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坦•贝尔克（1942～）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领导研究工作，曾长期担任日本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发表过《原始与人造：面对大自然的日本人》、《日本人的空间意识：生存、思考与建筑》等大量关于人类社会与环境尤其是日本这方面问题的著述。他提出了在欧洲人眼里总是很神秘、又值得欧洲人去了解和借鉴的日本人的逻辑。

与日本的初次接触

我第一次真正踏上日本的土地是1969年8月的一天。当时乘的是包机，中途先后在日内瓦、开罗、孟买着陆并长时间停留，事先并无预告；经过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达一周的旅行，才在一个美丽的日出时分抵达日本。从那时起，我断断续续在日本生活过很久，算起来两年中差不多总有一年在那里，时间最长的一次是7年。

我对东方的好奇由来已久。年轻时，我读过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对中国唐朝和尚玄奘的记述。公元7世纪，这位和尚曾穿越中亚的茫茫荒漠去印度取经，历时17载。这个故事使我产生了对那个地方的向往。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天山、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山麓的绿洲令我魂牵梦萦。作为研究地理的学者，那一时期我在巴黎的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汉语，正一心想着要去新疆做论文呢，“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去中国做地理论文是不要想了，更不要说新疆。直到很多年后的2000年，我才踏上了新疆的土地，尔后改道去了日本，在那里一住多年。

翻译上的失误

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当中，西方人对日本这个国家是很困惑的：它既发达，又保留了很鲜明的亚洲特色，这让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日本人自己进入并利用了这种状态。至少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就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不断地构建自己的形象。它越是在一些方面更多地西化了，越是在另一些方面将本民族的特性发扬光大，直至打造出一个处处与西方相悖的幽灵般的国家形象。

除了这些鲜明的特点外，有些东西是禁得起分析的。比如在建筑上，我们看到现代风格建筑与日本传统茶室风格建筑的奇妙统一，京都的桂花别墅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建筑学家布鲁诺·陶特在西方开创的建筑样式。在历史背景完全不同的欧亚两极，建筑形式上的趣味怎么会如此相似？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异国情调”了，相反，它让人很自然地想到同是17世纪建在日光（日本中部地名——译者注）的寺庙。

日本的现代服装与幽灵公主

日本是第一个要搞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这是因为它在明治时期之前就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条件，历史学家也做过长期和广泛的研究。特别是，日本文学一直在不懈地探寻本民族特征中进步能力的秘诀，直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生出“日本早在西方人没有发明现代化之前就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论点！

在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期，日本眼看着取代美国跃居发达国家之首，陶醉在泡沫化的膨胀感之中。那时候的日元能以任何价格买到任何东西，能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买到波尔多的葡萄庄园。后来，泡沫破灭了，昭和天皇死了，神户的大地震打破了日本结构的神话，这个国家一蹶不振，再也没能真正从噩梦中走出来。更兼这一时期，它周围的台湾、韩国和后来的中国大陆发展较快。为了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日本三步并作两步，加速了追赶先进国家的步伐。

日本在今天值得我们研究的不是这个。相反，今天我们所要考察的是这个民族发展本身的逻辑，根本的根本，即它与环境的关系，它对欧洲文明所起过的作用。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站不往脚的：人类正在毁坏自己居住的这个地球。日本现在民族情绪高昂，在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引起反响，例如从日本的经典动画片《幽灵公主》（一译“魔法公主”，日本票房最高的幻想动画大片，著名动画大师宫崎骏作品——译者注）中和“爱知”万国博览会上，都可以发现其端倪。顺便说一下，地名册上把日本地名“爱知”按汉字发音写成我们读不懂的“爱（ai）地（chi）”，这是翻译中的失误。

在一个长时期里，在日本发生的一切有助于我们发现其文明变迁的轨迹：对神道教中万物有灵论与大自然关系的重新考量，也就是对一个社会与大自然之间必不可少的循环的这个宽泛象征的重新考量。正是这种东西，是现代机制所掌控不了的。主要是因为它破坏了一切象征符号，而我们人类却不能没有这些象征的系统。仅仅依靠作为现代科学的生态学，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它像其他学科一样，有还原主义（哲学中的一种观点，认为每种东西都是一种更为简单的或更为基本的东西的集合体或组合物——译者注）的属性。对于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大自然的运行，生态学当然是必要的；但它既能迫使人类接受生物圈里生态系统的制约，也能为人类最危险的幻想提供借口。

日本文明中的“根本”

日本文明根本中的根本，是它与这个它所依托的群岛的关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当中，人们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视角来看待这种关系的，即认为文化的发展取决于自然条件。实际上，是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在阐释环境。然而与当代文化主义的幻觉相反的是，这种意义并不是文化对自然的简单反映。它不是专断的，而是偶然性的。偶然性意味着这个意义源自一段很长的历史，在此期间，文化不断地阐释着自然，但始终沿着一条线，一直能追溯到动物适应其生存环境的源头。我们必须通过隐喻层破解的就是这个连贯性，人类社会正是靠着这些隐喻与大自然建立起本体联系的。

这是哲学家的解读，主要是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的解读，也有安德烈•勒鲁瓦-古郎等法国人类学家的解读。我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了自己对地球上可居住地域（实际上就是人与地球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论。北海道的拓殖历史就充分说明了日本群岛上人与地球的这种特别的关系。

由于认为北方的这个岛屿不大可能以日本的方式开发，特别是不可能种植水稻，明治政府请了外国专家——主要是美国专家——来会诊。专家们以自身文化去理解这里的环境，认为北海道的开发应以小麦和土豆种植以及奶牛养殖业为主。

