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阿隆·弗雷德博格（Aaron L. Friedberg），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2003年6月至2005年6月曾担任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和政策策划部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国际安全、外交政策以及防务政策。著作有《疲倦的巨人：1895-1905年不列颠和相对衰落的经验》、《在城堡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及其冷战大战略》。作者关于中美对抗的最新著作将于2011年春由诺顿（W.W. Norton）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尽管它们的全部影响尚未完全展露，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全球经济放缓将对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对抗产生重大影响。经济问题很可能成为未来几年内中美关系日渐增多的摩擦和竞争的来源。不过与此同时，危机的后续影响将导致华盛顿更加难以负担与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争。尽管中国目前看上去已经拥有一个相对强大的经济地位，它看似快速的复苏将被证明是短暂的。最后，尽管关于美元将丧失世界货币地位以及美国软实力相对于中国而言正在下降的报道有夸大其辞之嫌，过去两年中的一系列事件将使这两种事态发展变得更有可能成为事实。

从2008年夏天开始的经济急剧衰退被人们普遍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1]当时，股票价格大幅下降，并且伴随着银行业的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法西斯政权在欧洲和亚洲兴起，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战争的爆发。尽管目前的危机在前几个步骤（市场崩溃、银行倒闭、全球经济放缓）看上去与之类似，但是其全部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尚未完全显露。[2]

在近期的经济低迷及其延续可能造成的众多潜在后果中，美国和中国的摩擦上升以及它们之间的军事和外交对抗不断升级可能是其中之一。除了改变它们之间的双边交往，全球经济下滑可能还会影响这两个国家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能力，并且改变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与国际体系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

在此，有必要做几点说明。首先，而且最明显的是，从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尚未结束。当前的经济衰退的最终持续时间以及深度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确定其战略影响的程度和特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经济衰退的时间越持久、形势越严峻，出现重大的、危险的后果的可能性越大。如果要全面论述对美国和中国经济的各种情景的影响，还需要对它们与世界其他地区以及彼此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作更加系统的分析，这项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其次，而且很快就会变得显而易见的是，此处讨论到的中美关系的三个方面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举例来说，美国和中国的增长轨迹将部分取决于两国关系的状况，并且部分决定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未来角色。将问题划分为三个独立的部分有助于在分析上更加容易驾驭，尽管会存在一些过度简化的代价。

内部影响

概括地说，美国和中国在过去两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历大致相似。两国都经历了总需求的急剧下降和增长率的下滑（就美国而言，是由信贷紧缩和消费者支出的下降引发的；就中国而言，是出口大幅下降的结果），而且两国都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以刺激需求和恢复经济增长。从美国的情况看，经济放缓足以让美国经济陷入持久衰退；而从中国的情况看，经济扩张的步伐逐渐放缓，随后又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这两个国家的表现存在的差异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必定会成为目前这场危机的“赢家”。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不是这两个经济体的增长（或萎缩）速度有多快，而是它们的相对经济增长率的差距有多大。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经济一直以大约3%的平均水平增长，而中国的年增长率接近10%。正是这种持续7个点的差距让许多经济学家预测，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总产出方面将超过美国。如果两国迅速恢复到各自在危机之前的增长轨迹，预计的交汇日期将不会改变。另一方面，如果一方的复苏比另一方更迅速或者更加彻底，那个时间要么会提前，要么会变得更加遥远。

尽管有一些乐观的例外，经济学家的预测正在形成一个共识，即美国不会立即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表现。在这个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会达到年均3-3.5%（更不要说一些人在世纪之交网络泡沫破产之前预计的4%），而是会维持在2-2.5%。[3]至于中国，在2007年达到13%的峰值后，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初期阶段，其年增长率几乎下降了一半（约7%）。[4] 得益于中央政府的积极应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09年回升到近9%。一些估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率至少在未来几年仍将在9至10%徘徊，不过也有更加乐观的估计，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5]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能够恢复到接近危机前的两位数的水平，而美国继续维持在低于以往水平的0.5-1%，那么两国之间的差距拉进的速度显然会比以往更快。

