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到目前为止对执政质量评估都是以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专家意见为依据，而国民的看法则大体上被忽略了。本文利用《亚洲晴雨表》2008年的数据，来检测影响亚太六个国家的国民对执政表现满意度的各种因素，这六个国家有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结果发现国民对他们所接受的公共服务相关联的项目如教育、医疗和公安的满意度在他们对执政表现满意度的占最重要的分量。个人对收入、工作和住房的满意度也占有重要的分量。被调查人如果认为政府严重腐败或官员一旦当选上任就再不关心国民，就会对政绩表现加以否定。从宏观变量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似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时，国民对执政表现满意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很多。国内的巨大差异存在于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其不同城市或地区的国民可能会对政府有不同的评价，这表明许多相关变量并没有在这次调查中捕获。最后还要指出国民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似乎与国际组织对执政质量的评估大相庭，如世界银行的《执政指数》。这就提出了方法学和方法论的问题，涉及到评价执政的方法。 作者愿借此机会对Takashi Inguchi教授表示感谢，他为这里所做的分析所提供了《亚洲晴雨表》2008年的全套数据并为本文在2008年12月在东京中央大学发表此论文提供了资助;也对Takashi教授、Doh Shin教授、肖恩·威尔逊(Shaun Wilson)博士、和本杂志两位匿名评委表示感谢，他们为之做出有益的评论。 本译文承蒙原文作者审阅，译者在此深表谢忱。 引言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晚期开始政府素质或执政质量就成为一个既为学界所关注又具有政策意义的问题。对“善治”的讨论来自于开发组织，在其他领域也开始盛行起来。“善治”的“正式”概念主要来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合组织以及其他捐赠组织。例如，联合国认为执政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做出决策的过程和执行(或非执行)决策的过程(联合国，2006)。 . 国际开发组织对执政的理解的典型代表是现在世界银行的关于善治的著的六维定义，其中包括诸如话语权与责任感、政治稳定、政府效率、法制、反腐败等(例如，参见Kaufmann et al.,1999)。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其他组织为帮助改进发展国家的执政能力所作出的这种努力当然是值得称道的。然而在实际上，为实行“善治”所做的这种努力以及为其鸣锣开道所开展的讨论已经受到严重的打击和批驳。当然关键问题在于对执政质量的评价指标(Nanda, 2006)。这些西方机构的专家所设计的评价指标在于为改进执政表现所提供的受限援助，进而 言之，国际组织经常由于把援建项目政治化而受到指控。这一研究旨在 扩大我们对善治的认识。本文的研究结果在于把国民对政绩的满意度看作是一种新维度，有助于解决目前有关善治的文献严重短缺的问题。当前文献短缺的另一个方面在于这种文献都是针对发展国家的执政表现的。本文所探讨的六个国家即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国家。由于缺乏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执政表现方面的对比，本课题可以为之提供一定的启示。 本文以探讨“善治”为起始，将其视为一个文献研究的一个领域，也将其视为一个为促进发展所做出的国际性努力，随之介绍一种以国民为中心的有关“善治”的视野，本文利用这种视野旨在建立有关国民评价政府的假说：国民对政绩表现给与较高或较低评价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假说随后表述在下面部分中，对其自变量也做了解释。本文还利用一些篇幅从方法学的角度来介绍因变量：国民对政绩的满意度。随后对结果加以陈述，最后部分是讨论与结论。 1. 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执政与执政表现这两个术语是交替使用的。 “善治”运动 国际社会对善治的关注可以上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那些岁月里开发出一系列的文献、工具与实践方法，使其成为制度化。这种运动认为“善治”对经济、社会于人类发展至关重要，将“恶治”或“劣治”视为发展失败或延误的根源。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以及发达国家的相关援助部门是呼吁提高执政能力实现发展目标的主要力量。 这些对善治的现已制度化的强调是有意义的，因为世界要实现诸如“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公平的、可持续的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联合国认为善治的特点应该包括参与、法制、透明、一致性方向、公正与包容、效力与效率、责任心(Kaufmann et al., 2008)。联合国以及其他机构尽管认识到这样的目标竭尽所能也难以实现，但还确信应该采取行动朝着这样的理想迈进，以便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的《各国执政表现指标》(WGI，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对于把“善治”的理念变成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来说是最为成功的努力(Kaufmann et al., 2008)。这种指标从六个维度来检查一个国家政绩表现的质量：话语权与责任感、政治稳定与无暴力事件发生、政府效能、调控质量、法制、反腐斗争。《各国执政表现指标》从不同来源收集资料，可以使政策研究机构在全球范围来比较政绩表现。在1993年首次所做的调研中，《各国执政表现指标》课题仅依靠13个资料源，得出一个涉及173个国家的指标。到2008年，这个指标得到扩大，包含35个不同来源的资料，涉及212个国家(Kaufmann et al., 2008).。这些资料主要依靠感性认识得来的，即有关于政绩表现的主观数据，源自商业风险评估机构、智囊团、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调研。 《各国执政表现指标》也许是最全面的、方法最严谨的评估政绩质量的量值，但是依然面临着几个观念性的挑战。例如，其主要依据的专家做的民意测验的可靠性有多大?许多人认为这种民意测验抽样小，经常带有经济收入的色彩，也就是说，带有倾向经济更为成功的国家的偏见。