日本的移民也以自己的文化得出了他们对环境的认识。结果是，50年之后人们发现，稻田在东部已经拓展到根室海峡沿岸，那里夏天的气温还没有斯德哥尔摩高。但事实上，这绝不是当地传统品种的繁殖。首先，当地品种在此期间经过了与美国品种的一系列杂交；更重要的是，农民自己在不断地创新。没有当地农民的革新，那里确实是种不成水稻的。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特别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水稻本身的参与。在杂交变异中产生了一个非常耐寒的新品种“bozu”，意思是“和尚”，取义于它的穗是秃的，没有芒，像和尚的脑袋。当然，变异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无法预见的；但由于是发生在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文化当中，它便有了一种决定性的历史意义，这就是人文环境中特有的那种偶然性。

我们在日本人当中发现的那种“无常”观是历史形成的，就是由于受到生存环境的影响，受到自然现象和来自中国文化特别是佛教思想这些外来价值观相交会的影响。“无常”这个浸透在整个日本文化中的观念，完全是佛教与日本的社会生活经验、特别是与日本多变的季候现象相交会的产物。日本的季候变化比欧洲明显得多，不光如此，历史上日本人早就懂得如何利用季节，例如在鲜花盛开的季节里，人们挑选和广泛种植以花繁而闻名的樱桃树。温良和善、宽宏大度是佛教的价值观，日本社会从它本身和它所处的环境中都能看到这种价值。按说日本的自然环境是相对恶劣的，经常有地震、台风和山体滑坡等灾害，然而日本文明从大自然看到的，首先是它的宽厚和用之不竭的慷慨赠与。

深层文化与漫画

我的几个孩子都是看着日本漫画长大的，当然是日文原版的。20世纪80年代当他们长大一点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新出版的日本漫画《龙球》。由于它是根据中国明朝的幻想小说《西游记》改编的，就更让我感兴趣。日本漫画为邻国和世界增添了新的文化体裁。2004年夏天，我在中国新疆轮台买到一本新出的中文改编版《龙球》，书名是《七龙球》，同一个故事在塔克拉玛干也演绎了15个世纪！它已经变成世界遗产，下一个改编版又会是在何时何地出现呢？

在日本的深层文化中，有一件事令我们知识界非常着迷，比如法国现代作家罗兰•巴尔特斯就指出过，东京缺少明显的中心（对此法国作家克洛代尔已有过发现），就像语句中明显缺少我们的语法所必有的主语一样。我之所以从空间的物质结构谈起地理问题，是要把大家的注意力引到日本近代哲学家西田畿多郎（1870～1945，日本近代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曾受过1869年以后源源传到日本的詹姆斯、柏格森、新康德派等西欧哲学思想以及德国的观念论和希腊哲学的熏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独特的“西田哲学”体系。

他的处女作《善的研究》和后来的《哲学的根本问题》等书对日本思想界产生过较大影响——译者注）的挑战西方传统的观点上来。西田畿多郎提出了他称之为“地点逻辑”或曰“位置逻辑”的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主体一致思想分庭抗礼。粗略地说，与欧洲文明核心的物质逻辑相反，这是一种现象逻辑，它由此开辟了多样的视角。

日本人与机器人

日本人所标榜的姿态是，他们不是西方人那样的人类中心论者，特别是佛教也不允许他们把人类与其他存在过于清晰地分出个等级。标志他们传统的非二元论在日本很盛行。日本人强烈意识到世间万物与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他们是海德格尔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世间万物不是客体，它们与我们人类有着本体联系。“物之哀”（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提出的文学概念，指人心接触外部世界时的感物生情,真情涌动——译者注）的美学传统，就是把我们的情感延及世间万物。了解了这种传统，我们就不会为日本人把机器人拟人化而感到吃惊。别忘了还有游戏领域，日本人早就喜欢“karakuri（动作游戏）”这类用于娱乐的精巧小玩意儿。在这方面他们是有传统的，难怪今天我们能看到日本的电子小产品种类繁多。

遗产

日本人并不像我们欧洲人那样重视保护自己的物质遗产（纪念性建筑物、古迹遗址等），但重视自己的人文遗产（传统的艺术和行业）甚于我们。比如说，他们革新了自己的财富观，把它用于有生命的人。这令我们惊讶。他们认为，一个传承了陶瓷、戏剧等珍贵传统技艺的人，就是这样一种财富。加之日本与其他国家一样，习惯用现在的标准审视过去的价值，于是他们可以重建历史遗址，而并不认为那是不真实的。

在这一切背后，日本有一种轮回时间的思想，与我们从基督教那里继承的线性时间观截然不同。正因为有这种思想，日本才会按照古迹旧貌周期性（20年一次）地改建三重县伊势市的伊势神宫。比如2005年6月初，日本人刚刚结束了砍伐木祖山上的圣树仪式，接着就是举办重建寺庙的系列宗教活动，预计8年后在伊势收场。也就是说，这种活动要等到平成25年才能结束，因为2005年是平成17年。“平成”是当今日本天皇的年号，在现在的比如说2005年的日本报纸上，你会发现“2005年”和“平成17年”两个日期——国际的和民族的历法并用。这再一次说明，日本人对时间的理解是灵活的、相对的，在他们的时间表述中，过去对现在来说并不陌生。说到底，这还是一种时空观的表现，在日本人看来，世间万事万物从来就不是离开生命而独立存在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