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尚志是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著有《后危机时代，亚洲有被美国孤立的危险》一书。

金融危机的余波过后，相比北美与欧洲的不堪一击，亚洲各经济体已开始恢复增长。中国与印度尤其显著，两国增长速度高达两位数，鼓舞了本地区其他国家的信心。不过，对中国和印度赞不绝口的评论家太多了，他们断言，两国这种高速增长的态势还将保持十年。经过如此推断，这些评论家把新兴经济体当作现实中的世界强权，仿佛亚洲在1997至98年货币危机前的不可一世又回来了。

普兰纳布•巴德汉（Pranab Bardhan）的新书《觉醒的巨人，却还是泥塑：评估中印之崛起》非常及时地修正了上述观点。该书精辟归纳了中印所面临的挑战，包括环境恶化、人口众多且整体素质低下、基础设施落后以及社会不公平，而中印两国领导人对此都有所认识。尽管一些国家领导人开始大力捧杀中国，中国网民的民族自豪感也迅速膨胀，但是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的这一代领导层一直对这些赞誉持谨慎态度。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表示，中国的发展“不平稳、不均衡、不协调且不可持续。”无独有偶，印度政府统筹规划该国增长与改革活动的调门之高、耗费之多，也正好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国内在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长期存在的发展差距。

巴德汉还提一种更具争议的观点。他认为内部改革才是两国增长的关键内驱力，而非全球市场。他没有把目光集中在印度的信息产业以及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上，而是着眼于较不引人注意的国内部门。在调研了中印的农村经济——两国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之后，他认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来自底层。例如，他解释了为何中国减少贫困最快的时间段是在外贸开始大规模兴起、外资开始大量涌入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巴德汉认为，中国迅速减贫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投资、乡镇企业改革几乎都发生在农村。

因此该书的结论是，中印的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并不依赖西方。这点与不少专家的看法不同。若该书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两位巨人将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继续发展，引领亚洲其他国家紧随其后。该趋势对未来地缘政治以及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印都无法忽略外部因素的作用。

大国恩怨

影响中印两国外部环境的因素之一就是双边关系——以及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尽管中印之间开展的各种政府部门间协作和贸易较过往频繁——中印贸易额从2001年的30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400亿美元——但是两位巨人都有可能不小心碰到对方的痛处。而巴德汉的书并未对此问题进行阐释。

中印关系的症结是两国于1962年爆发的短暂而一边倒的战争，印度遭到了失败的羞辱，损失了3000多兵力。双边关系自那以后有所升温，不过两国合作过程中也夹杂着相互竞争与猜疑。各种地缘战略纠纷在北京与新德里之间制造了隔阂，其中就有两国2200多英里边界上一系列的领土争端，双方对此非常敏感。西藏与印度拥有漫长的共同边界，每当该地区形势较为动荡，比如这几年，中国都会怀疑是印度在其中作梗。这使得两国在遥远的喜玛拉雅山上争端暴露出来，比如北京一直声称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属中国，最近中国还提高了批评印度在克什米尔周边调兵遣将的调门。

往日恩怨未了，而今双方关系紧张又有了新的根源，比如争夺印度洋航线控制权和探索太空。甚至在使双方经济往来更加紧密的双边贸易领域，两国间也存在纷争。2009年，印度将进口中国的通讯类产品关税税率大幅提高至200%，以限制中国产品进入该领域，因为新德里认为通讯行业的经济与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中印关系紧张的来源在于巨大的权力鸿沟。中印几乎同时崛起，两位亚洲巨人在亚洲及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自然资源、商业投资机会以及政治影响力。根据算法的不同，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印度的三到四倍。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印度仅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不过，无论是在新德里的政府部门还是在孟买的公司大楼里，印度的精英阶层极不情愿承认印度屈居人后。

当然，也有其他力量力图促进亚洲区域间合作，弥合亚洲国家间的竞争状态，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然而尽管中印两国官员与该组织成员国官员共同参加的区域间领导人峰会由该组织主办，但由中小国家组成的东盟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来主导区域间整合。因此，尽管中印两国在东盟论坛等场合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态度，但是他们还将继续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展开竞争。

谁执亚洲牛耳

中印之间竞争的一大因素是两国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这点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全世界都注意到了。因此，两国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能够洞察了不同制度下社会发展的前景。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巴德汉非常谨慎，不轻易下结论认为在促进增长方面威权制比民主制好。当然，他也概述了这一问题的简要结论。比如他写道：“印度经验表明，民主制也能在一些方面阻碍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提出政策措施比印度更坚决、执行力度也好于印度。”这场讨论实际上围绕如何把民主制的三思而后行与威权制的当机立断结合起来，使经济增长最稳健，特别是金融危机冲击的大背景下。

北京与新德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是如何将权力与合法性结合起来。唯此，中印两国政府方能采取对于长远发展有利，但短期内不受欢迎或是损害到一些政治团体的措施：鼓励就业、消除贫困、保护环境等一些关键措施。

人们常常能听到“北京共识”，但是几乎没人提及印度的治理模式。印度的情况也确实显得有些独一无二，特别是现代印度从诞生起就实行民主制——不像其他后殖民时代的国家，比如南朝鲜独立之后还是实行专制。此外，新德里没有试图影响其他亚洲国家政治实践的传统（更不用说自身的国内问题经常被外国人说三道四了）。因此，亚洲缺乏在民主制下经济内生增长取得成功的显著例子。印度尼西亚也许会成为这样一个典范，因为自从苏哈托于1998年倒台之后，该国一直朝着民主化迈进，目前年均增长率在4-6%之间。不过截止目前，威权统治下的中国仍执亚洲经济增长之牛耳。