许多监督组织如“自由之家”、国际特赦组织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是尽人皆知的，其数据就是《各国执政表现指标》的根基。因此这种组织做的评估可能会有倾向性，例如，倾向于已经建立起民主选举的国家。近年来，《各国执政表现指标》力图在其数据源中加入较大规模的普查结果，包括一些家庭普查，但是对这样的数据所做的解释是否具有鲜明的文化色彩还依然是个问题。 人们会对这些指标效力提出质疑，指出这些被认为是孤立的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例如，人们会发现在非洲国家中“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之评估是一个表示民主强度的指标。与此同时对于每个国家来说，人们都会在《各国执政表现指标》中找到一个执政表现的指标。这两个指标显然是有两个不同的组织所策划和构建的，但彼此之间却非常相互认可(Bratton and Chang, 2006).。这一发现涉及到相对民主化进程中的“程序化”争论的，也就是提出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是否应该走在建国之前还是之后的问题(Rose and Shin, 2001).。布拉顿和张(Bratton and Chang, 2006)认为既然民主化(根据“自由之家”的评估而测定的)与建国(由《各国执政表现指标》而评估的)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就不该有先后顺序，而是应该携手并进。有关民主指标和执政表现指标可以相互印证这一发现，实际上可以证实有一种指责的正确性，这种指责认为在现实中这两种指标实际上在用来评价同一事物，尽管在概念上两者大相径庭，是由两个不同的组织创立和发展的。 在把“善治”观念转换成政策工具的过程中除了观念和方法问题之外，还有大量论争发生，原因在于通过限制性援助来实施善治措施是不会有效果。既然对执政的范畴和评估达不成共识，就无法制定普遍接受的措施来真正提高执政能力(Nanda, 2006)：如果你不能对执政表现做出评估，你就不能改进执政表现。经验表明，从执政能力提高与债务免除的关系来看，执政能力正在提高的国家并没有得到债务免除的报偿(Nanda, 2006)。尽管开发机构否认受限援助的政治性质，声称它们的援助旨在促进执政表现而不是民主，但是研究表明民主和执政表现如果彼此相分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认为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不应该宣称无政治目的，而是应该同时明确促进执政表现和民主(Santiso, 2001)。 在接受援助的国家当中，对强制性实施在西方首都制定的准则的抵制依然强烈。为了强迫发展国家政府改革，有时候对“善治”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被描写为“意识形态帝国主义”(Blunt, 1995)。政治和非政治目标之间的紧张局势肯定十分强烈，西方首都想把两者区分开来的任何努力不是徒劳的也是困难的。因此中国最近参与援建工作，不附带任何政府改革条件，似乎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2。 2(例如，参见 Naım (2007). 国民与执政表现 不管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存在与否，到目前为止，《各国执政表现指标》.以及其他指标并没有在其数据源中吸收国民对执政表现的评价。当然这不是由于缺乏这样的资料，全国性的民意调查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这种调查有许多涉及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如“世界价值普查”以及各种地区性的晴雨表。例如，《亚洲晴雨表》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调查国民对政府在环境、卫生、公安、国防、养老等方面的开支的意见。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其他的全国性普查中，如《亚洲人晴雨表》，《拉丁美洲晴雨表》、《新民主晴雨表》以及《非洲晴雨表》。诸如世界银行研究院这样的评估机构认为这样的普查数据可靠吗或是担心公民缺乏评价执政表现的能力吗?虽然我们眼下对这样的问题还没有答案，这种普查可以使研究者把重心从外在的执政表现评估者转向内在的执政表现评估者。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表现的终极内在评估者是一个具体国家的国民，他们是通过政府而提供的商品的消费者。 只要人们开展关于国民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就会发现相关的研究如凤毛麟角。可想而知，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中，有关国民对政府满意度的文献寥寥无几。一般说来，这样的问题经常在民意测验中提到，往往用在政治分析当中。例如，在美国政治文献和实践中，“总体来说，你认为我们的国家是朝着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方向走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常被用来预测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结果。但是对国民对执政表现满意度的测量很少作为因变量来分析。 换言之，国民对执政表现满意度经常用来解释一种政治现象，但却很少得到解释。我们对国民满意度会如何导致选举结果和国民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度的变化了如指掌，但是对导致国民满意度的真正因素却知之甚少。国民对执政表现满意的因素是什么?是家庭收入的增加吗?是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还是低通胀率，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呢?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的文献实际上不能提供什么帮助。 但是我们也不是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政治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有关政治信赖度的文献，也就是国民对政府机构的信赖度，如国会、法院和政府机构。在这种文献中，国民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往往当做自变量来处理，就是一个能够说明政治信赖程度的因素。在这种调研中，从国民满意度似乎可以看出可以用客观标准来衡量的指标的质量，如收入水平或力度。国民满意度还可以用来解释其他事物，而自身却无需加以解释。