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国特种部队和装甲车的步步进逼之下，5月19日清晨，红衫军占领了69天的曼谷中央公园区阵地失守。为避免武力清场演变为一场大屠杀，多名红衫军领袖含泪向当局自首。自此，两个多月的红衫军示威终于结束，第一批大约300名撤离的红衫军在21日抵达清迈。但是，随后红衫军激进派到处纵火，曼谷昔日繁华商业区的上空弥漫着黑烟，仿佛暗示着红衫军并未投降，而且随时将再度回到曼谷。

　　草根的天空

　　无论新的大选能否顺利举行，红衫军占领曼谷街头的行动，都已经在泰国政坛和世界社运的历史上创造了一个纪录，向世人展现了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农民政治力量的存在和意志。从这意义上说，红衫军所支持的前总理他信是幕后黑手还是红衫军偶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红衫军过去盘踞曼谷街头69天的行动可能构成泰国乃至东南亚政治发展的一道分水岭——泰北贫穷农民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能够影响泰国政局的发展。

　　换言之，与其说红衫军的行动(其中不乏过激行动)是为了拯救他信的政治生命，还不如说是为了巩固草根农民自身在泰国政坛的政治空间。这也许就是红衫军的盘踞政治：如果政党政治的垄断、恶斗排挤了少数群体甚至特定的多数政治派别，那么人们只能通过社会运动包括盘踞街头的合法抗争方式乃至更加激进、暴力的手段，来争取他们集体的政治空间。

　　这在1967年德国政党“大联盟”出现后的历史中已经得到验证。当年，德国左、右两派政党的大联盟封堵了议会内政治异见的空间，迫使学生和少数派走上街头，把大街变为政治舞台，发出反战的声音，要求真正、充分的民主。而2008年底阿披实政府上台前后的泰国政坛情形与此颇为相似：2006年他信被陆军司令颂提推翻，后被迫四处流亡；他信的代理人沙马尽管仍然取得大选胜利，却在2008年9月被法院以莫须有罪名剥夺总理职务；随后出任总理的他信妹夫颂差，也因所属的人民力量党被法院判决在上轮国会选举中舞弊而被禁从政5年；混沌政局中，只拥有少数议席的民主党在军方操纵下与原人民力量党内部的小派别及其它小党结盟，窃据内阁，并受到拥戴王室的黄衫军支持；2009年2月，泰国地方法院以腐败罪名剥夺他信私人财产的一半，约14亿美元，从经济上进一步压缩他信与支持力量的联系。

　　占泰国人口近70%的泰国农民，尤其是北部和东北部的贫苦农民，在经历了2001年以来的政治解放之后突然发觉一夜间历史仿佛在倒退。他们不仅重新陷入1932年以来泰国威权政治的桎梏，还要面对曼谷中产阶级为主的黄衫军自2005年以来对他信政权的抗议、对他信民粹主义主张所惠及的广大农民的嘲讽，以及黄衫军领袖入阁后对他信的继续追剿。他信作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几乎做满任期的民选总理下台后，泰国政坛上只剩下充其量不过是装点门面的议会民主，陈腐的政治寡头仿佛树冠蔽日遮住了草根的天空。草根们走上街头、表达诉求，因此几乎是必然之势，与他信的背后支持有关，也无关，更关乎为他们自己争取政治空间，迫使泰国可怜的民主政治回到充分反映民意的民主轨道。

　　追根溯源

　　事实上，早在只有短短数年历史的红衫军成立甚至他信2001年上台之前，红衫军成员的主要来源地——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在1990年代就已经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在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泰国乡村共同体已经俨然转变为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现代公民社会。这次泰国的“3月红潮”中，红衫军成员具有鲜明的乡村聚落特征，农村社运积极分子与他们的家庭、邻里、亲戚一同来到曼谷，建立“红色解放区”。青壮年们与老人、妇孺一道在街头营地过着几乎与村社生活并无多大差别的抗争生活，共同聆听演讲、休息、出动，并分工负责警卫、战斗、煮饭和卫生。与1970年代和1980年初泰共搞的乡村运动不同，红衫军并非为他们的阶级在抗争，而是为他们的乡村共同体在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乡民的政治权利，直到今天，在泰国的保守政治力量甚至代表中产阶级的黄衫军运动那里，仍然被嗤之以鼻；社会分裂的背后，实为支撑泰国威权体制的保守政治心态。