为此许多西方人很担心，他们警告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迫害人权以及开展政治审查的发展模式，质疑北京追求操纵货币汇率的政策，普遍把中国看作是将欲夺取主导权的腾飞的龙。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已经开放并全球化，但是它的政治进程仍止步于共产党。这又反过来说明，中国政府仍将与西方自由主义政府存在本质差别，甚至反对西方自由主义政府。

西方游戏规则

爱德华•斯坦因费尔德的新书《入乡随俗：为什么中国崛起不会威胁到西方》就中国提出了不一样的视角。斯坦因费尔德认为，中国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变革并非相互抵触，而是基本同步的。他认为这是全球体系的“制度外包”造成的：商业规范伴随着全球化普及开来，使得各国政府革新制度规则以促进变革、保持进度。

由于受到外国投资者与外国专家的影响，中国政府和商界有意改善中国的商业环境，尤其是法律制度和劳资关系。例如，2007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新的劳动合同法，相比1994年起实行的一系列法律，为工人提供了更多就业保障。工会组织和劳动者与资方集体协商待遇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中国在这方面离跟国际接轨还差的很远，不过斯坦因费尔德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中国的劳工维权的方式正远离一直以来的革命式实践，而逐渐与西方标准看齐。

斯坦因费尔德还认为，最近几十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如今，政治博弈主要不再在该党与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展开，而是由政府力量和党外的改革派主导。他认为，中国的普通百姓早就不甘于当顺民了。有鉴于此，中国政府不得不慎之慎：为了保证党发挥核心作用，官僚集团必须在党外找到同盟，这些人中包括社会活动家和公民社会团体，否则会威胁到党独揽大权。在斯坦因费尔德看来，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仅是南朝鲜和台湾，就连英国和美国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他认为，即便是共产党仍处于核心地位，政治自由化进程也将是大势所趋，尽管有时会出现倒退。

斯坦因费尔德在书中写道：“今日中国不是根据自创的游戏规则成长壮大的……它遵循的是我们的游戏规则。”这场游戏就是全球化，而全球化的主导规则几乎全部都是西方创立的。如果他的论断正确，那么中国将逐渐成为现有全球秩序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完全没必要遏制这个国家，全球化就会帮我们遏制它了。

这番分析容易使人产生洋洋自得之感。首先，中国未必遵循现有的规则。近几个月，北京与谷歌之间的过节尽人皆知。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最近评论称，虽然他的公司追加了对中国的投资，但是他不确定中国官员“希望跨国公司赢得市场或者取得成功”。此外，现行规则可能无法适用中国发展所产生的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拿货币政策来说，中国目前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做法与其他亚洲发达国家在现代化阶段的政策相似，不过这些国家经济规模要小的多。中国积累外汇储备可能会让饱受危机摧残的全球金融体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北京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考量，问题就更复杂了。

国家政权在中国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够使其在最近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加以应对。不过，正如金融家索罗斯等人已经警告过的，中国牌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按市场规律办事，极度缺乏人文关怀，暗藏潜在危险。斯坦因费尔德把这些问题看成是老调重弹，这是中国模仿东亚其他国家实行威权自由主义之前的情况。他举例说，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Unocal）一案，有美国评论家认为此项收购是出于中国谋求确保能源供应战略的需要，其实该收购不过是企业经营决策，目的是对其主营业务进行现代化改造。他指出，在香港上市的中海油一直与西方咨询公司保持合作，以使公司业务扩展至全球并占据一席之地。

这些观点有价值，但是视角有问题，许多美国决策者认为中海油此举是中国领导层试图打着企业旗号，行国家安全之实的典型。这也就是中国崛起还将会引发亚洲、美国等国猜疑的原因。

不可或缺的国家

不少美国人担心，在《新闻周刊》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所称的“后美国世界”里，崛起的亚洲与焦虑又力不从心的美国要么忽视对方，要么针锋相对。然而，斯坦因费尔德指出，亚洲的命运维系于向西方看齐的全球化。

经济危机爆发前，确实有理由认为亚洲可与西方分道扬镳——就算美国消费者不再购买亚洲商品，亚洲国家间的经济整合进程的加速也足以保证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不过，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情况已经很明显，就是亚洲与西方谁也离不开谁：一旦美国消费需求减弱，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生产立即受到影响。

但是有关方面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通过扩大亚洲各国内需、建立新的金融机制将亚洲的储蓄留在亚洲而不再购买美国国债来减少亚洲经济体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比方说，根据最近实行的《清迈倡议》，亚洲各国政府（包括东盟各成员国以及中日韩三国）承诺出资1200多亿美元用于货币交换，以保证该大陆的货币币值稳定。而到今年，东盟与中国将形成统一的自由贸易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共同市场，人口达18亿。（另外，各种双边贸易协定也已经讨价还价了好几年。）

斯坦因费尔德的书还解释了这类改革为何难以在亚洲各经济体与西方之间产生重大隔阂。他指出，当中国攫取全球产业链网络的中心位置后，其经济增长释放了美国公司无穷的创新潜力。虽说经济危机令工会等美国团体越来越猛烈地抨击全球化，但大多数美国公司早就承认，对亚洲的贸易和投资对于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独占鳌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还有许多因素说明亚洲与西方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斯坦因费尔德在书中并未涵盖，尤其是地区安全问题。美国在该地区中的许多问题上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稳定、南海争端、缅甸等国家的人权状况，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前途。亚洲目前尚无国家可以取代美国的影响，而且一旦有大国试图确立自己的地位而操之过急的话，亚洲原有的未解决争端会就重新爆发。亚洲崛起还远远没有达到大陆层面，各区域之间尚未整合。因此，华盛顿以及全亚洲的决策者应继续欢迎美国在该地区强有力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