此外，很多人往往把对政府的信赖度与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混为一谈。在关于国民对政府满意度的研究过程中，有些研究人员发现这个指标难以测量，与具体部门息息相关。例如，在公共行政管理文献中，人们可以找到与具体部门或问题相关的客户(国民)满意度的研究案例，而不是有关对执政表现或执政的整体满意度的研究案例。但是对政府信赖度的测量易于得出，而与善治的相关因素却含糊不清(Bouckaert and van de Walle, 2003)。 这种研究似乎的确可以说明个人满意度、对政府满意度和对政府信赖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显然受到执政表现的影响，例如在反腐斗争、经济发展、提供教育以及其他服务等方面。执政表现可以影响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例如，据发现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个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与《各国执政表现指标》中对政府素质的几个测量方法密切相关，其相关度超过与实际人均收入的相关度(Helliwell and Huang, 2006)。把因果关系倒转过来，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就可以导致出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国民对政府机构的信赖度((Mishler and Rose, 2001; Wang, 2005)。由此可以表明要说明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我们可以从研究政治学文献中认为会影响政治信赖度的因素入手。 假说的构建 以有关政治信赖度的文献为基础，本课题的一项主要任务在于探讨可以揭示出国民对执政表现满意度的因素。本文的其余部分利用《亚洲晴雨表》的数据，旨在找出对国民对执政表现满意度起作用的变量。有关政治信赖度的文献浩如烟海，但是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发现划分成几种假说： 表现假 说 223 国民对政府评估和信赖度与政府表现密切相关，如对经济的发展、对失业问题的解决、对腐败现象的斗争等方面的表现(Nye et al., 1997)。 国民评定、文化转向与后现代化假说 随着经济向前发展，国民考虑事物的优先顺序发生变化，从物质问题转向民主和自我表达问题。结果国民的期望值增加，对政府批评的力度加大(Inglehart, 1990, 1997; Norris, 2002)。 国民评定、文化转向与后现代化假说可以展示复杂的模式。一方面从唯物观向向后唯物观的迁移以及一种后现代世界观的出现，整体来看意味着国民会对政府提出更多的批评。但从另一方面看，后唯物论和后现代态度的出现通常意味着国民更有可能感到对环境或生活的满意度有了提高(Inglehart, 1990, 1997)。可以认为这还意味着具有更坚定的后唯物论或后现代态度的人会对政府有更高的满意度。 国民文化与社会资本假说 国民对政府的感觉与个人的政治认识、政治觉悟、政治参与、对同胞的信任度以及其他因素密切相关(Almond and Verba, 1963; Putnam, 1993)。 除了这些假说之外，还存在某些相互作用产生的效果。例如，在执政表现的各个不同方面，对现代价值有较强信念的人(因此就是对后现代价值有较弱的信念人)会更强调政府确保公共安全方面的工作，而具有较强后现代价值观念的人可能会更强调政府在确保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这些作用是否可以通过现有的数据梳理出来，我们在以下部分中会看得出来。 我使用这些假说来组织根据《亚洲晴雨表》的成套数据中所确定的变量。具体说来，可能会影响个人对执政表现满意度的因素包括以下几点。这些变量在较后面的分析中将是自变量。 对表现Ⅰ的评估：个人满意度 第一组变量是关于个人满意度的。假定政府政策及其贯彻执行的一个目标就在于使国民得到满意。在《亚洲晴雨表》中，对个人满意度的几个层面做了测量。通过变量因素分析，来确定以下种种因素： 1. 硬性满意度：我把个人对住房、生活标准、家庭收入和工作的满意度称之为“硬性满意度”。这关系到“硬性”因素，或使人有能力或无能力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 2. 软性满意度：我把个人对家庭生活、休闲、精神生活、友谊及整体生活的满意度称之为“软性满意度”。这反映着人生的较多的软性方面，与上面列出的硬性因素可能会有或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方面的满意度可以对政府的满意度产生影响。 3. 公众满意度：我把个人对公共安全、环境状况、社会福利体系和民主制度的满意度称之为“公众满意度”。这个变化因素可以捕捉到个人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感受;因此会直接受到执政表现的影响。 4. 主观性福利：这是通过个人对几个问题的回答的平均分值来确定的，问题包括个人对幸福感的程度、享受生活快乐的频率、是否会完成对生活的最求。这完全是用另一种方法来测量一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估价。 5. 政府的冷漠：如果国民感到政府官员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就会不满意。在所使用的成套资料中，这是通过个人的两种总体感受确定出来的，一是他或她感到政客一旦当选，就不再关心公众的利益了，二是政府官员不在乎一般国民的想法。 6. 腐败：国民如果感到在治理国务的公务员当中腐败盛行，那么他们就会感到不满意。在调查中要明确地问个人对两个问题的感受，即在政府中腐败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我用对这两个问题回答的平均分数来代表个人对腐败程度的感受。 根据国民批评所做的测量 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2002年提出的“国民批判学说和英格尔哈特(Inglehart)在1990年和1997年提出的文化转向学说、后现代主义以及英格尔哈特与威尔泽尔2005年提出的自我表达学说都强调影响国民对政府感受中的价值变化的重要性。这些学说认为，一旦经济发展使国民有能力改变所考虑的问题的重要性顺序，从物质安全转向政治抱负，那么他们就会对政府做出更多的批评。《亚洲晴雨表》提供了一些十分有益的数据来评估在价值变化中这种生存-成就-表达顺序。可以构建一种“现代价值”索引和一种“后现代价”值索引，且包括在本分析之中(Wang, 2007)。 7. 现代价值： 个人强调成就、勤奋以及相似的价值(参见测量这一变量的附表)。 8. 后现代价值： 个人强调表达、欢乐和政治权利(参见测量这一变量的附表)。 9. 信息：“国民批评”学说和“国民文化”学说都认为掌握信息会影响国民对政府的感受。在本文中，对信息的掌握是通过对互联网的使用来测定的，从中可以看出个人工作和生活中知识密集的程度，人们生活中知识-信息越密集，就越有可能批评政府。 