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对于欧洲（一体化）项目的参与有着漫长而跌宕的历史。早在1959年，该国便表达了与拥有6个成员国的最初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联系的兴趣，是共同体之外第一个有此表态的国家。1963年，土耳其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结盟协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欧洲委员会首任主席沃尔特?霍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将此事称颂为对“土耳其是欧洲一部分”的明确承认。可悲的是，如今该党许多成员对此却并不认同。

　　直到1987年，当作风现代的总理、入欧事业的热衷者、充满激情的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Ozal)不顾警告，递交入盟申请后，土耳其人方才正式踏上寻求成员身份之路。1989年，欧洲委员会对此加以反对。而土耳其糟糕的90年代则打消了任何快速重启入欧进程的想法。之后的坦苏·西勒(Tansu Ciller)总理转而与欧盟商定建立关税同盟，这一同盟于1996年生效，它首次确保土耳其能无障碍地进入欧洲单一市场。

　　当时，东欧新获自由的国家也在排队等着加入欧盟。在1997年12月的一次欧盟峰会上，欧洲领导人决定向不少于10个东欧国家以及塞浦路斯和马尔他发出启动入盟谈判的邀请，土耳其则不在受邀之列。土耳其将军们开始抱怨，如果当年加入的不是北约，而是华约的话，也许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命运将会更好一些。

　　两年之后，欧洲领导人通过宣布“土耳其是一个基于与其他候选国一视同仁之标准、以入盟为目标的候选国”，对此作出了补偿。当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在2002年上台后，它也如前一届政府那样发表声明，宣布其加入欧盟的目标。而且，新政府通过了足够多的改革法案，说服欧盟领导人一致同意在2005年10月启动成员身份谈判。

　　信守承诺

　　可悲的是，虽然有着约定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的外交准则，但现在却已证明，那时正是土耳其欧洲之梦最美妙的时刻。在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即将取代社会民主党成员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der)，成为德国总理；而不到2年之后，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又接替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成为法国总统。默克尔长久以来反对赋予土耳其欧盟成员身份，提倡转而与之建立“优惠伙伴关系”。萨科齐则始终依据自己的原则，反对土耳其入盟。而奥地利、荷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意也变得更具敌意。

　　三大问题使土耳其的入盟抱负雪上加霜。问题之一是塞浦路斯，该国与东欧人一道于2004年5月加入了欧盟。作为入盟前的序曲，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最后一次努力，试图就统一这个分裂的岛屿达成协议。不过，尽管土族塞浦路斯人在全民公投中发出了铺天盖地的赞同声，但希族塞浦路斯人却发出了更具压倒性的反对声。因此，(希族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施行欧盟立法机构制定的欧盟法规的合法政府加入了欧盟，而（土族塞浦路斯）北部地区则暂不施行欧盟法规。[注1]目前，塞浦路斯便是土耳其欧盟梦想的最大单一障碍。

　　问题之二在于国内政治动荡，这是因为世俗权势阶层及军队高层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进行着争斗。一系列的政变威胁、阴谋和宪法法院案件，制造出一种国家正处于政治动乱中的印象，助长了欧洲对土耳其入盟的反对意见。

　　问题之三则是始于2008年、并在2009年给欧洲以特别重创的经济危机。衰退及攀升的失业率已打消了大部分关于进一步扩盟的想法。事实上，不断恶化的经济、欧元区近期的困境以及对来自东部地区移民的反抗，都助长了关于欧盟过早允许中东欧国家加入的普遍抱怨。

　　章章皆有意外烦恼

　　土耳其的成员身份谈判几乎陷入停滞。在谈判所划分出的35个“章节”中，有多达18个章节受到了欧盟全体、塞浦路斯或法国的阻挠。它们包括诸如对外关系及能源等土耳其可能被指望将作出重大让步的领域。只有科学这一章节的谈判业已完成。今年以来，仅有关于食品安全标准的新的一章谈判开始启动，而明年则可能连一章都启动不了。[注2]

　　不出意料的是，土耳其人对此受够了。根据皮尤全球态度调查(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在2005年时，约有68%的土耳其人赞成加入欧盟，反对者则占27%；如今这组比例已变为54%赞成，40%反对。欧洲晴雨表 (Eurobarometer) 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结果。9月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的一次调查发现，尽管在2004年，约有73%的土耳其人认为加入欧盟将是件好事情，但到了2010年，持此看法者却仅有38%。

　　土耳其首席欧洲谈判代表埃盖曼?巴厄什(Egemen Bagis)和布鲁塞尔的欧盟扩大委员会专员斯特凡?富勒(Stefan Fule)都不屈不挠地坚称谈判进展如常。巴厄什卖弄着那两句已为观察家们所熟知的话，其一是“过程比最终结果更重要”。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指出它是为了自身利益才进行改革，而非仅仅为了令布鲁塞尔感到满意。

