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5月举行的英国大选中，戴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获得36.1%的选票，占据了307个议席，成为议会下院第一大党；首相布朗领导的工党获得29%的选票，占据了258个议席，失去了议会下院第一大党的地位；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下文简称“自民党”）获得23%的选票，占据了57个议席，成为议会下院第三大党。三党均未获得议会下院650个席位的绝对多数（326席），英国自1974年以来再次出现“悬置议会”（Hung Parliament）。[1]随后，保守党和工党均与自民党展开联合组阁谈判，最终自民党选择与保守党组建联合政府。

　　悬置议会与联合政府

　　悬置议会产生之后，多党（至少是两党）联合政府成为最好的选择。由于议会第一和第二大党通常是直接竞争对手，它们联合的可能性非常小，第三党就成为组建联合政府的关键。工党和保守党都曾经与自民党协商联合组阁事宜，但自民党几乎毫无悬念地选择了保守党。如果自民党与工党联合，由于工党所获议席远远多于自民党，工党仍然可以继续执政。然而，自民党在竞选中明确宣布，一旦出现悬置议会，决不与工党联合。自民党对工党政府一贯持激烈的批评态度，把工党拉下马是它所乐见的。因而，工党与自民党的联合组阁协商很快就宣告破裂，保守党与自民党的联合可谓水到渠成。它们的联合宣告了连续执政13年的工党失去执政地位。

　　悬置议会在英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作为其结果的联合政府都比较短命。悬置议会和联合政府只是在1974年2月和1929年出现过，分别存续了8个月和2年。悬置议会和联合政府之所以并不常见，而且即便出现了也非常短命，与英国两党制格局密切相关。英国的选举规则是“赢家通吃”（first-past-the-post），这一规则非常有利于大党，非常不利于小党。在这一规则主导下，英国形成了典型的两党制格局。[2]在两党制格局中，通常情况是两大党轮流执政，小党逐渐边缘化，甚至生存都极其困难。因而，产生两大党都未获得议会下院绝对多数议席的概率非常低。

　　联合政府几乎是悬置议会的必然结果。但联合政府的劣势非常明显：一方面，组成联合政府的两党本就存在着多重矛盾。除了意识形态和政策分歧之外，还有一个危险是联合政府中的小党很可能变得举足轻重。一旦两党在任何方面发生难以协调的分歧，小党将退出联合政府，政府就失去了议会下院的多数支持，宣告解散。另一方面，悬置议会和联合政府通常在特殊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下出现，没有剧烈的环境变化，两大党瓜分绝大多数选票的局面不会受到冲击，因而，联合政府面对的通常是更为复杂的环境和更为棘手的问题。内部的脆弱性和外部的巨大压力使联合政府一产生就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再加上在野大党频频刁难，联合政府必然短命。

　　在卡梅伦和克莱格宣布联合组阁之后，他们在公开场合高调地表示联合政府不是权宜之计，不会短命速亡，而是要延续到5年后的下一届选举。两位新领导人不断向外界传递着两党“精诚团结”的信息。但在英国的观察家们眼里，联合政府的命运是值得怀疑的。即便最乐观的观察家认为联合政府可能成为今后英国政治的常态，但是卡梅伦-克莱格内阁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首先，“次贷危机”仍然没有完全结束，经济复兴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两党的解决方案并不完全一致。其次，两党的竞选纲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甚至超过了它们各自与工党之间的分歧：保守党坚决反对议会改革，自民党则力主议会改革；保守党对英国参与欧盟事务极其谨慎，自民党则全力推动；保守党支持更换三叉戟导弹、新建核电站，自民党则坚决主张沿用三叉戟导弹，反对新建核电站。无论是从巨大的外部压力，还是从多重的内部分歧来看，新政府所宣誓的团结并不足以保证它顺利解决所有问题。联合政府的存续取决于两党共同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成效，而不是良好的意愿。联合政府之所以难以生存，关键问题是政府绩效几乎需要拿满分。

　　卡梅伦-克莱格内阁是否能够改变英国的政治传统，尤其是通过打破联合政府短命的宿命来借机实现议会改革（选举制度改革），将取决于内阁存续的时间长短。在满分就存续、扣分就解散的状况下，卡梅伦-克莱格内阁存续到5年之后的正常议会改选，意味着这个内阁将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以事实证明联合政府的可行性，进而趁势发动议会改革，提高英国选举规则中的比例代表制成分。倘若如此，英国的政治传统将发生重大改变。