10. “国民批评”学说和自我表达学说都认为国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批评政府的可能性就越大。 文化转向与生命周期学说 11. 年龄与年龄代：这两个因素在“文化转向”和“生命周期”学说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转向”学说认为在一代人取代另一代人的过程之中价值观发生变化(Inglehart, 1990)。因此在正处于现代化的社会中，如中国和印度较晚辈人更有可能成为批评型国民。在已经迅速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中，如日本，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差别也会存在，因为不同年代的人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长大成人。 但是生命周期学说则认为人们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因为年轻人和年老人不同：一当年轻人变老，他们就会有老年人的价值观。例如，年轻人很可能变得更加激进和更加左倾，但是当他们到了老年时候，他们的态度就会变得更加保守。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文化转向或生命周期)，年龄差别都有可能在个人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中表现出来。 国民文化与社会资本变化因素 12. 政治效能：个人是否感到有能力理解和影响政治，这是“国民文化”和“社会资本”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本课题中，这是通过取两个指标的平均值来测定的：一是个人对自己是否有权力来影响政府政策或行动的评定，二是个人对自己是否感到政治和政府过于复杂而不能理解的评定。 表现：宏观变量 米史勒和罗斯(Mishler and Rose，2001)把国家级宏观变量引入回归模型，用来说明政治信赖度。这样的变量，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对于说明综合数据组中的国家差异比国家模型的效果好得多。在本文回归分析国民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中，加入了几个变量：经济增长率、通胀率、政府腐败程度(根据国际透明组织评定准则测定的)、政府效率(根据《各国执政表现指标》中的“政府效率”指数测定的)、话语权和责任感(也是根据《各国执政表现指标》中的指数测定出来的) 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亚洲晴雨表》2008年数据组只包含六个国家的数据。因此宏观变量在回归模型中的说明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国家模型也包含在内就更为如此。在分析中，我一开始就引入了这些国家级变量和国家模型。当分析表明某些变量不相关或无足轻重时，为了使模型精致，就将其舍而弃之。 国民满意度的测定 这项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亚洲晴雨表》2008年的普查结果，涵盖六个亚太国家：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被普查国家的抽样量以及其他信息见表I。这些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六个国家，因此这里称之为六“大国”。 《亚太晴雨表》要求接受调查的对象回答有关执政表现的几个问题，以此来测定国民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受调查人要回答自己认为政府处理事务的能力如何，包括经济、政治腐败、人权、失业、犯罪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增加移民、种族冲突、宗教冲突、环境问题等。 如前所述，满意度与具体的问题或行业息息相关的，因此国民对政府的各种不同的工作或领域的满意度似乎应该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是有数据表明，国民对各种不同领域或工作的满意度实际上是高度相关的，就政府处理前六个领域—经济、腐败、人权、失业、犯罪和公共服务质量等问题而言，尤为突出，形成一个高度聚合群。未了精致起见，就利用六个领域满意度的均值来代表个人对执政表现的总体满意度。这将成为下面分析中的因变量。 图I给出六国国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均值。从总体来看，澳大利亚人满意度最高，其次是中国人， 日本人就政府的表现而言满意度最低，美国人和俄罗斯人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印度人似乎居中。 这种国家均值对比方法的问题显而易见，这就在于忽视每个国家内在的千差万别以及在其中所做的具体抽样。国家内部的差别最大是印度和美国，最小是中国和日本(参见图II)。 假定抽样至少是在亚国家级别上才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在低于国家规模的每个地区进行的抽样，其人口却代表着其国家)。国家内地区之间的差别也可以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国家内地区之间的差别也可以提供有趣的画面。在印度最高满意度出现在孟买，为3.6分，满分为5分;而最低分出现在加尔各答，为2.77，结果却有近乎一个点之差。在中国，最高满意度出现在沈阳，为3.84分，满分为5分，而最低满意度出现在广州，仅为3.32分，结果有半个点之差。图II说明在中国所调查的十个地区的国民是如何评价执政表现的，并与其他各国的均值相对比。广州市民在被调查的中国城市中满意度最 表1.《亚洲晴雨表》2008年度评价的国家 国家 抽样量 人口(百万) 2007年人均国民总产值(购买力平价美元) 2007年国民总产值增长率 2003-2007年通胀率 2007年国际透明组织测定的腐败量级 2006年《各国执政表现指标》测定的执政效率 2006年《各国执政表现指标》测定的话语权和责任感 美国 1,002 303.8 45,800 2.80 2.90 7.2 1.64 1.08 俄罗斯 1,055 140.7 14,800 2.00 11.20 2.3 −0.43 −0.87 澳大利亚 1,000 7.8 37,300 3.30 2.70 8.6 1.94 1.45 日本 1,012 127.3 33,500 7.30 0 7.5 1.29 0.91 中国 1,000 1,330 5,400 11.90 2.60 3.5 −0.01 −1.66 印度 1,052 1,148 2,600 8.90 4.90 3.5 −0.04 0.35 资料来源: 《亚洲晴雨表2008》; 《经济学人》,皮帕·诺里斯 《各国民主数据组》(Democracy Crossnational Dataset), 美国中央情报局：《各国概况资料》(CAI Factbook). 