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家应该允许共产党人去收购他们的公司。而有些人却声称这会使经济自由主义陷于一个荒谬的境地。但这只是共产党应该做的事，因为蔓延各地的中国资本应该让他的投资人受益，而世界本来就是一体的。”——“中国买下了世界，”11月11日的《经济学人》如是说。

　　这周的《经济学人》杂志用一整版的主文外加三页的文章报道了中国作为境外商业收购者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指出中国目前的国外直接投资仅占世界的6%，比起1914年英国的45%和1967年美国巅峰时期的50%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杂志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日益加强的联系是一件好事，而“拒绝中国的地方因此将有损于未来一代，也会对资本主义本身的自信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我们想知道资本主义是否对其自身——或者至少对目前的形式过于自信了。所有的体系都在演变，资本主义也不会永不改变。

　　今天资本主义的形式源于特定的环境。工业革命的技术决定了要进行大规模生产——例如建立钢铁厂而不是铁砧，而那创造了一种新的敛聚资本的需求。这在今天并不成问题。随着资本稀缺不再是制约全球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从一党专政的中国到市场狂热的美国在内的国家之间都在进行贸易往来，这个世界需要一个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驱动和传播创新的经济体系，它不再把资本看成是稀缺资源而给予优待。（事实上，随着主流经济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今天的金融服务行业正是缩减剩余价值回炉的机制。）

　　《经济学家》似乎仍然对资本主义信心十足。这在它“确信”这一章节中可以看出来，它断言没有人应该渴求中国拥有过多的所有权，“认为一个不透明的政府可能会主宰全球经济的观点并不吸引人。这样一来，资源就会由官员而不是市场来支配。催生决策的是政治而不是利润。”

　　让我们拿出两条明摆着反驳这一段话的证据来：

　　1．我们如此确定是利润而非政治应该促成所有的决策吗？我们认为，拒绝这个问题就是死守已经穷途末路的华盛顿共识。当然，在理论上把利润看成是丈量社会价值创造的尺度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只有当外部效应已经完全明码标价，反托拉斯完全得到强制执行以及规制完全保护公众的利益之时，这才会成为现实。在现实世界中基于市场的经济体，利润是唯一的标准，它导致价值从个人转移给了企业。如果你想让一个经济体服务于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参与者——而非虚设的个体——的根本利益的话，利润动机需要优先提供诸如社会公正、持续性以及健康等公共产品。

　　2．在利润驱动型的经济体中，政治一定要排除在运转良好的市场之外吗？这是另一个华盛顿共识的教义。但是当我们停下来一会儿去思考美国补贴玉米产业（更不用说从玉米中提炼乙醇的需求），或者设定石油消耗限额，是起诉还是保护微软，还是保护金融服务行业的结构这种种举动时，我们还能宣称这不是由政治驱动的吗？

　　我们并不是在试图与《经济学人》唱对台戏而宣称全球经济应该由认为国家去指导资本主义的北京共识来主宰。我们的观点只是国家vs市场根本就是伪命题。中国企业的决策并不都从北京发出。正如《经济学人》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以多种方式对市场进行回应。而美国企业并不在竞争中占优。同时，在新加坡，另一种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给出了不同的折衷方案。

　　我们所看到的是世界各地政府、企业和市场的角色频谱图——我们并不期望这幅图的范围缩水。置身于任何一个体系之中，你都需要去考察其他异类学说。但当你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正如当哥白尼“站在太阳上”去观察时，你将看到在另一个全球市场上，合理的模式将与另一种模式产生碰撞。而你将意识到这才是下一代资本主义应该去适应的环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