建立独立的、民间运作的研究机构。中国的美国研究机构和专家应当逐步向多层次、多方位、跨学科、跨领域的方向发展，探索由企业、社会、新闻媒体、学会等非政府机构从事外交问题研究的路子。

第二，中国美国研究机构本身的“制度性缺陷”使得其参与对美外交咨询和决策的机会不断增多，但是发挥的作用和实际功效有限。首先，就体制看，中国的对美研究机构大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紧密依附于各级党政机关，因此这些研究机构必须在言行上与政治意识形态上统一口径，缺乏思想创造力。另外一个后果是这些研究机构存在一般事业单位的通病，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人员比例过高等。此外，现在不少研究机构的年轻成员因为外交“资深制”的存在而在事业上遇到障碍，很多美国研究单位在吸取优秀年轻人方面，缺乏强有力的“人才引进”战略。其次，从研究的旨趣来看，不少课题是由政府直接指定的，而不是由研究者或研究机关依照自身的兴趣、爱好和学业专长所定，往往是中央一个精神、领导人一句话传达下来，诸多研究所、诸多同领域专家竞相研究单一课题，以至于出现“低水平重复劳动”的现象。对此，美国问题研究资深专家资中筠指出：“在我国，外国问题研究比之其他学科有其特殊的敏感性，思考驰骋余地较小，更谈不到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即使对某个具体问题偶有新见解，也是欲言又止，淹没在大量的套话之中，棱角全无。”^[10]

第三，对美决策咨询的制度化建设落后，政府官员与专家学者之间的配合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默契。具体说来，一方面是指思想库内部机制是否能够更加健全和科学，另一方面，决策咨询是否定期、定向举行，决策者和思想库之间是否达成对咨询规则的认同。也就是说，思想库在决策体制和过程中是否能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单位，扮演着更为自主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

今天，一场类似一个世纪以前的新“进步主义”运动正在美国社会重新酝酿。不难想见，一旦奥巴马变革美国的理想得以实现，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仍将在全球化的世界上得以巩固。

由此可以预言，作为正在快速崛起并立志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美国仍将是我们打交道的最主要国家。要深入理解这个国家，中国必须构建更加强大的研究“兵团”来解读美国，充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