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首纽约，回顾十年前定下的“千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进展时，前方显然任重而道远。随着经济危机在全球蔓延开来，政府迅速采取刺激计划来防止崩溃。但这些补救措施都是临时性的，没有致力于解决贸易不平衡的巨大结构性挑战、工资不平等以及与人口持续增长相结合的自然资源持续衰竭。该计划的发展目标包括全球伙伴关系、环境的可持续性和教育普及。但通过不计后果的发展而获益的少数国家所持的分裂政治和反对，颠覆了该议程。经济学家詹斯•马滕斯（Jens Martens）解释说，对处理全球发展的综合计划——它能缓解对社会和环境的各种负面影响——进行抵制，意味着无法长效解决失业、贫困和冲突问题。不顾就业、环保和基本社会安康而对经济增长孜孜以求，仍然会造成全球灾难。——耶鲁全球

危机没有解除——没有失业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全球伙伴关系，危机就不会解除

波恩：在发达国家，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似乎都结束了。20国集团的财长们已在探讨各种退出战略（exit strategies，指各国政府最终收回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而推出的数千亿美元的财政及货币政策。——译者注）。诸如高盛（Goldman Sachs）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等主要国际银行再次享有一季度总计数十亿的收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s）比以前更加活跃，彷佛从未发生过危机似的。

然而，由这次全球危机引发的海啸才刚刚抵达各发展中国家，尽管有时间迟延，对他们的冲击威力却丝毫没有降低。这次危机正对南半球造成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2007年至2009年间，已登记失业人员的数量增长了3400万。另外，由于欠缺社会保障体系，数百万人不得不进行非正式就业（informal employment）。极度贫困人口的数量也再次攀升。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预期到2015年贫困人口数量将比世界没遭遇这次危机的情况下多出2.63亿。饥饿人口的数量在2009年突破了10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最高值。该数量今年预期会降低，但仍比危机前要高。

尽管有时间迟延，全球金融危机正对南半球造成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鉴于这种惨淡的局面，到2015年要实现国际议定的包括“千年发展目标”（MDGs）在内的各项发展目标，希望更加渺茫。这次金融危机，加上气候危机和未解决的粮食危机，已经转为一场全球发展危机。

各国政府迄今尚未对该危机的种种剧烈后果做出恰当的回应，尤其是20国集团的危机管理对较贫困国家人民的需要几乎不予考虑。

这次危机无疑引起了经济政策话语的诸多变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对市场之自我规制力的盲信已被动摇。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变化尚未反映在任何对应的实质政策转变上。相反，朝向往常商贸状态的趋势再度彰显。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欧洲方面的首席经济学家霍格尔•施米丁（Holger Schmieding）的观察报告即是一例。鉴于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垮台，他评论道：“雷曼是一次事故。现在该事故现场已被清理，因此交通又能恢复了。”

这正是错误的进路。相反，我们需要一种综合规划以根治全球发展危机，缓解它带来的社会和环境上的负面影响，并防范未来的危机。除了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有效规制和改革之外，还需要朝着绿色福利国家（Green Welfare State）和基于权利的通盘发展范式（holistic rights-based development paradigm）进行根本转向。

国家若不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就不可能应对当前的危机。补救该危机造成的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克服贫困和环境破坏这类结构性难题，这些都需要更积极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体系、与环境及气候相和谐的经济政策。为此，联合国体系内提出了各国政府应当赶紧实施的三条倡议：

要防止这次经济危机变成一场持久的危机，就需要把与失业作斗争作为头等大事。

第一，为防范本次经济危机转成一种持久的、世界范围的就业危机，需要全面贯彻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全球工作协定》（Global Jobs Pact）。与失业作斗争需要成为政府的一项头等大事。对不断增长的年轻人失业问题尤其如此。这方面，对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应以国际劳工组织有关体面工作（decent work）的议程为导向的就业计划、引入最低工资制以制约贫困工人的不断增长现象，这些都应当位列头等大事。一项积极的就业政策还必须应对如下两个都对妇女造成影响的问题：不断增加的非正式工作安排和岌岌可危的就业关系。

第二，国际劳工组织已经指出，获得社会保障乃是一项人权。而特别是在危机时期，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必需，它会减少贫困，强化人民的购买力，因而拉动内需，并防范社会紧张和社群冲突。国际劳工组织已经阐发了基于四大支柱的一种“全球社会保护底限”（Global Social Protection Floor）的概念：

●向所有人普及的公共卫生保健；

●保障对每个孩子的国家津贴；

●国家向老年人或残疾人普及的基本抚恤金；

●保障对贫困的失业和未充分就业人员的国家扶持。

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这样的基本社会保障，防止人民因为经济危机而沦于贫困。

就减少贫困、强化购买力和防范冲突而言，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乃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必需。

第三，要遏制气候变化的威胁，就需要对环境友好型（environmentally friendly）技术和降低能耗措施进行大规模投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已经采纳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若干提议，并把它们发展为一种全球倡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呼吁各国政府拿出至少7500亿美元（约合全世界经济刺激计划的25%）来投资于如下5个领域：

●改进建筑物的能源效率；

●发展可再生能源；

●建立可持续的运输体系；

●保护包括清洁水源体系、森林、土壤和珊瑚礁在内的星球生态基础设施；

●投资于可持续农业，特别是有机农耕。

政治上的变化还不足够。主流发展范式需要更根本的改变。当前的危机反映了一种以特定现代化进路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该进路无视环境和人权问题，把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混为一谈。该模式把与贫困作斗争视为主要是技术上的挑战，其中社会正义这个范畴无关重要。

当前的危机反映了一种无视环境和人权问题的现代化发展进路。

现在我们需要对多种危机及其相互依存性的共同原因进行一种融贯的分析。这就需要克服在政治、科学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话语（development discourse）中现存的破碎状态（fragmentation）。根据参与者的不同，该话语聚焦于诸如缓解贫困和千年发展目标、气候变化、贸易和投资以及人权和冲突等狭小论题。

必须重新考虑一种立足于六大基石的通盘发展模式：

●环境的可持续性，

●社会正义，

●经济效率，

●民主参与，

●文化多样性，

●国际责任。

这类模式必须立足于国际法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权利在内的各种普遍人权。

9月20日至22日，联合国大会（the UN General Assembly）在纽约召开“千年发展目标峰会”。下一次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峰会将于2012年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举行——距1992年“地球峰会”（指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亦称“环发会议”，该会议形成了《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重要文件。——译者注）正好20年。这些峰会的时间间隔提供了反思传统发展和增长模式的明显弊端的绝佳契机，并促进对新的福利和发展模式的论辩。

詹斯•马滕斯是位于德国波恩的“全球政策论坛”欧洲办公室（the European office of Global Policy Forum）的经济学家兼主任。您可通过如下电子信箱联系到他：jensmartens@globalpolic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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