中国是否能维持其初步复苏尚待观察。至少在短期内，北京应对危机的手段是加倍下注在一种已接近其效用极限的发展模式。中国政府并没有像外界专家和许多中国官员意识到的那样，将采取积极措施刺激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维持长期增长的重要手段，而是选择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注入更多资金，并且对出口行业提供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支持。[6]尽管这种方法在防止产出在短期迅速下滑是有效的，但它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产能过剩，助长资产泡沫，让银行承担更多不良贷款，并且导致今后的经济放缓更深和更加难以应对。正如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指出的那样，北京似乎假设，就像在以往的衰退中一样，外国（特别是美国）的需求将很快复苏，使得出口迅速上升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恢复。不过，如果结果并非如此，罗奇认为中国“会面临经济增长明显不足的实际危险”。[7] 总之，短期的权宜之计可能会加速中国高度依赖投资、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战略的终结日期。尽管中国政府最近采取了不少措施鼓励国内需求、对工人加薪、允许人民币升值，但是改变这个日期的可能性很小。[8]

尽管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庞大，但是不足以阻止失业率达到相当大峰值。中国政府也承认，2000万以上的农民工在危机的第一年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许多返回了自己的家乡，而据报道最近有700万大学毕业生需要找工作。[9]毫不奇怪，艰难时期会出现更多的社会动荡。即使在危机来袭之前，据报道中国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骚乱或罢工）的数量逐年上升。也许是因为担心急剧的上升趋势会吓跑外国投资者，中国从2005年开始停止发布全国“群体性事件”的汇总数据。[10]不过，有大量零散的证据表明，随着经济放缓，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以北京为例，减薪、裁员、工厂倒闭和经营业主未能支付工资导致起诉到法院的劳资纠纷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11]从危机初期开始，中国政府显然已经做好了应对麻烦的准备。因此，在2009年初，一篇官方新闻机构的报道坦率地警告中国读者，国家“毫无疑问……进入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期”。[12] 在预计社会动荡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第一次召集所有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到北京集中培训最新的骚乱控制技能策略，并且对超过200中级、基层法院院长进行应对社会问题的培训。[13]

至少在目前来看，中国共产党似乎可以安然度过这场风暴。但是，如果未来几年中经济再次出现衰退，或只是未能恢复到以往的速度，中国政府需要应对的困难将会更多。中国政府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应付比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更多麻烦，但是持续的危机可能最终会对党的领导层的团结带来挑战，并由其影响其对政治权力的控制。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指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下层，而是来自上层。日益上升的社会不满情绪可能让部分精英集团的成员抓住时机，利用民粹主义的诉求削弱自己的对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让看似统一的党内派系公开化，从而为自己谋取政治上的好处。[14]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将会导致一系列后果。正因为意识到这种危险，中国政府对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任何分歧都十分谨慎。如果有任何重大分歧，它们在2012年的领导人换届中将变得明朗。

持续的经济危机还可能导致中国政府放弃目前避免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并且耐心积累“综合国力”的谨慎政策。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挑起与某个外国势力的对抗，以凝聚国内支持和转移民众对日常困扰的关注。中国也可能会选择“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进一步加快大规模军事建设的速度，以刺激总需求、恢复疲软的国内经济。[15]

总之，尽管其最初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中国目前的基础尚不稳固。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有可能动摇政权的根基，并可能促使它采取意想不到（也许非常具有进攻性）的做法。

金融危机对美国造成的影响更有可能是持续的削弱，而不是根本的破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短暂的财政盈余之后，布什政府时期的减税和增加开支措施导致联邦预算再次回到赤字状态。目前的经济衰退导致税收下降，财政赤字增加，联邦政府遏制金融危机、刺激经济的努力甚至导致了更大的不平衡。在短短一年时间内，赤字规模上升了4倍，从4590亿美元（GDP的3.2%）上升到18.5万亿美元（GDP的13.1%）。[16]这是有史以来财政赤字增长最迅速的阶段，远远超过以往任何经济衰退时期。[17]

比这种差距拉大的速度更加重要的是其庞大规模：目前的赤字水平超过第二次世界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18]为了弥补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华盛顿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借债，导致的结果是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从41%猛增至60%。[19]目前，低利率水平也有助于降低压缩债务大幅度增加的成本。随着利率从目前的低水平上升，联邦政府向债权人支付的利息也会增加。因此，在未来10年中，每年偿还的联邦债务将第一次超过国防开支。[20]

