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选择怀旧，坚持固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务实和进步主义，那么未来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模式就不会是基于西方价值和美国领导的民主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带有威权色彩，启发自亚洲价值，由国家引领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新模式或许就像当今世界如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带有“中国制造”标签。

原文标题：纽约时报——为什么指责中国对美国经济毫无助益？

可以很保险地说，本月，当美国特拉华州共和党预选选民推举茶党（Tea Party）候选人克里斯蒂娜·奥唐纳（Christine O’Donnell）作为角逐该州参议员席位的人选时，亚洲国家的货币干预行为肯定不是他们心中考虑的议题。但美国政治钟摆的摆动却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和日本首相菅直人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上周四，他们分别在纽约与奥巴马总统进行了会谈，源自亚洲的竞争导致美国就业岗位流失，位列会谈的主要议程。

亚洲国家之所以对美国政治感兴趣，并不仅仅因为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这种兴致还源自亚洲领导人心中逐渐增强的一个信念：美国称霸世界的时代即将终结，美国政治的分裂态势意味着美国没有能力适应全球资本主义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不断演变的性质。

那么，这种笼统的陈述跟日元的价格又有何关联？甚多。9月15日，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剧下落，增强了日本出口商的竞争力。虽然上周出现短暂反弹，但市场预期日元的下行趋势还将持续。菅直人政府决定效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管理”（一些批评者会用“操纵”一词）本国货币方面的做法；日本政府在单日内创纪录地向外汇市场投入23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干预动作，而不是完全放任市场力量决定日元币值。

如果要理解这项决定将对美国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必须先从地区性政治谈起，这里的地区所指的，并非特拉华州，而是一个比其大得多的，名为亚洲的区域。对大多数美国政客和选民来说，亚洲依然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地域（terraincognita）。

在亚洲政治中，你所看到的，往往跟你所得到的完全相反。9月14日，在日本民主党党内选举中，被普遍视为自由市场赞成者的菅直人，经受住了来自其对手小泽一郎的强有力挑战，最终保住了首相宝座。此前，小泽一郎曾大声呼吁日本采取中国式货币干预政策，将日元维持在低位。菅直人的胜利令投资者认为，货币干预已不再是政府的政策选项之一。在这一信念的驱动下，他们一窝蜂地购买日元，将日元对美元汇率提升至15年来的最高位。然而，事实证明，菅直人在赢得党内选举的过程中，或许已经心照不宣地将经济政策掌控权让与精于幕后交易，被称为“影子将军”的小泽一郎。从而出现了随后大举抛售日元的一幕。

跟自由市场理念决裂，以及花费政府资金控制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决定，主要是受日中关系，而不是日美关系所驱动。此前，包括索尼和丰田在内的日本公司要求政府采取措施让日元贬值。这些公司主要关切的，并不是它们相对于美国公司的竞争力，而是害怕遭受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积极地管理本币汇率）的出口商削价竞争的打击。

中国的经济政策如今被其他亚洲国家奉为圭臬。在此背景下，日本面临一项极其严峻的抉择：是支持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意见——中国正在人为地压低人民币汇率，还是效仿中国的做法？日本最终选择追随中国，即使这样做将惹恼美国人——这一选择意味深长。

日本的行为表明，在这场金融危机尘埃落定之后，自由市场思想在国际经济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终结。华盛顿必须明白这一点，否则的话，它会发现自己在跟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常屈居下风。美国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沉醉于中国的货币操纵问题而不能自拔，似乎这仅仅是这个市场力量大行其道的世界中的一个特例而已，而是应该适应这样一种环境：许多国家正在有意识地管理其汇率和贸易不平衡问题，它们业已成为G20峰会等国际论坛中一项合乎情理的辩论话题。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无异于亵渎神灵。应该为他们所知道的是，按照如今的教条式标准，罗纳德·里根是天字第一号货币操纵者。他主导了有史以来2次最大规模的货币干预行为：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以及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前者拉启美元贬值的序幕，后者为此轮贬值划上句号。

事实是，自雷曼兄弟公司于2年前倒闭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规则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的改变。如果美国拒不承认这一点，它就将发现其全球领袖地位正在悄悄消逝。金融体系的几近崩溃，正是“皇帝新装”最终暴露的时刻。

在此环境下，如今以茶党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出于本能地厌恶政府，坚信“市场总是正确的”——将注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然而，两党较温和的人士在一个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上是相同的：上周五，一项旨在惩罚中国操纵货币行为的动议获得两党支持，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Means committee）顺利通过。

然而，在美国之外现在存在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全球资本主义的某种最新版本必须逐渐演化，进而取代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所称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如果市场力量连住宅抵押贷款融资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那么，我们能否将恢复并维系充分就业，减少全球不平衡，阻止环境遭受破坏，为一个没有化石燃料的未来做好准备等等重任放心地交付于市场之手呢？这是美国之外，特别是亚洲的决策者正在询问的一个问题。它的答案就是经济学当中频繁出现的那个词语：“也是也不是（yes and no）”。

之所以说是，是因为市场是分配稀缺资源最好的机制。之所以说不是，是因为市场投资者往往是短视的，没有反映被广泛认同的社会目标，有时甚至犯下灾难性错误。因此，在有些时候，政府必须精心塑造市场动机，以实现由政治，而不是市场自身确定的目标，其中包括金融稳定、环境保护、能源独立及减轻贫困。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扩大政府规模。正在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演变的资本主义新模式，通常要求政府变得更小，但更有效率。在一些国家，许多被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视为政府特权的活动早已被私有化——甚至在被许多美国人视为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欧洲国家，亦是如此。

在法国、德国、日本和瑞典，私营部门经营供水、公路、机场，甚至邮政服务的例证越来越多。住宅抵押贷款需要由政府担保来支持，几乎是亚洲人和欧洲人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和亚洲税收体制的再分配功能要比美国更弱一些。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显示，从最富十分之一人口所募集的所得税，占美国税收总收入的45%，法国的这一比重仅为28%，瑞典为27%。这些国家为公共服务筹集的税收主要来自中产阶级选民（通过消费税和能源税），而不是狠敲富人的竹杠。

因此，这些国家的预算更为稳健，它们的政府更有能力向陷入危机的经济提供支持。它们也能够更好地管理其货币及贸易关系，补助核能和太阳能的长期投资，投资于基础设施，就业再培训和教育领域。相比之下，美国税收体制对最富裕公民的严重依赖意味着社保体系，以及诸如能源独立这类长期目标的实现，只能寄望于富人财富的不断增长。

这种状况又将我们带回特拉华州。倘若美国决定忽略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资本主义再造进程，反而带着怀旧的情思，决意重新实验市场原教旨主义，将会怎样呢？这并不会阻止其他国家改变航向。

这一选择可能意味着，未来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模式不会是基于西方价值和美国领导的民主资本主义的产物。相反，它将是一种带有威权色彩，启发自亚洲价值，由国家引领的资本主义。如果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选择怀旧，坚持固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务实和进步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的新模式或许就像当今世界如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带有“中国制造”标签。

阿纳托利·卡雷特斯凯（Anatole Kaletsky）是香港一家投资顾问公司的首席经济师，著有《资本主义4.0：一种诞生自危机残骸的新经济》（Capitalism 4.0: TheBirth of a New Economy in the Aftermath of Crisis）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