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中国、印度 图1：六国国民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 低，给中国执政表现打的分数只是略微比美国国民给政府打的平均分高一点儿，低于印度国民打的分。 国民意见与专家意见 在说明这些国家的国民对执政表现满意的原因之前，把他们的评价加以综合认识也许是必要的、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观点与世界银行的执政表现指标相比较，看来有着天壤之别。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国民对他们的政府的看法与世界银行的专家的看法大相径庭。就2008年而言，把六个维度(话语权与责任感、政治满足度、政府效率、调控质量、法制和反腐斗争结合起来看，世界银行把这六个国家排列的顺序为：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印度、中国、俄罗斯。 各国新执政表现指标显然对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的评价十分高。六项分数的值域从–0.25到+0.25，就其均值而言，澳大利亚被评为1.65，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几乎属于前94%以上的，美国被评为1.36，百分比数约为87%，日本1.21(约为84%)。而中国的平均分只有–0.47(39%)，印度为–0.17 (46%)，俄罗斯为–0.73 (21%)(参见得分附录II)。虽然我们从国民那儿得到的数据表明中国和印度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在六国当中表现最佳，但是《各国执政表现指标》却说明中国和印度政府与俄罗斯一样表现最差。 图2. 国民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在国内各地的差异(请对照图Ⅳ与图Ⅰ)。 澳大利亚当然是一个理想的范例，专家认为其政府质量高，其国民对其执政表现的满意度高。分歧最大在中国和美国。中国国民似乎对政府非常满意，但专家认为政府质量非常低下，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 尽管对国民感受和评价之间的这种差别远远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但是下面的分析也许会提供一些启示。例如，《各国执政表现指标》所依赖的六个维度可能在不同国家的国民心目中具有不同的分量。在中国，世界银行对政府效率的评价实际上相当高，而对话语权与责任感和反腐败斗争的评价却很低。也许中国国民至少在眼下认为政府效率是最重要的，因此感到满意，尽管政府在“话语权与责任感”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做得还不够。与此同时我们下面分析还表明，就个人而言有些因素对他们对政府的满意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情况如此， 日本 俄罗斯 美国 中国广州印度 中国昆明 中国武汉 中国青岛 中国台湾 中国厦门 澳大利亚 中国西安 中国成都 中国沈阳 图3.与其他五国相比，中国国民满意度的地区性差别 中国 印度 日本美国 俄罗斯澳大利亚 图4. 《各国执政表现指标》中的六国指标：六维度平均值(值域—0.25至+0.25) 资料来源： 《2008年执政指标》文本文件，查看网络文献“世界银行：《2009年执政问题》，网址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 ( ’,. 我们就可以说明有些国家的国民对政府高度满意的原因，尽管专家对其评价很低。 对国民满意度的说明 双变量分析 首先看看我在前面确定的解释性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双变量关系。表Ⅱ的底行表明这些解释性变量中的大多数与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密切相关。具体来说个人的满意度不是与个人的经济状况(硬性满意度)和个人生活的软方面(软性满意度，如婚姻和友谊)相关，就是与公众问题(公众满意度，如教育和公安)相关，都与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成正向关系;而且公众满意度似乎与对政府的满意度关系最为密切。主观福利似乎也与对政府的满意度成正向关系。这些发现似乎可以证实执政表现，也就是说，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取决于执政表现的水平。 相反，政府的冷漠与对政府的满意度呈负相关系。相同的模式也适于腐败。这看来不难解释：如果一个人感到政府对国民漠不关心(冷漠)或中饱私囊(腐败)，那么就有可能对执政表现感到不满。这又证实了执政表现：执政表现的阴暗面会导致国民的满意度下降。3其他变量，包括政治效能、现代与后现代价值观以及互联网的使用只与对政府的满意度有轻微的关系(因变量)。因此这张相互关系表只给几种假说以微弱的支撑，包括国民批评、文化转向与后现代化假说以及国民文化与社会资本假说。 多变量分析：与国情相关的模式 当把这些解释性变量植入与国情相关的回归模式中，前面确定的双变量模式似乎就会重生。几乎在每个国家中，公众满意度、感知中的政府冷漠和腐败会严重影响个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个人对公共问题越满意，如教育、医疗、国家民主制度的运行，就越有可能对整个执政表现满意3。 3. 这个表中的较高显著性可能会引起误解。从表3下方可看出，很多变量实际上不能说明与国情相关的模型中的因变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意味着表3中的统计学上的高度显著性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变量数值，而不是高度相关的统计学关系。我对本刊评委指出这一点表示感谢。 表2. 对执政表现满意度的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 感知因素 硬性满意度 软性满意度 公众满意度主观性福利 政府冷漠.. 可感知的腐败 互联网的使用 现代价值 后现代价值 政治效能 软性满意度 0.709 公众满意度 0.427 0.424 主观性福利 0.601 0.591 0.263 可感知的政府冷漠 −0.028 −0.012∗ −0.088 −0.116 可感知的腐败 0.047 0.058 0.070 0.084 −0.432 互联网使用 0.187 0.169 0.007∗ 0.208 −0.151 −0.154 现代价值 −0.139 −0.179 −0.021∗ −0.138 0.089 0.082 −0.167 后现代价值 0.087 0.118 −0.060 0.124 −0.144 −0.114 0.352 −0.402 政治效能 0.134 0.144 0.010∗ 0.146 −0.407 −0.325 0.193 −0.231 0.291 对政府的满意度 0.161 0.150 0.335 0.183 −0.199 −0.211 0.073 0.062 −0.013 0.034 注释：除了标有星号∗所有数据的显著性都在0.05或以上的量级。 