　　这种观点合乎情理。一国为了达到启动身份谈判并进而入盟的标准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其本身都是值得追求的（如果它们不值得追求，则将是针对欧盟的令人痛心的评价）。当来自中东欧地区的新成员入盟时，最主要的改革是那些在加入前便已引入的措施；此后，欧盟便失去了大部分的影响力。

　　不过即便旅程最为重要，但若是土耳其人相信他们永远都到不了终点的话，说服他们踏上旅程就会更加困难。例如，如果商人们不确定有朝一日将获得成员身份这一回报的话，他们为何应当欢迎开放土耳其的公共采购市场，面对来自欧洲公司的更多竞争呢？

　　巴厄什的第二句话则是：“欧洲对土耳其的需求与日俱增，而土耳其对欧洲的需求则日渐减少。”与之相似的是，达乌特奥卢(Davutoglu)也喜欢说他理想中的外交政策是使土耳其在未来对欧盟更有价值。同样，这种观点也有一些道理。一个快速发展，获得更加雄厚的经济、军事及外交影响力的土耳其理应成为供欧洲人追求的更大奖励。不过这一论调仍然在两方面言过其实。

　　首先，尽管在修辞层面（会称其为入盟谈判），但实际上加入欧盟完全不涉及任何谈判。申请国仅被要求采纳和实施全部16万多页的欧盟法律。声称欧盟对土耳其的需求大于土耳其反过来对欧盟的需求，这种说法定错了基调，它使得事情听起来仿佛发出恳求的一方是布鲁塞尔，而非安卡拉。

　　其次，达乌特奥卢所追求的这种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可能与欧盟自身的政策相左。这可不只是反对制裁伊朗或对以色列大肆抨击。土耳其对几乎所有邻国免签入境的目标无疑与欧盟自身更加紧密的边境控制计划相抵触。难怪柏林、巴黎甚至布鲁塞尔的某些人士坚称，土耳其太过任性、太不可靠，永远无法安安心心地待在欧盟内。

　　为了使土耳其的入盟追求重返轨道，人们可以做些什么吗？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曾在启动入盟谈判之后，最终却没有获得完整的成员身份，不过倒是有许多国家在入盟之路上遭遇过重大问题。英国的申请曾两度在上世纪60年代被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否决；西班牙历时九年方才入盟；欧盟曾两次向挪威提供会员身份，但投票者却在全民公投中将之否决。

　　目前推动土耳其入盟的最佳途径在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不过其前景看起来飘忽不定。也存在一种可能，即在明年6月的土耳其大选之后，新宪法及重新燃起的改革热情或将为入盟谈判注入新的活力。而萨科奇将在2012年法国大选中败北的可能性正逐步增大，这对土耳其来说也是好的预兆。

　　不过，只是坐待变化或许并不足够。因此在众多建议中，有了这样一种由布鲁塞尔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的希瑟?格拉贝(Heather Grabbe)提出的设想：即欧盟可以不必等待土耳其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成员国，而是现在就将其纳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之中。此举将使土耳其更加熟悉寻找共同立场过程中的妥协互让，并强化欧盟的安全。在欧盟影响力微弱的伊朗、叙利亚等地，都有土耳其的势力存在。达乌特奥卢或许并不情愿为其独立外交政策之梦套上枷锁，不过只要战略对话还只是对身份谈判的一种补充，而非替代的话，土耳其人或许就能接受。

　　另一种由老练的土耳其外交政策评论家森吉兹?阿克塔(Cengiz Aktar)所倡导的设想，则是设定一个目标日期，届时谈判应当告终，土耳其获得成员身份。他提议将此日期定为2023年，即阿塔图尔克(Ataturk)的共和国创建一百周年之际。对于反对土耳其早早入盟者来说，这一期限远得足可忍受，而对土耳其国内的怀疑者而言，它又近得足以给其鼓励。不过只有当人们真正相信时，设定日期方才会带来不同。欧盟曾承诺按固定时间表，在2007年接纳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入盟。两国都在真正做好准备前成为了欧盟成员，其结果却是一团糟。

　　其他建议包括：当前在土耳其永远不享有欧盟内部劳工自由流动一事上达成一致，以此安抚担心大批土耳其人会偷走自己工作机会的欧洲劳工们；或者对土耳其在欧盟机构中的投票权重加以限制，以此阻止该国成为权力最大的一个国家。不过以上种种建议看上去像是一种二等成员待遇，这将碍难为土耳其人所接受。最终，也许除了在成员身份谈判之路上继续艰苦前行、并寄希望于双方氛围能有所变化之外，别无其他方案可选。目前，谁也没有任何理由终止谈判。

　　然而，这种做法却带来了自身的问题。问题之一在于：如何让双方的谈判者们保持忙碌。当他们再无可以启动并讨论的章节时，又该做些什么呢？而且，即便人们能够找到可使谈判者保持忙碌之事，却还存在着第二个，也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即如何保持土耳其人加入欧盟的兴趣。眼下，土耳其政治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而大部分问题就将取决于它的下一步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