这一转折具有象征意义；偿还更多的债务并不一定意味着降低国防开支的压力。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利息成本的上升，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计划的膨胀，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将使所有形式的“可支配支出”趋于紧缩。[21]其中，国防预算是最大的一块，从政治角度看，它可能会成为最脆弱的一块。随着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将“和平红利”装进口袋，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紧迫的国内需求上。在今后10年内，国防部并不会被允许投入更多经费用于与中国长期竞争相关的系统研发上，而是会面临研发和采购经费削减。[22]

除非应对一些重大事件，美国不仅缺乏与中国展开持久对抗行动所需要的资源，也缺乏这样做的意愿。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认为美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让其他人靠自己”的美国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实际上，在2009年几乎有一半受访的美国人都同意这一主张，这是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分，甚至大于越南战争结束时的民调。这些情绪无疑反映出这个国家在过去8年中应付恐怖主义和叛乱的不愉快经历，但显然也是由近期的经济衰退导致的。从金融危机爆发开始，认为美国是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人数量已经大幅下降（从2008年2月的41%降至2009年11月的27%），而认为中国处于这一地位的人数变得更多（从30%增至44%）。

尽管普通美国民众对中国仍然保持警惕，但他们没有太大的意愿与中国展开势力竞争。与此相反，目前美国人似乎关注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在全世界处理麻烦。[23]中国是否以及如何利用美国人自我反省的时机还有待观察。

双边关系

从尼克松政府首次接触到天安门“事件”和冷战结束，美国和中国主要是因为共同反对苏联而团结在一起。相比之下，在过去的20多年间，这两个大国主要是因为贸易而团结在一起。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带来的好处至少有助于部分抵消潜在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因素导致彼此不信任和战略竞争的冲动。可以肯定的是，经济问题有时会成为纷争的源泉。尽管如此，围绕知识产权、补贴和人民币币价经常展开纠纷从未严重到足以威胁双边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地步，更谈不上损害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当前的危机可能终结贸易有助于中美关系稳定的时期，并且开启贸易导致越来越多的摩擦和冲突的时期。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至少可能导致两个国家的经济部分脱钩。这样一种发展会对彼此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产生重大影响。

在过去20多年间的大部分时候，美国从中国进口一直大于出口，并且支付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计价资产的利差。尽管这是一种严重失衡的状况，但这样一种安排显然对双方都有好处。美国消费者获得了廉价的商品和更低的利率。对他们而言，中国制造商（或更确切地说，终端生产设施位于中国的制造商，其中很多实际上由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拥有）可以进入庞大的美国市场。中国政府通过压低人民币币值（用它购买美元）刺激出口，并且将外汇储备用于投资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计价的资产，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更加安全、稳定的投资。

随着时间的发展，廉价的中国进口让一些美国人丧失了就业机会，但是由于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稳健的增长，这些负面影响相比与中国贸易获得的实际和预计收益而言比较小。从政治影响力来看，那些希望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益并由此反对实施任何保护主义措施的行业（航空航天、电子、金融服务等）的力量远远超过他们的对手。因此，从90年代初开始，行政部门可以通过要求中国小幅调整汇率来转移增加关税和其他措施的要求，这样做被认为有利于所有美国出口商。虽然如此，从2005年到2007年，有45件法案提交到国会，这些法案要么涉及提高特定中国商品的进口成本，要么威胁施加全面的关税，以迫使中国改变其汇率政策。这些法案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这是因为，正如罗奇所指出的那样，“它们是在一个繁荣和低失业率的时期推出的”。随着危机的爆发，这两个条件都已经发生改变，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美国工人长期以来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他们选举的代表采取行动的压力也是如此”。[24]

如果经济增长仍然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政治力量的对比可能开始转向支持保护的一方。随着加强贸易限制的呼声上升，许多美国公司因为无力保护知识产权、与具有优势的当地对手展开竞争并且在中国市场上赚钱而导致的挫折感意味着，继续开放的倡导者将不会像以往一样铁板一块，力量也不会像以往一样强大。[25] 采取严厉措施限制来自中国的进口将会危及中国的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并可能导致使局势恶化的反应以及贸易和政治关系的恶性循环。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危险，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内发生的可能性超过天安门“事件”以来的任何时候，甚至可能大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时期。事实上，美中贸易战的可能性已经被一些市场分析师认为是“未来几年威胁全球稳定的最大风险”。[26]

