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把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融合在一起，现代德国克服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成功地迈入“欧洲经济强国”的行列。场景切回到那段缺乏浪漫但却异常成功的“婚姻”——

　　今年关于柏林的生日聚会不会太多了，虽然该城市的主要街道——林登大道①上仍然挤满了游客，二战时被盟军炸弹摧毁的普鲁士时代的博物馆也已经恢复了昔日的辉煌，位于Mitte地区（曾经属于东柏林）的咖啡馆和酒吧里也坐满了操着不同语言的艺术家和音乐迷。但是柏林人在此刻却异常平静。2010年10月3日，是德国统一20周年的纪念日，20年前的今天，长达40年的德国分裂状态结束了，同时也给当时的冷战划上了句号。去年11月，共有35位国家首脑在首都柏林参加了“柏林墙倒塌周年纪念礼”，而很少有人期待如今的这个日子了，即便是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计划外出。“自去年11月至今，我们都非常疲惫”，德国马歇尔基金（位于柏林）的高级研究员Constanze Stelzenmüller说，“又是10月3日了，我却无法像去年那样兴奋了”。

　　大多数德国人把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当晚）当作是该国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一天。东德人跑着冲过柏林墙与另外一边的陌生人拥抱在一起，大家聚集在勃兰登堡门②前，一边拆除混凝土墙，一边喝香槟的场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1989年11月的那天晚上，几乎没有东德人再翻墙前往西德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两个德国在一年内就要合二为一，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了！而由来已久的“铁幕”③也要退出历史舞台。不可思议的事情于20年前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发生了，这个世界将为此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和平。所以尽管如今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狂欢活动，但是当年使德国实现和平统一的这件事仍然是值得庆祝的。20年后的今天，再问起德国人，当年的统一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奇迹！然而，殊不知20年后他们竟然又实现了更大的一个奇迹！

　　今天，德国已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其出口导向型经济更是让其他发达世界羡慕不已。今年第二季度的GDP增长9%，是20多年来增长率最快的一年。而德国的商业信心指数也在今年9月创下三年多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德国企业能承受住由于全球经济放缓而带来的出口需求萎缩形势。

　　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对德国的规模、工业和节俭精神相当依赖，而许多国家的商界领袖（包括最大的出口国）也开始甘心接受这种面向弱国的支持。“整个欧洲市场里都为此而受益匪浅”，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CEO Wolfgang Mayrhuber说。

　　政府高层可能比较享受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地位，而德国普通民众的态度却依然摇摆不定。默克尔政府针对欧盟在去年春天将110亿美元的基金拨付给希腊政府来应对其债务危机的做法不太赞成，这也引发了市场对欧元的怀疑态度。根据研究机构Forsa的调查，有超过一半的德国人认为，为希腊政府救市的做法并不可取，而近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认为欧元是个比较脆弱的货币（容易贬值）。

　　德国民众并不喜欢用德国的实力来代表欧洲大陆上的其它国家，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当年为了统一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大家依然记忆犹新。西德人民花了1万多亿美元用以重建东德倒塌的工厂和城市，但却得不偿失。如果没有税收减免、基础设施投资和快速审核机制，“东德的企业恐怕难以生存”巴斯夫董事局主席Jürgen Hambrecht说，他指出巴斯夫是不会在东德的Schwarzeide工业用地上投资13亿欧元而不求丝毫回报的。

　　零售巨头麦德龙集团的总裁Eckhard Cordes说，“东西德统一对于经济的整体影响还是比较积极的”，稀缺经济模式被现代化的、繁荣的零售业所代替，总销量在国家统一后的6年里上涨了三倍。然而，对于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1800万市民来说，在“新德国”生活就意味着失业、动荡和曾经共产主义下典型平淡生活的终结，民意调查显示，德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说，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但是，激增的财政赤字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正在一点点消磨着他们的积极性。统一后20多年来，民族情绪正在由曾经的自信向焦虑转变，“外面的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德国巨人：繁荣、独立发展、自律”，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位于柏林）的高级研究员Ulrike Guérot说，“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看到一个存在分歧的政治体系和社会，所以也就出现了直接的不满情绪，大家感觉德国社会出了很多问题”。