　　政党格局与小党发展

　　在悬置议会既成定局之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都出现大量的新闻评论，重点讨论英国政党格局改变的可能性。许多新闻评论的标题都非常具有冲击力，比如“悬置议会将永远改变英国政治”、“联合政府将改变英国的政治版图”、“妥协的革命”、“粉碎两党制传统”，等等。但实际上，英国媒体还是比较冷静的，在醒目的标题背后，它们并不认为英国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只是出现了一种人们并不熟悉的政治可能性。

　　英国媒体制造出许多具有冲击力的新闻标题，将悬置议会和联合政府可能导致的结果无限放大：悬置议会和联合政府成为常态，两党制松动，选举制度改革，最终在制度和文化上转变为多党制。但英国媒体分析到，实现这种转变的每个步骤都是极其困难的，充满了未知数。英国政党格局突破两党制向多党制转变，至少需要以下三重必要条件，但是这三重必要条件目前都远未成熟。

　　第一个条件是，两党制解决英国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能力出现明显的、选民难以容忍的问题。一种制度解决问题的客观有效性最终决定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无论选民如何顺从制度、尊重传统、保守过往，这种主观弹性是有限度的。

　　从长时段的英国政治发展来看，英国两党制的制度绩效非常优异，基本上成功地应对了各种国内矛盾，如果与法国、德国、意大利的政党制度相比，这种优势更加明显。而且，两党制自身的惯性非常强大。在英国两党制的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即自由党的衰落和工党的崛起，工党取代自由党而与保守党构成了两党格局。工党从自由党“左侧”崛起，成功取代了自由党。自由党右边受到保守党的传统抵抗，左边受到工党的取代式挤压，自身内部又发生严重分裂，结果退出了大党行列。

　　从这一关键经验来看，政治环境的变化并没有使两党制解体，而是促使两党制进行内部调整：新的两党格局取代旧的两党格局。两党制受到了冲击，但它通过自我调整成功应对了冲击，结果是“浴火重生”。外部的巨大压力并不必然造成两党制解体，反而可能强化两党制--因为巨大的压力对政治效率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重大制度解体造成的混乱更不利于解决问题。照此经验逻辑来推断，2010年大选面对的环境压力不仅远不如20世纪初，即便压力强度相近，也不必然导致两党制格局的改变。按照现在工党居左、自民党居中、保守党居右的格局，真要是出现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最可能被挤压的反而是居中的自民党。

　　第二个条件是，第三党拥有稳定的选票和议席，且足以和两大党展开全面的抗衡。两党制格局被打破，从政党竞争的角度看，最重要的必要条件是第三党的崛起。第三党的崛起，按照唐斯（A.Downs）的理论，有两种可能：一种就像工党那样，由于外部环境和选民分布的重大变化，从侧翼崛起，取代原来自由党的地位；另一种是由于外部环境和选民分布的重大变化，两大党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极端化，代表了左右两极，第三党从中间崛起，掌握中间选民的选票。[3]

　　自民党在英国政党的意识形态光谱中恰恰是居中的，两种可能性对它而言都不大。先看第一种可能性，自民党本就处于左翼的工党和右翼的保守党之间，它的历史和意识形态选择决定了它不可能通过比工党更左或者比保守党更右的办法来取代它们。再看第二种可能性。自民党是居中，但居中政党崛起、获得大量中间选民支持的前提是两大党两极化。但从英国数百年的政治史来看，两大党相互靠拢、左右分歧越来越小是常态，两极化几乎没有出现过。“二战”以后，保守党（70年代）和工党（90年代）的重大调整，重新执政，选择的基本策略都是向中间靠拢、向对方靠拢，这种策略选择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将大量中间选票轻易留给自民党。

　　从新政党崛起的可能性分析来看，自民党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目前并没有出现对它非常有利的结构性变化，尤其从它对手（两大党）的表现来看更是如此。事实上，自民党在这次大选中的得票情况充分反映了它的尴尬地位：尽管克莱格成为万众瞩目的政治明星，但自民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仍然不那么鲜明，明星效应并没有变成选票，更没有变成议席。相比上一届大选（2005年），得票率上升了1%，议席却少了6个。从这个选举结果来看，自民党仍然还不具备与两大党平起平坐的实力。现在自民党所面临的局势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无怪乎英国人认为自民党“总是伴娘”！[4]