在这个表中，显著性较高的数据会引起误解。在表3的下方可以看到，许多变量实际上不能表明在与国情相关模型中的自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表3中统计学的高度显著性是较大规模调查的结果而不是统计学上的高度相关性。我对本杂志的评委指出这一要点表示感谢。 表3：回归分析 因变量：国民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 美国 俄罗斯 澳大利亚 日本中国 印度 (常数) 3.138∗∗∗ 2.584∗∗∗ 3.348∗∗∗ 2.975∗∗∗ 2.966∗∗∗ 3.250∗∗∗ (0.247) (0.250) (0.194) (0.159) (0.170) (0.298) 年龄 −0.003 0.002 −0.004∗∗ 0.000 0.000 −0.004∗ (0.002) (0.002) (0.001) (0.001) (0.001) (0.002) 女性 −0.006 0.150∗∗∗ −0.107∗∗ −0.040 −0.010 −0.073 (0.042) (0.042) (0.035) (0.032) (0.029) (0.052) 受教育水平 −0.062∗∗ −0.038 −0.007 0.023 −0.051∗∗ −0.100∗∗∗ (0.024) (0.029) (0.018) (0.019) (0.019) (0.024) 互联网使用 0.005 0.039∗ 0.008 −0.010 −0.013 0.025 (0.016) (0.018) (0.012) (0.011) (0.014) (0.022) 后现代价值 0.020 −0.005 −0.004 −0.012 −0.007 0.173∗∗∗ (0.023) (0.033) (0.018) (0.019) (0.021) (0.039) 现代价值 −0.033 −0.003 0.003 −0.066∗ −0.011 0.099∗∗∗ (0.025) (0.022) (0.023) (0.030) (0.016) (0.028) 政治效能 0.003 0.027 0.020 −0.010 −0.027 −0.020 (0.028) (0.024) (0.021) (0.020) (0.022) (0.030) 主观性福利 0.016 0.009 0.067+ 0.009 0.011 0.184∗∗∗ (0.053) (0.043) (0.039) (0.037) (0.029) (0.047) 硬性满意度 0.047 0.136∗∗ −0.005 0.037 0.052 0.032 (0.043) (0.048) (0.032) (0.036) (0.035) (0.055) 软性满意度 −0.047 0.011 0.005 −0.050 0.019 −0.127∗∗ (0.050) (0.044) (0.039) (0.040) (0.036) (0.057) 公众满意度 0.279∗∗∗ 0.149 0.192∗∗ 0.135∗∗∗ 0.188∗∗∗ 0.167∗∗∗ (0.029) (0.031) (0.020) (0.024) (0.024) (0.034) 可感知的政府冷漠 −0.105∗∗∗ −0.054 −0.095∗∗∗ −0.090∗∗∗ −0.060∗∗ 0.084∗ (0.029) (0.031) (0.022) (0.020) (0.021) (0.036) 可感知的腐败 −0.093∗∗∗ −0.105∗∗∗ −0.066∗∗∗ −0.037 0.027+ −0.101∗∗ (0.025) (0.027) (0.019) (0.016) (0.015) (0.037) 被调查人数 656 505 685 781 914 627 R-平方值 0.275 0.242 0.285 0.118 0.166 0.180 注释: +α < 0.1; ∗α < 0.05; ∗∗α < 0.01; ∗∗∗α < 0.001. 相反，如果一个人感到政府官员对国民漠不关心，政府内腐败盛行，他就更有可能对执政表现非常不满意。 除了俄罗斯之外，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满意度(硬性满意度)似乎与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没有关系。同样除了印度之外，对情感和亲情生活(婚姻、友谊等，被称之为软性满意度)的满意度与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也关系不大。主观福利，即个人对生活感到幸福或满意，似乎与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系也是微乎其微的。 在几个国家中，女性对政府的满意度似乎比较低。受教育程度高似乎会导致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下降，与此同时，这符也合国民批评、文化转向与后现代化假说。研究模型中的其他因素，如年龄、现代价值、后现代价值、政治效力、互联以及网用法等，也没有得出相关的重要结果。 综合分析 当把国家的所有数据都综合到一起的时候，几乎所有选出来的解释性变量都会对个人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产生严重的影响。表4中的两个模型对这个问题表明得十分清楚。首先，较年轻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则对执政表现满意程度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公民批评、文化转向和后现代学说的肯定。因此尤其是诸如中国、印度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正处于社会经济现代化正在向前推进的一个阶段，后辈人往往会对政府提出更多的批评。 第二，主观福利、公众满意度、硬性满意度与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成正向关系，而感受中的政府冷漠和感受中的腐败则与其成负相关系。这就再现出双变量模式，是对执政表现的一种有力的证明。公众满意度是国民对公共政策问题的感受，如教育、环境、公安、政治体制，所占的比重最大。这显然说明国民有能力根据公共政策问题来评价执政表现。硬性满意度涉及公民的收入、住房和生活水平，只会产生些许作用。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于在综合分析中，软性满意度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会产生负面作用。从软性满意度可以看出个人对他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和精神生活的感受，因此似乎完全有理由认为软性满意度不会直接影响个人对政府的评价。然而对自己生活较满意的人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精神境界的人，因此，他们会是对政府要求较高、批评较多的人。