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来看，2010年是中美关系多事的一年——谷歌退出中国、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人民币汇率问题，乃至新出现的“自主创新”问题、天安号沉船事件以及朝鲜半岛危机……随着这些问题的发生与演变，美国媒体与学术界开始出现一种“中国的坚定自信”说。

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政策与学术圈对“中国的坚定自信”的讨论，透视这一问题下双方间存在的误解与错判。

西方对“中国的坚定自信”之描述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在其《认知一个自信的中国》(“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一文中指出，西方观察者在谈及“中国的坚定自信”时通常“强调在外交政策声明中新出现的的一种强有力的、必胜的或轻率的语气；在某些领域宣布（或威胁实施）更具挑衅性或对抗性的政策；或者以上两者的某种组合。”

在2010年1月－3月间，美国各大媒体出版的以“中国的坚定自信”为主题的文章、论文就至少有二三十篇。《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潘文(John Pomfret)在其《一个崭新的强大中国以言语、政策挑战西方国家》(“Newly Powerful China Defies Western Nations with Remarks, Policies”)一文中说，“中国所发生的改变是整个社会的；它反映在政府政策和对西方的一种新的态度中。”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国的刺耳声调引发西方政府与分析者的关注》(“China’s Strident Tone Raises Concern Among Western Governments, Analysts”)一文中谈到，“中国的观察者们注意到了中国政府、代表及其智囊机构中最具权威的研究者们的一种强硬语气。”福布斯网站上由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安德鲁•斯莫尔(Andrew Small)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与一个更坚定自信的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A More Assertive China”)中说道，“中国与西方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并不新奇；让中国的对话者惊奇的是北京在维护其利益时新显现出的一种轻率，以及一种甚至是扮黑脸也要取胜的意愿。”《经济学人》一篇题为《直面中国》(“Facing Up to China”)的文章中说，“在成功走过2008年末的经济危机以后，中国越来越坚定自信，也越来越不容阻挠……自觉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有些耀武扬威了。”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被潘文《中国的刺耳》一文援引：“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中国人发现世界越来越对自己马首是瞻，这给了中国自信。”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主任李成在《新闻周刊》署名文章《这是中国的世界，我们只是生活在其中》一文中被援引：“中国现在想要坐头排。中国的领导者们期望被列入国际制度的主要制定者行列。”

“中国的坚定自信”说不仅从媒界走向了学术界，而且也开始影响美国的政策界。6月23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的题为“与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谋求共同点”(Finding Common Ground with A Rising China)的听证会上，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F. Kerry)说道，“展望未来，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它也将变得更加坚定自信——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惊讶。问题在于中国将如何利用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影响国际体制；中美两国的合作是否可以随着中国地位的提高而提高；随着中国在全球利益的扩展，中国是否会担当起其相应扩展的全球责任。”

西方文献在谈及“中国的坚定自信”时的主要论据包括人权、民主方面的案例、伊朗、朝鲜、谷歌及网络安全、人民币汇率、中国对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的反应、一些影响到在华外资企业的立法、中印关系的紧张、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一些民意调查结果等等。其中被举例最频繁的是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和北京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反应，前者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3月14日有关“强迫别国货币升值是贸易保护主义做法”的讲话，或更早些时候央行行长周小川倡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以其逐步替换美元地位的言论。此外，西方文献普遍认为，在美国对台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这些“惯例性的”且美国已作出“酌情”让步的问题上，北京作出了“非惯例性”的反应。

同时，也有少数文章指出相反的案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H. Paal)在其《北京的态度调整》一文中指出，北京并没有因为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会见达赖而取消胡锦涛主席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北京还暗示可能会支持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北京宣布会针对美国对台军售企业进行制裁的警告至今未付诸行动。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在6月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

各说各话

中西方在“中国的坚定自信”这一主题上的讨论颇有差距，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中西方讨论的内容不尽相同。

“中国的坚定自信”实际上涵盖了两个不同的主题：一、中国是否要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担当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一个范围的问题，体现了中国长久以来在“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间把量尺度上的争论，也是对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号召的回应。二、中国是否对西方采取强硬立场（或辞令）。这是一个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国内一些强硬派或民族主义的主张，以及西方主流媒体、学术界甚至政策界对中国言论与行为的感知，通常出现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或困难的时期。

中西方的讨论都涵盖以上两个主题。但中方偏重讨论主题一，对主题二的讨论较少；西方偏重讨论主题二，对主题一的讨论较少，或将两个主题混同。

其次，双方讨论集中的领域不同。中方文献集中于外交领域；西方文献则涵盖人权、贸易、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在论证论点时往往也不局限于外交领域中的例子。

最后，双方讨论的时间线也不同。

西方讨论“中国的坚定自信” 从2006年便有，到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购买美国大量债券以后初具规模，再到2010年初的几个月随着中美关系屡遭波折而达到顶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在其在2006年发表的题为《中国的国际行为》一文中就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迎合美国喜好的意愿将减少，抵抗来自华盛顿的压力甚至反而为之的能力将加强。”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初持“中国坚定自信”说的华盛顿的文人政客并不局限于通常保守、反华的一拨，也囊括了许多一直热情反对“中国威胁论”的美国著名学者，如约瑟夫•奈（见其《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China’s Bad Bet Against America)一文）。

中国对西方讨论的回应当然是在西方讨论之后，即2010年初的几个月。但中国国内对中国外交走向的讨论却整体上比西方早。零星的关于中国外交新走向的观察早在2008年3月就有关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论及中国的外交政策时提到的“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动重大热点问题和全球性问题的妥善解决”时就已经开始出现。

中国外交的挑战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中西方对这一议题的讨论较参杂而有出入。西方感觉中国的态度改变，这里面不排除在奥运会、60年大庆、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成功渡过金融危机、美国国力相对衰弱的背景下国内出现的一些浮躁情绪。国内一些学者及外交人士如金灿荣、吴建民大使等对这些浮躁情绪进行了批评，并谏言“面对外界对中国的过高评价和期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内部的三大问题（政治稳定问题、经济现代化问题和统一问题）解决之前，中国的外交战略仍应趋于保守。”（见金灿荣、董春岭：《中国外交现状与发展战略》，载于2009年9月《当代世界》）

当然，“中国的坚定自信”说中也不排除西方媒体为提高销售量而故意制造争议的总体倾向，及少数政客借此推进其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的别有用心。

但中美的政策决策者们应该透过以上这些因素，使外交决策不受其左右。

中国的政策研究和决策者们实际上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自我定位。正如金灿荣在《中国外交现状与发展战略》一文中所说，“中国自我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但很多具体的利益又和发达国家趋同。中国在现有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但在现有国际制度结构中却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以何种身份继续融入现行国际体系，以何种身份要求改造现行的国际秩序，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利益，成为中国外交主观上需要解决的问题。”二、中国在清楚自己的定位以后，在实施过程中尤其是与西方大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沟通问题。如何熟悉既有的国际规则和大国国内的政治规则，为己所用，实现共赢和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也是中国的政策研究者们急需解决的一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