目前，贸易摩擦已经导致了关于人民币币值的持续争端。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北京和华盛顿迄今为止都表现得小心谨慎，但它们无异于在玩一场“斗鸡”博弈。美国并没有像财政部长盖特纳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暗示的那样，立刻指控中国操纵货币，奥巴马政府执政的第一年采取的策略是让国会制造压力，与此同时暗示它可能无法抵挡民众的要求采取行动。[27]美国高级官员的公开声明似乎旨在传达的信息是，无论有什么合理的经济理由，也无论双方领导人各自的偏好是什么，如果不作出调整将会导致双方都无法控制的严重后果。正如奥巴马本人在2009年末指出的那样，如果两个国家无法成功纠正经济失衡，将会对双边关系形成“巨大制约”。[28]

北京于2010年6月宣布，将“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为了转移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工业国家贸易伙伴的压力。[29]在笔者撰写本文时，由此产生的调整是否足以达到这一目的尚不清楚，但是我们有理由对其提出质疑。在正式声明中，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并不认为人民币币值的大规模调整是合理的，这一表达导致美国政界和贸易协会代表的愤怒反应。[30]

不管在经济上会有何影响，中美经贸冲突不断升级表明双方在短期内会出现更加敌对的政治关系以及更加激烈和公开的战略对抗。贸易关系更加紧张也增加了中国在某个时候尝试利用作为美国主要债权国这一潜在优势的可能性。如果中国政府抛售其持有的美元计价的资产，美元将会大幅贬值，美国经济也将陷入持久的衰退。人们普遍认为，这样一种前景在很大程度上难以置信，因为尽管它会给美国带来困难，但是中国也会因为这么做而严重损害自身利益。美元贬值和美国总需求的下降将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减少，更不用说华盛顿会对它认为的经济战行为进行报复，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施加高额关税。同样，从北京的角度看，令人担忧的前景是，汇率突然扭转将大大降低其剩余资产的价值，而其中大部分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由于使用这一优势的任何企图都有可能释放类似于相互确保摧毁的信号，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不会利用作为美国债主的地位。[31]

这样一种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要注意以下两点。潜在优势并不必然是为了产生效果才会使用。美国官员的行为已经是由他们对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采取行动（或不作为）的可能性的担忧塑造的。尽管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目前的政府似乎已经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更温和的口吻，部分上是因为美国希望中国继续购买日益激增的美国债务。因此，在2009年她首次访问北京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淡化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争端，与此同时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公开要求中国官员继续购买美国国债。[32]

无论奥巴马政府的意图是什么，其和解姿态被广泛认为是美国财政状况拮据的直接后果。在奥巴马总统2009年11月访问中国之前，《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美国的负债改变了“中美关系的核心”。“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与他的前任公开向中国施压的做法不同……奥巴马总统少花一些时间告诫中国，而多花一些时间安抚中国。”[33]许多中国人明显会欢迎这样一种改变，而且事实上，也期望这样一种改变。正如一位中国的银行业高管在接受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采访时所说，“你们的经济……建立在许多国家的无偿支持之上。那么，为什么你不改变态度……我并不是说磕头[笑] ，但至少对借钱给你的国家好一点。”[34]

即使是那些怀疑中国政府可以利用金融杠杆迫使美国改变其在特定问题上的行为的人也认为，中国目前处于抵制美国影响力的更好位置。在一篇有关这一问题的细致分析中，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指出，美国政府官员在2009年春曾表示，美国的财政状况使其难以与中国在汇率问题上摊牌。德雷兹纳认为“尽管中国无法迫使美国做些什么，但它可以尝试运用其外交政策压力阻遏华盛顿做些什么”。[35]