如果实际情况如此，那么就可以说明这个变量对政府满意度产生负面作用的原因。 第三，后现代价值与对政府的满意度成正向关系。咋看起来，这与直觉感受相违背：自我表达和国民批评学说预测多数后现代国民对政府的态度比较苛刻， -------------------------------------------------------------------------------------------------- 表4. 综合数据分析 (因变量： 执政表现评估) 模型1 模型2 B Beta B Beta (常数) 2.732∗∗∗ 2.732∗∗∗ (0.078) (0.078) 年龄 −0.002∗∗∗ −0.050 −0.002∗∗∗ −0.049 (0.001) (0.001) 女性 −0.036∗ −0.031 −0.036∗ −0.031 (0.015) (0.015) 受教育程度 −0.037∗∗∗ −0.069 −0.037∗∗∗ −0.069 (0.008) (0.008) 后现代价值 0.021∗ 0.036 0.021∗ 0.036 (0.009) (0.009) 主观性福利 0.070∗∗∗ 0.077 0.070∗∗∗ 0.077 (0.016) (0.016) 硬性满意度 0.043∗∗ 0.054 0.043∗∗ 0.054 (0.016) (0.016) 软性满意度 −0.055∗∗ −0.064 −0.055∗∗ −0.064 (0.017) (0.017) 公众满意度 0.237∗∗∗ 0.323 0.237∗∗∗ 0.323 (0.011) (0.011) 可感知的政府冷漠 −0.057∗∗∗ −0.091 −0.057∗∗∗ −0.091 (0.010) (0.010) 可感知的腐败 −0.054∗∗∗ −0.098 −0.055∗∗∗ −0.098 (0.008) (0.008) b 美国 0.081b 0.051 0.027 0.017 (0.028) (0.025) 澳大利亚 0.449 b 0.288 0.399 b 0.256 (0.027) (0.025) 中国 0.456 b 0.329 0.408 b 0.295 (0.026) (0.024) 俄罗斯 0.206 b 0.116 Excluded by Excluded by (0.032) SPSS SPSS 印度 0.181 b 0.116 −0.090b −0.058 (0.029) (0.026) 通胀率 (2003–2007) 0.018b 0.101 (0.003) “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剔除的变量 a 被调查的人数 4,198 4,198 R-平方值 0.279 0.279 —————————————————————————————— 注释：这里所列的条目为通用最小平方模型的回归系数，括弧内为标注误差。 +α < 0.1; ∗α < 0.05; ∗∗α < 0.01; ∗∗∗α < 0.001. a包含在模型中但不包含在“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中的变量：国际高效咨询组织(GWI,GoodWorks International)提出的政府效率;《各国执政表现指数》的话语权与责任感，国际透明组织关于腐败的评估，俄罗斯。b. 就国家模型与诸如国民总产值等国家级变量而言，“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给出较高的显著性(在模型2中美国除外)。这似乎有误，因为其显著性水平应该根据背景的数目(六个国家)而不是被调查人的数目来计算。因此我在这里没有提到“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所计算出来的显著性水平。我对本杂志评审人指出这一要点表示感谢。 因为就生活的不同方面而言，其中可能还包括政府，后现代派国民对满意度有较强的意识。这就是假说提出的双向，而数据最终表明还是选择了其中的一向。 表4中从模式1向模式2转换的实现在于加入全国级宏观变量。引入的这些变量包括国民总产值增长率、中的政府效率指标以及《各国执政表现指标》中的话语权和责任感指标、国际透明组织量标、通胀率(测定的都是普查年之前一年的变量量值，有关数据参见表1)。加入全国级变量并没有提高模式的解释能力，因为模式的R平方值依然保持不变但是却产生两个有意义的结果。 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总产值似乎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变量。在模型中加入这一变量就排除了“统计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软件(SPSS)中所有其他国家级变量。换言之，模型中加入国民总产值增加率，所有其他国家级变量没有产生额外的说明作用。因此在所有的宏观变量中，国民总产值似乎是说明国民对政府满意度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一旦对国民生产总值加以控制，国家之间的差别就会以新的面貌出现。中国国民对政府的总体满意度就不再比日本高，印度和俄罗斯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会比日本低。换言之，中国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遥遥领先，实际上是由于中国而不是日本经济迅速增长这一事实。假定经济增长水平一样的话，日本人对政府的满意度就会比中国人高，甚至会比印度人和俄罗斯人高的多。 结论 表5对主要发现作了概括。执政表现得到数据的最有力的证明。国民对公共问题以及生活“硬性”方面的满意度与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成正比。个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也会在其对政府的满意度中反映出来。从宏观变量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国民对政府的满意度所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如前所言，如果对经济增长加以控制，中国国民和日本国民对各自政府的满意度就会相等。在相同的条件下，日本国民会比印度和俄罗斯国民对政府报以更积极的态度。把中国和印度加以比较也是有意义的。 如果对经济增长加以控制的话，印度人对政府的满意度就会小于中国人。因为普查进行的时候，两国 ------------------------------------------------------------------------------------------------------ 表5. 假说验证总结 假说 使假说得到证实的国家在综合数据分析中得到证实? Ⅰ. 表现假说 国民对政府的评价与执政表现有密切的关系 表现1. 硬性满意度 俄罗斯 是 国民对家庭收入、生活标准和工作的满意度 表现2. 软性满意度 印度 是 国民对家庭生活、休闲、友谊等的满意度是 表现3. 公众满意度 除俄罗斯以外均为 是 国民对公共安全、环境状况、社会福利和民主制度的满意度 表现4. 