　　继续深究下去，不能不回到冷战正酣的1973年，这一泰国政治的另一分水岭，也是今天红衫军的历史起点。这一年，受越战和欧洲“5月风暴”学运影响成立于1968年的泰国学生组织“全泰学生中心”(NSCT)发动了反对军政府独裁的运动，史称“10·14”运动，他侬-巴博政治集团倒台，结束了1932年以来的泰国军政府历史，也开启了泰国公民社会之门，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奠定了今天泰国欣欣向荣的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基础。在2006年帮助推翻他信政权的黄衫军，以曼谷中产阶级为主，就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结果之一。

　　但是，社会和历史的分叉也同时发生。1973年之后泰国国王亲自介入产生的1974年修宪虽然扩大了民选议员比例，但也招致保守政治势力的反扑，特别是因为冷战局势的变化，几乎葬送了这一早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革)的革命，而迟至1992年才重新启动民主化。但是，到1976年10月政变前，这一短暂的民主却分别造就了今天黄衫军和红衫军的基础。

　　先说其中一支分叉。出于遏制双方共同对手苏联-越南联盟在印度支那势力扩张的需要，1975年泰国和中国建交，一直相对弱小、受中共支持的泰共获得迅猛发展。而此时的泰国民主政坛缺乏一个多数政党，局势日趋微妙之际，泰国军方发动政变，并在1976年10月残酷镇压了法政大学左翼学生的抗争行动，导致100多人死亡，3000多人被捕，稍后几月的大逮捕行动中更有8000多人入狱。

　　法政大学是泰国的精英大学，泰国政界、官僚以及商界的精英大部来自这间大学，但在1970年代的风潮下，左翼学生也是这间大学的主流。军方残酷镇压的结果，中止了3年短暂的民主化，也迫使大批左翼学生逃向泰北的丛林。随后的一年，有3000多名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加入了泰共，泰国社会党也宣布与泰共合并。其后几年，这些从法政大学屠杀中逃脱出来的泰国年轻学生加入了泰共和泰国人民解放军的训练营地，但因不适应丛林生活，而被以5到10人一组的方式派到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乡村，尤其是被认为是老挝族裔聚居区的泰东北伊善地区。由此，当地农民开始被动员、觉醒。

　　另一分叉，受北部农民运动的影响，泰国政府从1975年开始“拨款计划”，第一次在农村将“农村建设计划”纳入财政拨款，主要在中南部乡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1976年法政大学屠杀之后的泰国军政府，当看到泰共及泰国人民解放军的壮大，也尝试向温和的社会运动开放空间，以部分妥协换取社会精英的支持，允许甚至鼓励1970年代初期建立的公民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扶贫和社会公益事业。泰国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纷纷加入其中，并新建了大批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整个1980年代的泰国，一个温和的公民社会雏形在威权政体之内蓬勃发展。今日红衫军内的领袖们不少就来自这批早年参加非政府组织建设的左翼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

　　而冷战形势再一次的剧烈变化，造成泰共无可避免的衰落和失败。1980年代初期，中共对泰共的支持减弱，越南-老挝政府驱离泰共在老挝境内的营地，丛林中的知识分子们被迫走出丛林，放弃共产主义，回归泰国主流社会。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选择加入如火如荼的非政府组织，继续从事社运工作。二三十年后，他们当中的理想主义者成为今天泰国社会运动的主力，也开创了泰国政治的新版图。只是，进入21世纪后，这批运动精英仍然被分裂的社会所分裂：他们分别介入反对他信和支持他信的两派斗争力量。

　　连与这批运动精英有着密切关系的华商，也不可避免地被分别贴上支持他信和反对他信的标签，比如媒体大亨、黄衫军领袖林明达，在此次戒严令颁布后被连带冻结财产的泰华总商会主席吴宏丰的侄儿、前卫生部长吴威苍，著名华人企业家叶攀律，以红牛饮料享誉世界的华彬集团主席严彬，越南裔红衫军女强人达鲁妮等，他们与出身清迈的他信都属于泰国的新兴资本家，不同于冷战期间与军阀、王室紧密勾结的传统华商，多从后冷战的全球化分工和新技术中受益，具有对民主价值的强烈兴趣，在如何运用新的政治动员策略比如民粹主义手段上，与左翼知识分子存在建立策略联盟的共同基础。

　　整个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繁荣一度掩盖了金钱政治、腐败，以及自私的利益集团精英们对民主的利用。普通民众被泰国统治集团视作“小人”，不被允许发声，直到1992年5月兵变之后，政治改革被重新提上公众议程，政治改革成为知识精英的呼声。他们的主张不仅包括宪法修改，而且明确要求改革名不符实的选举制度，进行教育、官僚、福利和医疗的全方位改革，特别是针对充满金钱政治和贿选的有限选举——通常500泰铢就可以买到一张选票，这也是长期以来占多数的农村选民被操纵的原因。