　　不过，和其他工业化的国家相比，德国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倒是不足一提的。在德国人用日益增长的国力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之后，再去回顾那段非凡的、极具挑战性的、艰难的复兴之路时，就会受到若干启发。前西德总统Richard von Weizs？cker说德国的重生是他“一生中最令人感动的经历”，不过那也是德国人努力去适应新环境的一个开始，不仅仅要适应东西德之间的差距，还要适应他们在欧洲的角色以及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这就像是一场婚姻”，前世界报政治评论家Carl von Hohenthal说，“当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彼此间存在着如火的爱情。虽然你会多次感到恐惧或者你对一切都不太确定，但你还是会投入到这段婚姻之中，最后一切都变得真实起来”。

　　“为统一而欢呼”

　　“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将统一成为必然。虽然在名义上两个德国是自治的，但其实它们被四个二战战胜国控制了长达40年之久（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截至到1989年，成千上万的外国部队（包括近50万红军）仍然驻扎在德国境内。同年11月9日，由于对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极为不满，德国爆发了巨大的街头示威游行运动，这场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展到西德。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曾告诉民主德国的官员们，如果东德居民试图翻越柏林墙，苏联军队是不会阻止他们的。不过，戈尔巴乔夫坚持说，德国依然会处于分裂状态，由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共同掌控。“他们担心历史可能会重演，一个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统一的德国将会引起另外一场战争”，乔治·布什政府的国务卿James Baker III说，“当时我们是西德身边唯一一个对这件事保持巨大兴趣的国家”。

　　西德对此也有所质疑。比较保守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姆特·科尔曾告诉自己的助手，德国统一即便发生了，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其他的西德政治家更是持怀疑态度，“这里的大部分政治阶层的人都不相信会实现统一”，科尔的前助手兼演讲稿撰写人Michael Mertes说。在冷战高峰期的西德政府大厅里，“统一”二字几乎不会被提及。20世纪80年代，“西德几乎已经把东德给遗忘了”，von Hohenthal说，“没有人再谈及东德的事情，许多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东德的城市在哪边”。

　　让部分西德人赞赏的是，当柏林墙倒塌之后，东德人突然宣布他们要改变、要自由，他们不会再去走回头路！柏林墙开放一个月后，联邦德国总统科尔到访Dresden（一个位于东德的被炸毁的城市），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大家纷纷要求实现统一，“科尔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但他却让大家感受到了巨大的力量”，von Hohenthal说道，他所在的《法兰克福汇报》（德国最大的报纸）对科尔的“东德之行”进行了全程报道，“我仍然那些人的面孔——他们穿着黑色、红色和金色相间的衣服（德国国旗颜色），大声呼喊着‘赫尔姆特，赫尔姆特’！你能感受到东德人民是多么期盼统一！”

　　从1990年开始，科尔政府开始寻找合适的机会，来推动“国家统一方案”的进展。当时，苏联提出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如果放弃东德这颗安插在欧洲正中央的“卫星”，就等于承认了冷战的失败。为了征得苏联的同意，科尔转而求助布什，让其劝说戈尔巴乔夫同意将东德纳入联邦德国，并且结束中立状态，以“统一的德国”的身份加入北约。作为交换，科尔将向苏联提供了90亿美金的经济援助款，其中大部分用以撤离东德境内的苏联军队。1990年6月2日，在一次白宫内阁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告诉布什，如果一个统一的德国选择加入北约，俄罗斯方面将不会阻拦。“我从来不认为在这件事上我们能达成共识”，如今的贝克说，“但是，当戈尔巴乔夫同意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加入哪个联盟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件事真得可以成功！”

　　布什、科尔和戈尔巴乔夫随后在北约的会议上敲定了此次交易，针对如何将两个国家正式合二为一，如何撤退外国部队等具体法律细节问题，会议决定召开“2+4谈判”——涉及两德代表和其余四股势力（美、英、法、苏）——由华盛顿政府组织的一次关于“德国未来”的封闭式会议。关于重建德国的最终协定的草稿于1990年夏末发布，并于9月12日在莫斯科正式签署，如此高的办事效率在国际外交史上首屈一指。

