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全球化和国家间相互联系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日益加强。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带出了一个关于国家主权是否在逐渐减弱的问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在理论上享有主权，对本国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从领土到经济再到政体——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然而，随着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增多，跨国公司影响某国（国家的生产力、创造就业过程、技术转让和长期的经济福祉）能力不断提高并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国家主权面临着被削弱的威胁。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及其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影响。

　　跨国公司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可以行使很大的权力，并通过各种方法影响国家主权。跨国公司具有创造就业的能力、通过更多的投资改善国家的生产力、推动技术转化以及促进某国整体健康的能力，甚至影响国家行使最高政治权力的能力。例如，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UNCTAD）就注意到，在2002年大约有64000个跨国公司及其国外子公司拥有7万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控制着全球货物及服务贸易的三分之一，创造了5300万个就业机会。这说明跨国公司具有影响某一特定国家的能力。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与一国经济发展轨迹的密切关系以及跨国公司对这一流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这一流入对经济福祉和理想需求具有递进效应。事实上，任何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话语权都是由国家应对日益增强的个人理想需求的能力所决定的，而这种需求又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国家的能力和能量（提供各种资源）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成为各领域（能源、治安、医疗、技术）共有的一个特征。持续增长的赤字将继续对国家形成考验。缩短这一差距或许仍将是政策的重点，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崛起中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一些国家不能满足这些需求，跨国公司就可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将对国家不利。

　　在这一背景下，一直存在着两个学派就“国家衰落”还是“国家实力继续增强”的争论。虽然国家也许还是有用的，但对国家的角色及其本质的质疑却越来越多，这也可能会导致对这一定义本身的重新界定。虽然全球化带动了人员、货物、服务和信息的流动，但同时也促进了犯罪、武器和毒品的流动。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通过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维护和保障自身安全是不可能的，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就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类似进口替代战略的尝试。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是国家需要去学会适应的。但是，一方面国家的领土边界变得越来越无关重要，但同时也有地区更强调领土边界，如印度与中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与日本之间。实际上，任何对国家主权的威胁都会促使国家采取更加坚定的态度来维护其主权，这在欧洲之外的地区尤其明显。

　　也有新世界都会（the new Cosmopolitan）论点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机制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一个比较新的制度安排，主权和民族国家体系也可能发生改变。欧盟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派的思想家提出，当国家失去对公民社会的控制能力或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开始下降时，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弱。对于欧盟来说，国家可能存在某种缺陷，公民社会的影响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开始威胁到国家的存在，但是欧盟这样的超国家行为体对内部事务的影响是不能被忽略的。欧盟成员国不能无视欧盟对贸易和货币政策的指导。在国际政治中，虽然欧盟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但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也是非常明显的，各成员国都在为自己说话，并未体现出是一个整体。欧盟内部对在伊拉克、伊朗及其他关键问题上的分歧就变得非常明显。

　　中国学者认为，理论上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使国家在维护经济主权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外，他们提出，经济主权将继续是一种“隐蔽的权力斗争”，其中较强大的国家可以对较弱的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超国家机构及其他机制的存在，较强的国家就无法影响相对较弱国家的决策。因此，像中国这样的强国就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发挥影响，使制定的政策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发展但却不一定符合其他地区性强国利益。

　　信息和技术革命也使相互联系性日益增强。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革命改变了个人甚至国家的思想和行为。事实上，全球化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经济领域而扩展到政治和军事领域，也严重影响了国家主权。跨国公司开始在经济舞台上发挥影响力的方式是无法抗拒的。跨国公司引进的巨额外国直接投资就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结果。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权力开始从国家向公司转移。金融全球化与贸易全球化和工业、公司联盟的共同作用已经削弱了国家的控制力。由商品、贸易、思想的流动，技术革新与进步及其转移所推动的国际贸易增长，使跨国公司的声望得以提高，也削弱了国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各国政府已经不再能够控制“思想、资本、技术、劳动力、贸易或资产的经济所有权的扩散”。这就导致了各国政府正在逐渐失去影响国家经济政策制定或决定国家经济未来的能力。也有争论指出，全球化将带来“独立主权国家体系的终结”，因此导致了“国家的侵蚀、消失和减弱”。

　　此外，政治全球化的推进动力不仅来自于国家，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各类的团体，包括国内或国际的压力团体和游说团体、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这些团体的活动通常超越了国家的疆界而进入全球范围，这就会影响某个国家的主权。在这些团体影响下出现的超国家法或国际法，有时也与国家产生冲突，由此会挑战国家主权。同样，全球化也影响到了国家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安全问题主要是国家的权限范围，以此来保持领土的统一及经济安全。然而，如今的定义已经扩大到包括身份问题、气候变化和环境及健康问题。快速发展的全球化使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为国际问题，这就对国家主权产生了影响。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使国家在核心的安全问题上行使主权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都会受到制约。因此这些国际机构的存在也就使地缘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