　　日益激烈的政改争论甚至涉及军队和国王体制，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争论达到高潮，全面政改几乎成为泰国的全民运动，他信上台后也屡屡受到保守派“企图推翻君主制”的指责。然而，后冷战的社会环境已经改变，比如1978年的恐怖之下泰国全年抗议示威仅有42起，1990年才达到170起，而1994年猛增至988起。当装饰着民主的威权体制无法容纳已然改变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力量的时候，人民别无他途，只有选择到街头表达不满。结果，在1992年到2000年间的宽松政治气氛下，他信所倡导的民粹主义主张最终获得了胜利。

　　新多数

　　而农村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基于村社共同体形成的公民社会，受益于泰国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帮助，长期以来却受到保守政治的忽视。尽管直到今天，泰国城市尤其是中产阶级参与的非政府组织更具影响，但是乡村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也如火如荼。以“泰国农村发展全国协调委员会”为例，旗下已有200家NGO。关注环保、扶贫、医疗和妇女的各类组织在泰国乡村不懈耕耘，连不少泰国乡间的佛教僧侣也参与其中，改变了许多农村民众的参与意识，十几年来已经悄然改变了乡村的政治生态，形成了一个可能在政治上构成“新的大多数”的民意基础。

　　动员的结果，首先是泰国乡村妇女的觉醒。她们原本享有泰国传统社会对妇女的尊重，却是主流政治之外沉默的大多数，泰国妇女在议会、高级官僚和地方政客中的数量和比例极低。广大非政府组织在乡村地区的参与和组织，则充分依靠和利用了妇女，她们转而成为改变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在Voravidh地区的劳工运动中，在Maneerat的贫民窟斗争中，在Nalini的乡村抗议中，在Naruemon的宪法行动中，妇女都是其中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她们的参与不仅改变了泰国政治传统中对妇女的极端偏见，和社会运动的力量一道推动着泰国农村自身重新认识被精英政治所忽略的声音和诉求，而且，妇女的参与极大彰显了泰国农村社运的共同体基础，也就是红衫军的网络基础。

　　在富有斗争传统的泰国东北部(伊善)地区，非政府组织本身作为社运主力的发展明显，尤其在经历了十多年反对泰国政府“森林恢复计划”的运动后，来自草根的社运成员已经具备了广泛的家庭和村社共同体支持，他们构成了日后“红衫军”的基本群众基础。在2000年召开的“伊善地区小农大会”(SSFAI)和“贫困大会”上，来自泰国东北部的农民代表发出声音，要求建设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要求加强自组织能力的培养。公民社会不仅仅是泰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专利，也已经成为泰国广大乡村地区的愿景和努力。对泰国非政府组织社工的调查表明，尽管第一代社工主要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NGO社工已经来自草根社会。

　　“伊善地区小农大会”在2000年的另一个口号是“争取被赋权的权利”， 将长久以来的草根诉求转化为一个明确的政治主张，尽管暂时不具备从NGO向政党转化的空间，却可能为新兴民主政党提供觉醒的草根基础。2001年1月，亚洲金融风暴过后3年，在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民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唤起下，泰国乡村地区选民的投票热情空前高涨，最终，泰爱泰党赢得248个下院议席，击败民主党。占泰国人口4/5的农民的社会运动在民粹主义的快速动员下，与他信所代表的新兴政治资本实现了联合，泰国乡村的声音也第一次进入主流政治，泰国的全民选举也由此真正具备了民主的含义。在他信执政期间，他信在乡村地区倡导的“30泰铢治百病”的医保计划赢得了广泛支持，他信也因此成为泰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完成任期的多数党民选总理，具备空前的合法性，也成为泰国草根民众的希望和象征。

　　因此，当他信及其政党遭到泰国保守势力的政变之后，支持他信的泰东北社运成员和怀抱1970年代政治理想的左派知识分子一道加入红衫军的民主示威中。红衫军20多名相当于政治局的领袖团体，也几乎最大限度反映了这一合法性的社会联盟基础——当中有华人医生杜炳荣、青春歌王阿里斯曼，也有前泰军特种兵将军卡迪亚——人称“红司令”(5月中旬在曼谷街头遭狙击身亡)，这些人极富斗争策略，他们都属红衫军内部的鹰派，主张为草根的权利斗争到底。这一政治觉醒和人民力量并不会随着镇压而消失，也不会因为他信本人执政期间的腐败、扫毒行动的滥杀等等丑闻而放弃对民主的支持，却如泰东北的大山和河流一样，独立地存在着。

　　(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