　　谈判各方对于“统一会带给东德人民什么后果”的问题一带而过，殊不知有许多东德人还没有做好应对生活巨变的准备，但他们除了接受之外别无他选。《莫斯科协定》签订后的一年里，克里姆林宫里的戈尔巴乔夫政府被强硬派势力推翻，苏联帝国随之土崩瓦解。之后参与莫斯科谈判的国家数量会经常发生变化，新增了15位独立国家（均属前苏联）领导人，这向西德的官员们展示着什么叫做“不可能”。“当时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方案”，西德外交部曾经的官员Wolfgang Ischinger（前德国驻华盛顿大使）说，“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两个将要统一的邻国分属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我们拿不出任何可供参考的计划来告诉大家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

　　“可怜的兄弟们”

　　一些措施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尽管统一之后西德为东德提供了1万亿美元的经济支持，但东德人民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柏林墙的消失，约200万东德人向西德迁移，这也削弱了该地区的智力资本及技术实力，以往能得到共产党政府大量补贴的乡镇企业纷纷倒闭。科尔政府的早期政策之一是将德国马克与东德货币的汇率调整至1：1，这对于当时的东德生产商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他们的商品在东德之外根本就赚不到钱。前美国驻德国大使John Kornblum 说：“西德官方不太明白社会的重建不仅仅是结构和政治上的，还需要精神上的。刚开始的情况很是糟糕，东德人民就如同是一群可怜兮兮的兄弟们，给他们钱，并告诉他们保持安静。”

　　现在呢？到8月为止，德国的失业率已经连续下降了14个月，这是自1991年以来，原东德六个州的失业人数总数首次超过100万。同时，那些原东德居民即便在西德安了家，也难免会有迷茫的感觉萦绕在心头。28岁的Sophie Reinhold在柏林的一家咖啡厅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回忆着自己在东德城市郊外成长的环境，那是一个由共产党建设起来的，被称之为“水泥森林”的没有灵魂的城市，“我的家庭一直在盼望着柏林墙的倒塌”，她说。德国统一后，经历了一番海外旅行的Reinhold最终以“艺术家”的身份定居在柏林中部，“虽然我仍身处家乡，但却没有了其他人的音信”，她说，她的父母也是如此，和以前的东德的邻居们失去了联系，他们中有许多没能在首都寻找到立足之地，“人们之间的友谊大部分都被破坏掉了”，她说。

　　德国人承认，该国的社会结构从战时的分裂状态重新恢复成一个国家还需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但在经济上还不是”，前东德反共异议人士Wolfgang Thierse说，“我们还没有走完这一段路，或许已经走了三分之二，但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坐在国会大厦的一间会议室里，这里曾经是德意志帝国的位子，该大厦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夷为平地，统一后进行了重建，目前是德国议会的办公场所，当时的副总统是Thierse。这是秋高气爽的下午，我可以看到游客们在德国国会大厦新设计的玻璃穹顶上来来往往的身影，眼前的景象在提醒着大家德国的过去以及这个国家（为了统一）都克服了哪些困难。事实上，在经历了统一过程中的种种艰难之后，没有几个东德人愿意去回忆过去，即便他们可以做到。当研究机构Sozialreport在今年早些时候问及德国民众是否愿意恢复柏林墙时，只有9%的原东德人表示愿意，比原西德人的比例还要低（11%）。

    推动欧盟的成长

　　德国自1990年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如果你问德国人这个问题，会有很多人指出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所发生的变化主要在国家形象和自豪感。“20世纪发生的那些事情在我们灵魂里依然是个梦魇”，von Hohenthal说，“纳粹的罪行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让我们失去了安全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在世界上的地位斗不太确定。所以我们保持沉默，埋头赚钱”。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上得到了体现，当时全国上下都挥舞着德国国旗，“我们被自己吓了一跳”，von Hohenthal说，“那个时候，德国人才第一次感受到德国没有被世界冷落！”

　　如今德国所获得的良好声誉实属难得。在统一之后，德国经常被成为“欧洲病夫”，因为两个独立的经济体系显得格格不入。2003年，社会党总理施罗德提出对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史称“2010议程”。施罗德的计划包括减少税收、削减养老金和医疗开支等，作为回报，德国企业向民众承诺将在经济困难时期，即便企业的利润受到影响，也要实行短工作周（每周5个工作日）制度，并为员工提供职业培训。“施罗德‘2010议程’的实施在德国引发了一系列让人惊讶不已的重大改革”，德国出版商Springer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Mathias D？pfner说；“在过去的10年里，对劳动力的认可让德国产品拥有了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麦德龙集团CEO Cordes说，“这些政策在德国重新获得经济优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巴斯夫的Hambrecht补充说“德国的公司更注重长期利益”，管理也更注重利益相关者（包括工人），而不是股东。“比如由于我们找到了经济、生态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点，所以可以将销售税后的收益保持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④’平均收益以下。”