　　国家的角色还有用吗？

　　前面我们讨论了全球化和技术是如何对国家产生影响的，也就非常有必要将全球化与经济国际化进行区分。国家，尤其是东亚各国是否在经历着真正的全球化或国际化？在真正的全球化世界中，国家政策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但在经济高度国际化的情况下，国家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并且在决定经济政策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跨国公司影响下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中，国家一如既往的是一个主要的推动者。因此，某些情况下，在决定社会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时，国家的作用还是有所增强的。这种情况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表现得更加明显。国家在决策中的权力和自主性是相当明显的；谷歌在中国的经历就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力的作用。因此，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全球化，而是高度的相互依存。世界可能会走向真正的全球化，但目前展现的更像是一个相互联系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秩序。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强国及美国、中国这些更强的国家，将继续比其他国家发挥更大的影响。在交涉中地位较弱的小国或相对不强大的国家，未来将会面临更多的限制。

　　地区性和超国家机构的发展不可能削弱国家在商业贸易、经济、政治或安全问题上的重要性。在建立服务于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地区或国际机构的过程中，国家发挥着领导作用。与全球经济融合的问题是由国家决定的，中国这样的强国更是如此。因此，国家不能控制其公民，也不能够完全支配其领地这一说法恐怕有些牵强。

　　有些学者指出，国家不再有用，欧盟等超国家行为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甚至像东盟或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这样的地区性机构才是发挥最重要作用的。然而，全球化还不能取代国家秩序或削弱国家的重要性。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人们在不断重新定义国家的概念。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尽管也许国家行使至高无上主权的能力存在一些问题，但同时也存在“国家内部创造的次主权岛屿”。跨国公司也许不会对“法定的”主权概念构成直接的挑战，而是对实际上的主权构成挑战。因此，只要国家继续作为法定的主权所有者，就会面临主权渐渐被侵蚀的风险。

　　超国家组织或国际组织本身就是由国家维持的。国家在决定地区或全球治理的模式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些非国家行为体都在国家及其决策所界定的范围内运作。从决定“贸易的模式和水平”到“国家内部和国家间利益的分配”，国家从各个方面影响着跨国公司。事实是，国家，尤其是强国对跨国公司的运作还是必要的。

　　中国与跨国公司

　　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日益增强的全球化使国家主权流失的问题。例如，在网络主权问题上，北京已经明确表态，在中国的IT公司必须要遵守中国的规则。在这一领域内，中国的“经验规则”与西方国家一直是不同的，后者认为信息应该是（笼统来说）随意获取的。而中国认为，例如，中国消费者的相关数据不应该公开，或者不允许这些数据“离开中国的国界”。同样，2010年1月谷歌停止在中国的运作，就是因为谷歌反对在2006年进入中国时与中国达成的审查制度。

　　虽然中国认为，跨国公司就是外国对其国内事务的一种干涉手段（通过设立劳工等问题的规定和规则），但他们也明白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成熟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转化中的作用。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有许多因素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是通过跨国公司快速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相伴随的中国自身资本的膨胀不可能被忽略。外商投资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技术、资本、专业知识和全球标准，甚至在中国催生了一种竞争精神。外商投资企业设定了标准，使当地的中国企业国际化到相当的程度，以至于中国的国家竞争力在十年间就从第35位上升到了第19位。迄今为止，中国相信，跨国公司或外商投资企业并没有影响到国家主权，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公司法》框架下运作，这就限制了跨国公司的能力和作用。但他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第三产业投入中占三分之一；在中国税收贡献中占五分之一；为2500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估计这要占到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十分之一以上。据估计，有一半的技术转让是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到2006年，注册外商投资企业约59万家，将约6850亿美元的国外资金投入中国。此外，他们还以工厂、车间和设备的形式进行了许多长期固定投资，这为中国的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虽然有这些有利因素，但仍然存在着对跨国公司权力超越国家、阻碍国家主权或对国家发号施令的担忧（至少在某些发展较慢的地区是这样的）。由于巨大的经济贡献，跨国公司有能力操纵政策，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发生，尤其是当跨国公司进入卫生保健和能源安全领域——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 和Hightowers Petroleum等大公司因为在这些领域的积极活动而臭名昭著，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尤其当涉及人权及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或者机会和待遇均等、工资水平和员工福利、工作条件或环境标准等问题。

　　因此，尽管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可能影响到了国家政治和主权，但它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其弊端。实际上，当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及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之时，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是互补的。然而，如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地位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中国是否还会像过去二十年那样继续鼓励跨国公司的发展却是一个未知数。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妖魔化了。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及中国政府有能力保持其发展势头（其最初的动力来源于跨国公司注入的国外直接投资），因此最初表现出的对国外投资和跨国公司的热情开始减弱。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显示，中国的外汇储备2006年达到了1万亿美元，2010年6月上升到了2.454万亿美元，其国民储蓄总额2006年达到了2万亿美元。中国国内资本也许足够保持和推进其经济的增长。因此，也许在中国人看来，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事实上，政府正在改变其早前的一些旨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政策；跨国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不久之前已经有所改变。