主观幸福 澳大利亚、印度 是 国民对幸福和成就的总体观 表现5 政府的冷漠 除俄罗斯外均为 是 国民感到政府官员对他们的需求不闻不问 表现6 腐败 除日本外均为 是 国民对政府内腐败的严重性的感受 宏观经济评估 未经检验 是 国民总产值增长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的优先性次序发生变化，从物质问题转向民主和自我表达问题。因此国民的期望提高，对政府提出更多的批评。 现代化 印度、日本 不，弃置a 后现代化 印度 是 信息 俄罗斯 是 弃置a 教育 中国、印度、美国 是 II. 文化转向-生命周期假说 年龄 澳大利亚、印度 是 IV. 国民文化与社会资本假说 国民对政府的感受始于个人的政治知识、政治参与、对同胞的信赖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政治效能 零 不 弃置a 注释：未含在本模型中。 -------------------------------------------------------------------------------------------------------------------------- 都经历过一个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阶段，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对经济增长加以抑制，印度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会降低的原因何在。也许是由于印度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为广大民众所分享吗?也许是由于印度的民主建制(如媒体)鼓励国民对政府持批评观点吗?进一步的研究会就关问题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本课题所涉及的国家数量少，因此无法在模型中对很多国家级变量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加入多于一个的额外变量也不会提高统计运算的空间。因此，即将开展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战略在于扩大这种分析，使其覆盖近年来《亚洲晴雨表》普查过的所有国家。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混合模型与当前的通用最小平方模型(OLS model)相比，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一个国家之内的差别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有所作为的根据。例如，就中国来看，满意度在广州最小。广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开放和发展的前沿，现在依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这种经济发达与国民满意程度低之间的矛盾性共存甚至会更加明显，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国民的满意度在沈阳最大，这是中国东北的一个落后城市，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大约长达十年之久。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新的数据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地区之间的差别呢? 就个人程度因素而言，本文似乎同时大有所为也大有无所为。我们认识到对公共问题如医疗和教育的个人满意度于对政府满意度的正向关系最大。因此政府还应该努力缩小与国民之间的距离，这样国民就会感到政府官员的冷漠态度有所减少。政府还应该认真地开展反腐斗争：一旦国民感到政府内部腐败盛行，就会对政府感到强烈不满。 好在这些研究成果似乎可以为善治提供明确的标准：要赢的国民的支持和感情，政府必须保障公共利益、贴近民众、减少腐败。这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只不过是在重复人所共知的招数。可是问题在于政府领袖是否有得力的手段来达到这些目标，确切地说，除了买口头官司外，他们是否在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 要用20年来开创“善治”时代，在这个目标的方向上我们依然面临根本性的障碍，我们十分清楚地了解善治的范畴，我们激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走向这种目标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但是本文的确可以证明国民的满意度对执政表现的“客观性”是相对独立的，如果这里所谓的“客观性”指的是专家对执政表现质量的评价话，诸如本文图1和图4所提供的评价清楚地表明被《各国执政表现指标》评为质量低的政府有时候却得到国民的高度评价。如果政府能够确定国民最关心的领域，能够把精力集中在这种领域中，那么即使在某些维度上暂时存在滞后，国民依然会打出高满意度的分数。例如，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虽然政府在保障话语权和责任下方方面滞后，但却在增加收入、提高公共安全、福利和就业方面卓有成效，因此国民似乎都持高度肯定的看法。 一个国家一旦登上发展的阶梯，国民的要求也会增加。这时政府只保障收入增加是不够的，也许政府必须转变观念，从以物质为基础走向以规章为基础，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要求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可能如本课题中美国和日本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对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开发组织来说，关键可能在于确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报以最高期望的领域(如“硬性满足度”方面)，支持政府在这种领域中进行投入。 关于作者 606 参考文献 Almon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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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绪：亚太六大国国民对执政表现的满意度
时间:2010-11-16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作者:王正绪 被查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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