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山素季一直被世人称为亚洲的纳尔逊·曼德拉，像曼德拉一样，她被广泛尊奉为希望和变革的象征。现在，许多外国观察家正在揣测，她的释放是否将为缅甸带来“曼德拉时刻”——压制终结的开始，迈向民族和解的第一项切实步骤。但这种类比有失偏颇。南非向多数统治的过渡与缅甸的民主斗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曼德拉于1990年2月份的释放，是一项政治改革进程的组成部分——这项进程始于1985年，是年，曼德拉首次会见种族隔离政权的代表——进而为一场最终导致1994年4月份大选的对话铺平了道路。非洲人国民大会（ANC）赢得了那场选举，当年5月份，曼德拉成为南非首个多数人支持的总统。

　　这样的改革进程在缅甸并不存在，当权者亦没有意愿与反对党派进行任何实质性对话。过去数年间，昂山素季与缅甸军政府的一些官员进行了几次被大肆炒作的会晤（经常涉及一些外国访客）。但这些会晤仅仅是出于公关目的，她于上周六的释放亦是如此。

　　缅甸军政府因自行解释法律而声名狼藉。只要将军们愿意，他们就可以将昂山素季继续软禁。但他们选择在缅甸备受争议的大选结束一周后将其释放。将军们或许早就预料到国际社会对此次大选的反应：谴责，不予承认。

　　只有中国和缅甸的东盟（Asean）伙伴称赞这次选举是重大且具有积极意义的一步。

　　然而，不足为奇的是，几个反对党和代表缅甸许多少数族裔的组织现在呼吁与昂山素季会面，以期为缅甸的未来绘制出一项共同战略。几个少数族裔区域的政治党派没有被允许角逐11月7日的大选，参与竞选的党派则抱怨称大选中存在欺诈及舞弊行为。但纵使反对派设法建立了某种统一战线，他们也不得不跟拥有一套不妥协议程的军方进行对峙。

　　如果军政府意欲对民主及少数族裔党派作出重大让步的话，它就必须改变缅甸宪法的根本原则，这套宪法是以斯大林式的手段，经92%的选民“核准的”。第121条实际上禁止了昂山素季女士出任任何政治职务，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外国人，她的两个儿子是“外国公民”，还因为她“触犯法律，被判有罪”。

　　除了将议会两院四分之一的席位授予军方之外，新宪法第396条规定，如当选议员“行为不当”，依然会受军方非直接控制的联盟选举委员会可将其免职。此外，第413条规定，如果“民主”形势果真失控，总统有权将行政权力转交给三军统帅。

　　在选举前几周，观察家报道称缅甸军方为了使选举显得真实可信，已经提前捏造了官方结果——选民投票率为70%，其中80%的选民支持军方自己的党派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这也恰恰是最终公布的选举结果。鉴于此，军方（或者说即将组建的“文职”政府）怎么可能有意愿响应国内和国际的呼吁，举行新一轮自由公正的选举呢？

　　还需铭记的是，这不是昂山素季第一次在世人对变革和民主进程抱着很高期望的氛围下，走出软禁之地。1989年7月，她被缅甸军政府首次软禁，6年后（也就是1995年7月）获准释放。在经历了一段相对自由的时期之后，她被军方阻止赴全国各地旅行。2000年9月，她被重新软禁，2002年5月又被再次释放。2003年5月，在她的随行人员于缅甸北部迪巴荫镇遭遇政府支持暴徒攻击，导致数十位支持者遇难之后，军方以“保护她的人身安全”为由，将她再次软禁。

　　与此同时，一位位联合国特使接连访问缅甸，鼓励军政府与昂山素季进行“对话”——这是一个从未实现过，也永远不会实现的美好愿景。1988年8月，昂山素季首次呼吁与当局进行对话，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缅甸军方曾经考虑过与她进行严肃的讨论。

　　那么，这一次有什么理由与以往不同？难道国际社会并没有从缅甸近些年的历史中汲取任何教训吗？11月7日的选举旨在使当前秩序制度化。昂山素季的释放已经把所有的注意力从这场欺骗性选举中扯开了。只有当执政精英内部某个人开始反戈最高领导人时，变革才会来临。这方面的例子有许多：1986年，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失去了军方支持；1998年，印度尼西亚的维兰托将军拒绝进攻已被民主人士占据的雅加达议会大厦；1979年，韩国总统朴正熙被暗杀事件启动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

　　昂山素季打算采取什么措施，以及军方将对她的行为（比如，她承诺将对选举舞弊进行调查）作何反应等等这一切还有待观察。然而，倘若没有军队内部某些力量的支持，昂山素季将无力推动任何一项民主化议程。在她的释放引发的狂喜情绪消散之后，世人就不得不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

　　伯蒂尔·林特纳（BERTILLINTNER）原为《远东经济评论》记者，撰写过7部谈论缅甸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