　　汉莎航空公司的Mayrhuber说：“如今德国的工业结果十分健康，我们拥有高质量的产品、知名的品牌和可以将小型创新企业与世界知名企业融为一体的网络”，这可以帮助我们在风险和回报之间保持平衡。

　　除此以外，德国还受益于领导人不遗余力地加入欧洲体系。欧元的创立可以追溯至20年前关于“德国统一”的争论，当时科尔为了安抚法国总统密特朗对新生的德国力量的后怕，决定加入统一的欧洲货币体系。“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向所有明确表示德国要成为欧洲统一货币体系中的一员” Mertes说，这一做法起到了作用，“与之前德国给大家造成的憎恶和恐惧不同，今天没有人怀疑德国可能会成为欧洲的一股独裁力量”，相反，德国在欧洲地区的努力和投入还加速了其他国家加入欧盟的步伐。在短短20年里，欧盟成员国数量从6个增至27个，而北约也只从1990年的16个成员国增至如今的28个而已。毫不夸张地说，西方世界统一的轮廓已经被德国的统一勾勒了出来，而欧洲大陆也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统一。

　　然而这种团结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过去一年里，采取出口驱动型经济体制的德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西方同行（尤其是美国）在全球经济大衰退中跌倒在地。即使是默克尔政府在国内的反对派一再批评其税收政策，这些看法得到了法国财务部长Christine Lagarde的支持，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呼吁德国逐步采取措施来刺激国内需求，并降低其高达180亿美金的资金盈余，名义上是为了支撑了衰弱的欧元区经济——如法国。德国人在支持其他欧盟成员国政府问题非常谨慎，即便他们威胁到了欧元的稳定性。虽然默克尔政府在去年春天勉强同意对希腊进行援助，但下一次她可能就不会这么大方了，尤其是德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到了3%，“我们的成长速度要比欧洲快，这就是原因所在”，研究员Guérot说，“我们希望欧洲获益，我们也希望欧元能够稳定，我们不是欧洲反对者，但是德国人仍然会说：‘请离我们而去，不要把整个欧洲的欧洲的责任都放到我们的肩上！’”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闭关锁国必然不可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内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外的市场。“看法是对是错不是个问题”，Guérot补充道，“现实情况是，依靠庞大的发展规模和强大的经济力量，德国的确推动了欧盟的发展！”这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美国的影响力正在下降，它需要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欧洲来帮助它走出低谷，而目前欧洲的领导者正是自信的德国——一个铭记过去，对迈向成功路上的责任毫无惧色的国家。

　　实现统一20年之后，德国已经成为了一个“稳定、民主、繁荣的国家”，Kornblum说，“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如今我们的任务是（这是大家几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帮助我们的友邦发展得更好！

作者简介：Romesh Ratnesar，新美国基金会旗下研究机构Bernard L. Schwartz的研究员，他的新书《对墙而泣：一个城市、一位总统和一场结束冷战的演讲》将于下个月以平装本发行。

　　①林登大道（Unter den Linden）位于德国首都柏林，又名菩提树下大街，是欧洲最著名的大街之一。它西起勃兰登堡门东面的巴黎广场，那里有艺术学院和著名的阿德龙饭店，向东延伸1.5千米经过宫殿桥和柏林博物馆岛，直到高耸的柏林电视塔）。林登大道是柏林市中心的交通枢纽，并且将不计其数的重要景观和名胜连接在了一起。——译者注

　　②勃兰登堡门：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最初是柏林城墙的一道城门，因通往勃兰登堡而得名。现在保存的勃兰登堡门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于1788年至1791年间建造，以纪念普鲁士在七年战争取得的胜利。——译者注

　　③铁幕：指冷战时期将欧洲分为两个受不同政治影响区域的界线。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后，该词便引申为阻碍西方思想意识和影响进入苏联及其所控制欧洲地区的政治地理界线。当时，东欧属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势力范围，而西欧则属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译者注

　　④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又称“新美国模式”，是指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其特点是：较低的市场监管、较低的税收标准和较少的政府权力。在2008年金融海啸过后，许多人对此模式发生了质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