　　第三个条件是，进行选举制度改革，逐步强化比例代表制原则，形成有利于多党制的游戏规则。多数决定制有利于两党制，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多党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英国之所以长期维持两党制的格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实行多数决定制的选举规则。在英国“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中，光有数量庞大的选票是不够的，还需要这些选票相对集中。在这次大选中，自民党获得了23%的选票，如果按照完全的比例代表制，它应该在议会下院的650个议席中占据149.5个席位，它实际上只获取了57个席位；相应地，保守党和工党分别获得36.1%和29%的选票，应该拥有235和188.5个议席，实际上却取得了307和258个议席（占议席总数的47.2%和39.7%）。

　　根据“赢家通吃”的规则，在一个选区当中获得相对多数选票的政党即获得这个选区所有的议席，这对于大党十分有利，对小党十分不利。大党不仅因为这个规则获得超额增加的席位，相应地，小党则蒙受了超额损失的席位，而且，许多倾向于小党的选民会因为这个规则感到投票给小党无异于浪费，因而宁愿投票给自己第二喜欢的大党。从小党与多数决定制的关系来看，小党的基本立场必然是“反体制”的，这个体制不仅使它们执政无望，甚至生存都成问题。大党则是体制的拥护者和捍卫者，因为它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如果这一规则没有被修改，多党制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而，自民党必须通过发动法律程序修改多数决定制，增强并最终落实比例代表制，多党制才可能出现。

　　然而，在大党掌握议会多数、小党议会席位屈指可数的情况下，修改选举规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组成联合政府之后，克莱格极力主张将议会改革早日提上日程；卡梅伦承诺在进行广泛的民意调查基础之上稳妥地进行改革。保守党右翼对卡梅伦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坚决反对改革选举制度。卡梅伦既要维持联合政府，更要保持党内的团结。按照英国实用而渐进的政治风格推测，卡梅伦对克莱格实施的实际策略是“拖”：首先，他要求广泛征询民意；其次，即便发动改革也可以从边缘着手，无需触动“赢家通吃”的核心；最后，他还可以在有把握的情况下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克莱格针锋相对，不仅积极敦促卡梅伦履行改革议会的承诺，而且主张限制政府解散议会的权力。

　　可以推断的是，即便英国向多党制迈进，这届政府最多只是开个头，在选区划分等问题上略有改进，不可能在5年内完成彻底的转变。对于追求多党制的自民党而言，进入联合政府只意味着赢得机会，绝不意味着成功在望。

　　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

　　意识形态是“对良好社会和建立这种社会的主要方法的语言描述”，它不仅仅是实际政治目标的体现，而且是争夺政治权力的手段。[5]在选举过程中，政党是否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不重要，关键是它能否让选民相信其意识形态，将相信转变为选票。因而，唐斯完全将意识形态作为策略性问题来处理。政治文化是“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是人们对自己所处的政治系统的内在心理取向。[6]政治文化很难被当成策略性问题来对待，因为它的变化是极其缓慢的。即便在媒体空前发达的今天，政治新闻话题的频繁制造也不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政治文化的内在稳定性决定了它难以改变，但一旦改变之后就很难逆转。两党制在英国成功运行，甚至成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标志，离不开相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如果英国向多党制转变，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也需要发生相应的转变。

