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不再是资产阶级式的迷信，已经在中国生根。心理分析师们认为，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心理分析很有必要。

北京——上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IPA）的100周年纪念会议在北京如期举行，500多位中外学者集聚一堂，会议主题是“弗洛伊德与亚洲”。这表明在中国，大家对精神分析的兴趣逐渐开始增强，有些人认为中国人目前正承受着高强度的压抑性心理创伤，改变的时机业已成熟。

自1949年革命胜利以来的几十年里，共产党一直将心理分析看作是资产阶级的迷信活动，并严加禁止。为了让国民保持心理健康，他们一直对运动以及保持革命热情的方式倍加推崇。一直到二十年前，心理分析才得到当局允许，能够公开进行，最初也是勉勉强强，不批评不鼓励，现在才相对自由了一些。然而，“仍然很不容易，”来自郑州市区陈爱国（Chen Aiguo，音）说道。他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心理咨询师。

据中外多位分析师指出，暴力政治运动曾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严密控制也一直延续到今天，致使许多中国人心中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不仅仅是那些经历过痛苦往事的中国人深受其害；由于他们仍对心中的悲痛无法释怀，于是他们的子女继承了这种悲痛，也受到了心理创伤的侵扰，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前任会长克劳迪奥•艾兹力克（Cláudio Eizirik）在大会前夕说道。该协会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创办于1910年，在国际上拥有广泛影响，这也是该协会首次在亚洲举办会议。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纳粹大屠杀的生还者及生还者子女有些相似，”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利斯•斯奈德（Elise Snyder）说道，“很难想象，他们一直以来经历着怎样的一种煎熬。”

斯奈德女士通过Skype和视频会议网络服务Oovoo对中国的分析师进行培训。上周日，有31位中国分析师完成了她的培训项目，顺利毕业，同时他们还是斯奈德女士领导的中美心理分析联盟（China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lliance）组织的成员。

然而，有些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信徒却对这种短期、远程培训项目的效果表示怀疑。早在2008年，该协会就开始对中国的9名分析师进行培训，培训严格按照弗洛伊德原则，长达数年，每周都要在一位协会认可心理分析学家的指导下，进行多次心理分析实践。同时，接受培训的分析师还必须学习理论，最终还要对病人进行分析。大多人都需要推迟几年才能达到标准。

今年31岁的共产党员刘艺玲（Liu Yiling，音）就是其中之一。在谈话中她提到，“对于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心理分析的发展显然跟不上步伐，”她对中国疯狂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加鞭挞，她把愈演愈烈的心理健康问题归咎于此，因为随着经济的疯狂增长，人们的价值观渐渐沦丧，原本和睦的家庭也随之分崩离析。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联合中心主席肖泽萍女士对这一观点也表示认同。“中国人其实并不幸福，”她说道，“有人跟我说，‘这一切变化得太快了，我感到压力很大。’还有人说，‘我很有钱，但是却没有时间去看望朋友们。’”

刘女士和肖女士警告说，在中国，人们有了心理上的问题很少会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所以也很难掌握准确的统计数据。不过，肖女士提到了2009年由上海中心自杀预防主任迈克尔•菲利普斯（Michael Phillips）领衔的一次研究活动，该研究在2001年到2005年间对四个省份的心理状况进行了考察，并在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刊登。调查发现，大约有17.5%的人拥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障碍。

刘女士讲到了几点理由。

1978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迈开了快速致富的步伐，全社会都被不加抑制的贪欲所控制，她说道。随着人们争先恐后地迈入中产阶级的俱乐部，社会逐渐碎片化。现在人们变得“野蛮”，她说道。

不过，也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精神分析师们才得到了自由和自主权，以及资金来源，这些都是他们赖以站稳脚跟的基础。

在过去20年里，成千上万自学成才的心理咨询师，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有些医生还采用了中西理论相结合的治疗方式。举例来说，参加这次会议的“阳光兄弟”张琨波医生就对病人提供一种特殊的治疗方式——“从心理学到易经”解决人们的心理问题。

来自郑州的陈先生每小时收费300元人民币，或45美元。当问到中国当今社会的关键问题时，他稍作停顿，然后说道，“其实不能说笼统地归为这种或那种问题，他们的心理问题都是非常个人化的。”

有人认为，儒家文化强调服从，共产主义高度提倡集体主义，而心理分析则非常重视个体记忆和经历，所以这种文化和政治背景决定了中国并不是心理分析的温床。而陈先生的这种说法似乎是对这一观点的一种反驳。

时至今日，对于人们各种各样的梦想，共产党的宣传和商业广告提供的都是一体适用的解决方式，武汉心理卫生中心的施琦嘉说道。他猜想，随着人们越来越个体化，通过网络、博客、Twitter等，人们有了多样化的表达渠道，这些策略最终都会失败。

实际上，会上还就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分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意大利心理分析学家Jorge Canestri支持心理分析在进入亚洲时，就应该吸纳一些当地元素，从而对自身进行改进。韩国的Do-Un Jeong对此并不认同。在亚洲，“心理分析首先需要保持自身的坚实基础，”他说道，“否则就会轻易陷入混乱。”

在亚洲分析师们谈到一些高度敏感的问题，比如中日关系时，就不再畅所欲言了。

来自日本神户甲南大学的Shigeyuki Mori坦言道，台下的观众大多都是中国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他不敢谈论一位日本妇女的案例。这名日本妇女生于1929年，二战爆发时，她还是一名生活在神户的小女孩，虽然对日本的暴力感到恐惧，但同时她也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这就造成了一种心理创伤，她的余生一直活在这种创伤之中。Mori先生说，像这种情况在日本非常普遍。

他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这种受害者-凶手的关系并未解决，而日本对待自己战时侵略行为的方式也有失恰当，他说道，“我还能指望中国人能表现出怎样的反应呢？照理说，我是不是应该看到中国人对日军或整个日本重燃仇恨？”

然而他却知难而上，他说“至于如何去分析这种最严重的、难以想象的心理创伤，心理分析提供了一种框架，由此将会产生深远的意义。”通过正视因战争而生、至今尚未平息的心理负担，正如曾经的德国一样，亚洲也终究会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