　　此外，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对跨国公司来说也并非吉兆。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更加深远，其他国家推出了一些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措施，来限制中国企业的横向和纵向扩张，这就导致了对外投资中制裁等强硬措施的出现。中国人认为，有时受到了极大的政治干预，如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事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事件。例如，中国电信公司近年来在印度已经受到过多次安全稽查。印度还将这些公司列入黑名单，这被中国视为无理的政治干预。这些措施引发了中国企业中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同时导致了他们与外部世界交往中的专横。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就如全球跨国公司兼并和收购中国公司一样，中国也有必要采取一些惩罚性措施。

　　对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第三个指责是这些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这从某些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威胁。中国已经开始感觉到外商投资企业的目标是大型制造业，如汽车、电子、机械和石化等领域。这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中国经济有着特别的作用。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加强了对银行、证券交易、电信、港口、航空和供水服务等重要部门的控制和垄断。中国对外商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反向依赖﹐可能是这些措施意外的结果。中国对此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值得引起决策者的注意。

　　外商投资企业和跨国公司被批评还因其涉嫌扼杀本土品牌。这些本土品牌无法应对来自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因此扼杀了本土的企业家及其认同感，并由此威胁中国经济安全。尽管如此，也有成功的例子，一些中国企业不仅经受住了国际竞争，而且收购了全球知名品牌。对德国领先的缝纫机制造集团的收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总部位于上海的上工申贝集团不仅收购了该集团，而且同时收购了其专利和研发中心。中国认为，如果本土公司能挺过最初的竞争，长期看就可能会取得成功。实际上，中国公司面临激烈的竞争将迫使其改善自身水平，从而他们可以在许多领域实现质的优势。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优势，中国正在制定措施，在顾及小规模经营者利益的同时更加有利于跨国公司的发展。例如，中国在2006年12月颁布一项新政策，七大行业由国有企业“绝对控制”，其他一些行业国企要“相对强有力控制”，其中并未涉及跨国公司。这一政策保障了国家仍然具有控制力。这些措施保障了中国的国家主权是不容置疑的，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事务中。

　　另一个问题是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势头猛进，同时中国的公司变得更加有竞争力，全球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关注中国企业没有履行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并对其施加相应的压力。“血汗工厂”及其相关报道已经成为这些跨国公司指责中国企业的证据。但是中国公众对这类运动的心理比较矛盾。2009年，益普索公司的一份调研发现，受访的人中有约60%认识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其经营理念相一致，这对中国社会也许是有利的。但是，40%的受访者相信“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为了面子”。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这只是为了逃避税收及其他费用。

　　结论

　　尽管存在着超国家机构或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举例来说，国家的中心性就体现在，决定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以及与外部世界建立何种经济联系。对中国这样有能力塑造其理想中的经济未来的强国尤其如此。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跨国公司决定国家政策取向的作用微乎其微。

　　尽管边界已变得模糊了，但对国家主权侵蚀的威胁已经推动了保护国家主权行动的复苏。尽管经济的相互依存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在进一步加强，但国家似乎更坚定了维护各自主权的决心。在东亚，边界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在许多情况下，正是边界问题才引起了麻烦，所以在东亚，边界变得无关紧要只是一个未来的目标而非现实。虽然经济一体化在加强，但军事问题已经凸显，核心的安全问题也没有消失；相反，各国都高度重视军事现代化，邻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亚洲主要强国之间关系的紧张、每个国家内部社会-政治威胁因素、新安全挑战的出现，这些因素使各国将军事问题视为重心，过度地强调其作用。

　　虽然经济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也许会推动某些地区走向无国界和高度的相互依存，但我们还必须清楚种族冲突、认同政治和各种叛乱在很多地区都在增加。有些问题在亚洲也存在。就这一点而言，国家不但不会允许其主权被削弱，反而会寻求加强其权威和控制力。

　　最后，民族主义的力量似乎要比全球化强大。以中国、日本和印度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不会向全球化的力量妥协。国家尽最大的力量来保障其自主权，跨国公司通过具体的、合法的制度机制也可以参与某些事务。他们在所在国并没有“搭便车”，并被迫在国家规定的模式中运作。因此，目前以及短期内，国家将继续是主权的最终掌握者，跨国公司还不会对其构成任何威胁。（翻译/刘红叶 审校/段醒予）

　　（相关简介：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观察研究基金会安全问题研究所(Institute of Security Studies (IS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New Delhi) 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