　　意识形态作为选举手段，为选民在无法获得充分信息的条件下作出判断提供了方便，它是选民区分各政党的简单、方便的标签。所有政党都面对着意识形态选择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政党需要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政党有所区别，否则意识形态作为方便标签的作用就失效了；另一方面，政党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向中间靠拢、向竞争对手靠拢，目的是为了拉拢中间选民。英国选举史表明，保守党和工党的意识形态在这种两难之间不断摇摆，但总的趋势是它们的意识形态在不断趋同。向中间靠拢、向对手靠拢，可以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形成“共识政治”，提高整个国家的凝聚力--自己成为国家的领导与核心；向自己的传统意识形态回归、与对手划清界限，可以强化传统选民的支持，形成差异政治，为国家带来政治活力--自己成为改革的领导与先锋。英国政治正是在两大党的共识与差异中不断发展的，它们都在意识形态转向中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在英国选举中的这种逻辑有利于两大党，非常不利于小党。以自民党为例，它本身的意识形态标签就不够鲜明，右翼由保守党代表、左翼由工党代表，右翼选民认为它不如保守党，左翼选民认为它不如工党，中间选民很可能因为“废票心理”也不投票给它。更重要的是，自民党很难像两大党一样灵活自如地进行意识形态转向，它本来就是中间派，可供它选择的意识形态空间非常狭窄。因而它既难取得共识政治中的支柱地位，也很难取得差异政治中的先锋地位。

　　然而，政党并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意识形态，甚至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意识形态的转向。从这次大选来看，尽管“次贷危机”压力巨大，但英国社会总体上并没有出现关注点和基本评价的根本性变化，各党也就没有必要改变意识形态。三党之间竞选纲领的差别更多的不是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是政治利益的差别：居于左右两侧的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差别比它们各自与自民党的差别还要小。这充分反映了两大党的政治优势和既得利益地位，以及自民党的政治劣势和通过“新意”谋求政治突破的策略。

　　意识形态需要和社会主流的政治认识、情感和评价保持基本一致，即与政治文化保持一致，否则很难赢得选民的支持。英国有影响的意识形态种类比较少，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评价存在着很高的共识性。游移选民是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地带游动，而不是向两极游动。争取游移的中间选民意味着意识形态向中间靠拢、向对手靠拢。这决定了两大党不仅不能走极端，而且它们参与政治游戏的手段必须是有节制的。中间化、有节制的政党竞争又反过来强化了政治共识。在这种政治文化与选举竞争的环境中，小党的标新立异很难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

　　根据阿尔蒙德的研究，英国政治文化可以被概括为“恭顺的公民文化”。[7]“恭顺”的背后是一种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自我认定：人与人不同，有人天生优秀，我不是天生优秀的人，但我可以是一个好公民。“恭顺的公民文化”为英国政府和政党高度集权且与公众隔离的政治运作模式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就政党竞争而言，在恭顺的公民文化支持下，高度集权势必导致大党的官僚化，组织严密、纪律严格，加上长期的执政业绩，更容易获得选民的认可。小党由于组织的劣势和业绩的空白，很难获取选民的“恭顺”。因而，两党制本身也成了英国人“恭顺”的对象，两位英国作家曾经调侃过：“每个来到这世上的小男孩和小姑娘，要么是自由党要么是保守党。”[8]“恭顺的公民文化”不仅与英国政治文化的共识性形成了良性互动，促成了带有保守色彩的共识政治，而且与两党制这种带有高度权威主义色彩的体制形成了良性互动，促成了公民服从与政党权威之间的英国式合作。

　　上述一系列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特点都有利于两党制的延续，不利于多党制的的诞生。然而，政治文化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英国的政治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种“新平民主义”（New Popularism）正在悄然兴起，这在工人阶级中比较明显。他们不再那么“恭顺”，不再认为中层和上层阶级的权力地位和经济福利那么理所当然，对既存体制的公正性提出质疑，要求英国变得更加平等。另外一个冲击是社会政治问题的非意识形态化。环境保护、打击恐怖主义等一系列“超越左与右”的问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意味着意识形态标签的有效性可能不断下降。最后，英国融入欧洲的进程也构成了冲击。习惯了“独大”的英国政府和政党在需要广泛协商的欧洲事务中显得古板和傲慢，屡次与多边协商和协调的欧盟模式发生冲突。英国要融入欧洲，就必须适应而不是继续抵制多边协商和协调的政治运作机制，相应地，要培养一种更具平等精神的政治文化。这一系列国内外因素都有利于多党制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迫使英国作出调整，适应平等潮流的再次冲击，使两党制更具弹性和开放性。但目前断言英国两党制就此瓦解还为时尚早。

注释：

　　[1] http://news.bbc.co.uk/2/shared/election2010/results/。?

　　[2]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3-275页。?

　　[3][5] 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120页、第89页。?

　　[4][8] Stephen Ingle, The British Party Syst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8,p.129,p.20.?

　　[6][7]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第406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