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22日和24日，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分别登载了由专栏作家梅根·麦克阿德（Megan McArdle）撰写的三篇文章，她在文中对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政策、环境问题及竞争优势发表了甚为悲观的看法，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莫非已快到穷途末路的境地？曾一度引以为傲的竞争优势业已成为一座供人追忆瞻仰的纪念丰碑？欧亚集团中国问题分析师马达明用切身感受交出了一份属于他自己的答卷。】

　　《大西洋月刊》的专栏作家梅根·麦克阿德上周在中国各地奔波的同时还不辞辛劳地发回数篇不错的新闻报道（顺便提一下，我当时也在中国做调查研究）。关于麦克阿德提出的某些观点，我觉得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评述。

　　1. 产业政策

　　的确，中国政府正在从日本这样的亚洲巨人那里学习产业政策方面的经验，这是因为他们看到日本在一套产业政策的影响之下是如何变得富有竞争力。日本有它自身的极限吗？当然。日本经济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形势或许是它现在经济停滞的症结所在。不过，我不会对这个问题涉足过深，因为我本身不是日本问题的专家。中国在现阶段与那个极限距离尚远。如果中国从日本身上汲取了教训，那么当这个国家接近那个可以感知到的极限（根据竞争力和部门增长的情况，由产业政策刺激形成）时，它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

　　同样处在一个具有相似之处的发展阶段，印度通常受到外界追捧，称其与中国对长期战略“规划”的偏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一直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硬件设施”的建设和政策的快速执行方面，由此谱写了一个亚洲新兴市场成长的迷人篇章，而印度的经济规模仍旧约占中国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关于印度在经济发展上将最终超过中国的原因有着各式各样的论调，印度已在“软件设施”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意味着它的发展从长期来看将更具可持续性。中国人时常对印度感到大惑不解，这或许是由于他们自己怀有的政治偏见所致，对存在于印度、喧闹狂热的民主政治总是摇头不认同。如果说日本式民主还较为受人欢迎，那么印度式的民主就...不过尔尔。

　　中国拥有13亿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搞一点点计划发展可能不算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如果你身处北京，就会有所体会。（如果你曾在十月“黄金周”假期的时候深入到中国的火车站，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充分地对这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内在的认知，因为景象实在让人难以置信）。虽说中国不大可能再回到昔日计划经济模式的老路上，但政府作为经济的参与者也不会这么快就全身而退。随着中国市场逐渐放开，政府扮演的角色也会最终被限制在“裁判员”而非“明星运动员”的位置上。不过，这些进程还有待观察。

　　2.能源与环境

　　和麦克阿德一样，我也是从华中地区返回到北京。抵达北京的那天让人毛骨悚然，整个首都笼罩在一片浓稠昏黄的混合污染物当中。也就是在同一天，这个状况激发了美国驻华使馆在其微博上形容空气“疯狂的糟”（crazy bad）。

　　从我在此次旅途以及在过去与他人进行的交流中，我并未察觉到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将减少污染与（发展）清洁能源结合在一起。尽管绿色科技在北京各地都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实际上，污染控制还是要受到中国环保部门管辖权的影响。这里已经有了一些控制空气污染的特殊措施，包括限制上路汽车的数量（同样也是出于缓解交通压力的考虑），监测（也许最终要进行）更细小污染微粒含量PM 2.5指数，以及出台一系列正在谈论研究中、用于进一步控制污染的环境税。我并不认识那么多抱怨空气质量的中国人，但我知道他们其实是在谈论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对于都市人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需要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一个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问题。

　　像上海和北京这类大都市的市长现在越来越为如何解决空气质量、交通以及生活空间等问题而绞尽脑汁。解决这类问题也是为了吸引人力资本，尤其是那些本国空气质量标准通常较高的外国人才。这让我想起了一次对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采访，他在访谈中坦承硅谷之所以兴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和自然环境。那些朝气蓬勃、精力充沛的专业人才也确实都想迁到旧金山湾区长期居住。如果北京也打算在中关村复制它自己的硅谷，那么空气质量需要获得极大改善，才能让人们对这个城市产生归属感。

　　绿色科技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战略性新兴领域，它可以培养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获取前沿科技，创造技术性工作的就业机会。不过，我个人并不同意中国政府正在考虑让再生能源来拯救这个国家的一切能源以及避免环境灾难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将在未来十年里成为核能的最大市场，可能会使其容量增长十倍之巨。水力发电也将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政府不会再幻想天然气之类的传统能源将有助于抵消对煤炭的依赖。政治意愿是否会以绿色科技的名义造成新浪费，就如同污染浪费一般？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是互不相干的。绿色科技不应被看作是治理污染的一剂灵丹妙药，但是可以作为一项竞争优势以及对中国渴望获得卓越技术的支持。

　　令人不可思议的8%经济增长指数的观念和其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联系不应该那么频繁地被散播宣扬。即使是中国政府自己都不太清楚增长水平和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关联，以及间接地与维护社会稳定有何关系。在这次金融海啸影响最为深重的时候，如果站在季度环比的基础上看，中国的GDP即使不是在更多时候，至少也有一个季度远远低于8%的水平。另外，还有约两千万名失业人员徘徊在这个国度里。然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中国共产党依然保持着执政合法性，就如同GDP的增速位于8%或是高于这个数值的时候。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两千万名失业人员似乎大多数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3.劳工

　　我只想简要地指出，薪酬压力确实正在递增，劳动力供给也相对缺乏，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这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实问题。中外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中国是否已经到达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如果到了这一阶段，考虑到现今和未来中国经济结构的状况，那么提高工资报酬将会成为既定事实。大多数农民工已经四十或五十多岁，也更愿意待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这一点对于采取更大力度改善中国内陆运输条件起到了推动作用。基础设施和交通物流均获得显著提升扩展，以满足这一变化趋势，高速铁路正是这项宏伟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对这次乘坐高铁列车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它的时速仅达到每小时326公里，比预先设计的最高时速慢了24公里。）

　　有一个对比或许对大家有所帮助，那就是思考一下欧盟这个例子，可以将其内部发达的欧盟国家如德国和法国来充当像上海、广东和北京那样的沿海巨人。当中国行动起来让沿海地区连接其他地区时，与将从德国到拉脱维亚的这块欧洲市场进行整合的举措相类似，尽管从上海到西藏其间地域存在的各种差异和不平衡可能要显著得多。

　　不管怎样，我都希望梅根和我有一天能够坐下来共同深入探讨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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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马达明（Damien Ma）是美国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中国问题分析师。其文章写作范围涵盖中国能源政策和气候变化、政治、创新、中美关系，以及社会/互联网政策等等，他也为《石板书》（Slate）、《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福布斯》（Forbes）等杂志撰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