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参加的G20峰会已经在首尔落下帷幕，但并未制定出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计划。自2008年11月首次举行G20峰会以来，全球领导人们已经意识到，不一致、欠协调的政策刺激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但G20各成员国的做法却类似于从前的重商主义者，而不是21世纪的世界大国——后者会制定可行的策略，将各方都能人尽其职、物尽其用的合理原则付诸实践。因此，他们的做法正在招致一场新的灾难。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埃内斯托•赛迪略（Ernesto Zedillo）指出，“只要各方被困在重商主义这座高楼大厦之中，每一方的单边行动都有可能有效地打击对手，但也会自食其果，损害自身的利益。”赛迪略敦促各方开展合作，同时也建议各方阻止货币和贸易战争。——耶鲁全球

G20无法采取行动协调经济政策，对全球稳定构成了威胁

纽黑文：当G20的领导人们于2008年11月首次集会时，他们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他们承认，不一致、欠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导致自己当时试图遏制的骇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在2009年9月的匹兹堡峰会上，他们也精准地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们将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列为核心关注的议题，还为此制定了一个框架体系，以“保证财政、货币、贸易和结构性政策实现集体一致”。

然而，从匹兹堡传来的坏消息是，这些领导人所一致同意的、执行这一框架的方式是注定无效的。他们采纳了一种同侪审查机制（peer-review mechanism），仅仅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和秘书的角色。在此机制下，他们就算有能力，也不太可能提出强有力的政策建议，以有助于在首尔峰会上达成可以执行的协议。而这一协议正是他们在匹兹堡峰会上所要努力达成的。就这一目标而言，首尔峰会可谓一败涂地。《G20首尔行动计划》（G20 Seoul Action Plan）也并未向世界保证，在该峰会召开之前就已出现的紧张局势不会很快重现并恶化。

《G20首尔行动计划》并未向世界保证，在该峰会召开之前就已出现的紧张局势不会很快重现并恶化。

考虑到G20无法为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有效的解决机制，我们不难想象，全球经济失衡将会再一次扩大。这乃是由于财政赤字的发达国家试图克服自身的经济滞涨；而财政盈余的新兴经济体则坚持出口主导型的经济战略，因为这会为其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有力的经济复苏。更糟的情况是，这种失衡可能并未扩大，但因由却是错误的。如果每一个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一种以牙还牙的策略来反制其眼中的竞争对手，而最终，经济失衡没有扩大的原因竟是经济增长和贸易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又该怎么办呢？

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现在出现的争端有可能会引发这种最坏的局面。例如，有人指责中国以其他经济体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牢牢地坚持弱势人民币政策（weak renminbi policy），从而维持其出口主导型的增长模式。而中国也已经成为了惩罚性措施的主要靶子。美国国会有草案要求向中国施加有区别的进口关税；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进行限制，以阻止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抵消货币干预，从而打击中国自己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甚至公然建议，宣布对中国展开贸易战——这些例子都是在其他问题上通情达理的人民提出的举措。坦率地说，上述这些提议都不切实际，只会适得其反，甚至愚蠢至极。

从对方立场看，中国合理地指出，财政赤字的国家，特别是美国，需要纠正其自身的结构性因素（主要是储蓄率过低），这是避免宏观经济严重失衡再次出现的必要条件。但中国的错误却在于，否认自己也应当承担责任，修正经济失衡。

在首尔峰会的预备阶段，全球摩擦就比比皆是……货币战和贸易战的战鼓已经擂响。

在首尔峰会的预备阶段，全球摩擦就比比皆是。包括美联储新近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在内，许多官方货币机构采取的行动，或至少是发表的讲话，都清晰地打上了单边主义的烙印。货币战和贸易战的战鼓已经擂响。这可能仅仅是鼓噪喧哗，但也很有可能演变成各国认为值得一搏的真正的血腥战斗。其中的问题在于，恰如经典的两难困境所示，大量盈余和严重赤字的经济体正愈发成为重商主义的囚徒。只要他们被困在重商主义这座高楼大厦之中，每一方的单边行动就有可能有效地打击对手，但也会自食其果，严重损害自身的利益。

G20并未为眼下的困境提供合作解决方案。这乃是由于他们再次无法制定出一种可行的策略，将各方都能人尽其职、物尽其用的合理原则付诸实践。G20领导人们的失败就在于，他们没有真正地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其监督检查职能。他们的失败也在于，惮于清晰地指出，为了恢复平衡，赤字国家需要对内多储蓄，对外多销售，而盈余国家则必须对内多消费，对外少销售。

G20的失败还在于，他们没有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荒谬的观念：纠正失衡状况主要是G2，或者说是中美的议题。每一个重要经济体，无论是赤字还是盈余，都不仅有利益，而且有责任纠正宏观经济失衡。德国的情况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该国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状态。过去，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太多讨论，就是因为欧元区几乎平衡的经常项目将其掩盖了起来。德国必须削减其大量盈余，从而一方面有助于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另一方面提高其欧盟伙伴经济复苏的可能性。

G20领导人们的失败在于，他们没有真正地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其监督检查职能。

日本是另一个大量盈余的国家。它也必须积极采取行动，恢复全球经济平衡，并最终进行结构性改革，使自己不再大量依赖国外需求来维持本国经济活动水平。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那些大量盈余的新兴国家。这些国家会发现，调整其经济增长的更为健康有效的方法是：拉动内需、吸引更多的赤字国家向本国出口，并在这一过程中接受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的状况。他们也会发现，如果G20已经制定了其尚未制定的增强多边保险的机制，以便应对国际资产流动性不足的状况，那么后一种方法将更合意，也更有利于减小自己对高额外汇储备增益的胃口。

出于极为令人信服的社会原因，中国必须努力保持其高经济增长率。顺带提一下，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在总体上有利于世界，无疑也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然而，中国必须调整各项政策，使其适应多重结构性改革、更多的国内投资和更灵活的货币政策——但显然，中国无需唯美国和其他富国的权威马首是瞻。需要强调的是，中国非常幸运，因为它有能力通过加大投资来缩减其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而这种做法反过来也将有助于其经济增长。

毫无疑问，在各大国之中，美国的经济平衡计划最难实现。它必须一方面摆脱眼下困扰自己的低增长高失业的均衡模式，另一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有效措施，遏制本国国债迅速扩大。在首尔峰会上，盈余国家和赤字国家之间没能实现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美国自己。这种局面将使美国更难于在国内和国外层面恢复经济平衡。

对国际社会而言，合作解决全球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是一块试金石。

G20更有可能导致冲突和对抗，这不仅是因为其无法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因为其没有承诺于2010年完成多哈回合谈判（Doha Round）。G20的各国领导人们并未完成这项工作，将2011年的首尔峰会视为“至关重要的机会之窗”，相反，他们实际上可能已经关闭了在最需要时圆满完成多哈回合的大门。

首尔峰会的结果着实令人焦虑。合作解决全球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是一块试金石。其检验的是，随着未来几年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继续发生重大转变，国际社会是否有能力应对其他更为复杂的失衡状况。但结果显示，迄今为止，G20仍没有通过这一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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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内斯托•赛迪略，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墨西哥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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