有一种假设认为深度金融相互依存关系将导致稳定的相互威慑，这看起来是令人欣慰的。事实上，经济战与核战争一样，对所有参与方都会造成可怕的破坏，但在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冲突是不可能的。领导人可能误判他们可能遭受的损害的程度，认为一场对抗中的利害关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冒非常大的风险，或者觉得在国内政治压力之下有必要采取自我毁灭式的行动。与两个核国家之间的对抗可能出现的危险一样，在金融领域也存在意外升级的危险，“恐慌”总是有可能发生的，而有关决定不仅仅是由少数“国家指挥机构”作出的，也是由大量独立投资者作出的。

中国对美元的积累反映了其与美国的贸易盈余，进而体现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储蓄和消费的共生性不平衡。一般来说，美国一直储蓄少、消费多，靠向别国（尤其是中国）借债弥补差额。而中国储蓄很多，消费相对较少，主要将其过剩储蓄输往美国。当前危机的中长期影响将取决于最终是否以及如何解决这些失衡。

如果两国恢复往常的经贸关系，由危机导致的美国家庭储蓄增长将很快蒸发，联邦预算赤字将维持在空前高的水平，而美国对金融杠杆的脆弱性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与此同时，中国将继续积累美元，以维持有利的汇率，并保持廉价的出口。未来的危机对中美双方的潜在代价将居高不下，但更大的失衡会对美国与中国保持战略对抗的能力和意愿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说华盛顿已经对任何冒犯北京的行为小心谨慎，在这样一种前景下，它将更是如此。此外，正如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所指出的，假设一场危机是可以避免的，“美国收入持续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以维持外债将严重削弱美国人的生活标准”，“以及维持代价高昂的、距离遥远的世界军事态势的意愿”。[36]

经过最近的经历的磨练，美国人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消费方式，也会要求他们的政府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将继续上升，即使在抵押品赎回和失业的恐惧已经减退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一旦失去了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必要性，联邦政府将会采取措施，使支出与收入保持一致。

美国决策者的目标是减少债务和降低美元价值，增加投资和出口，并且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恢复经济增长，以达到或接近危机前的水平，不过这一次将是在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基础上。

北京既可以看对自己的政策作出实质性改变，也可以维持其现有的发展战略，以回应美国政策的这种转变。如果采取后一种策略，并且试图维持出口带动的增长，中美之间将会出现持久的经济冲突和外交摩擦。

由于政治经济学家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所指出的那样，各国保持出口和贸易顺差的迫切希望使其很容易“采取进攻性的单边行动，强行打开国外市场，或尝试关闭本国市场。”来自它们的贸易伙伴的反应可能是“敌意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破坏性的”。[37]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认为，除非北京采取措施刺激国内消费，否则“中国的储蓄主导将与美国企图推动的节约策略发生冲突”。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经济增长放缓、“更多的贸易紧张以及中国内部敌意的上升”。[38]

大多数西方分析家所希望的结果以及华盛顿计划采取的路径是，两国同时采取平衡双方的国内经济和双边经贸关系的过程。在理想情况下，随着美国的储蓄上升，贸易赤字减少，中国将推动国内消费（包括进口美国商品），并逐步摆脱对出口工业的依赖。妥善管理的转型将使得两国恢复并且维持较高的GDP增长率，而且不会导致不健康的扭曲和相互依赖，目前这种状况被越来越多的人用来描述它们之间的经贸关系。[39]

实现这样一种结果是非常艰难的，至少可以这么说。在太平洋两岸，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赞成目前这种现状的延续。美国人可能在原则上会支持提倡节俭的美德以及国家和个人应该“量入为出”的理念。但是，如果这意味着对消费增税，减少了政府的利益，限制信贷，以及比以往缓慢的增长，民众的热情无疑会下降。与此同时，在中国，放弃国家指导的基础设施和出口行业投资将打破“铁饭碗”，减少银行业者、商人、共产党和地方政府官员行贿受贿和秘密交易的机会。

假设能够实现这种结果，我们将无法确定一种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双边经济关系将会有怎样的战略影响。在理想情况下，现有的贸易结构失衡将会降低，不仅仅意味着美国进口的下降，而且意味着中国消费的美国制造产品将会上升，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人民币的升值。随着贸易更加平衡，长期存在的贸易争端将会消失，经贸关系将再次成为团结而不是摩擦的根源。同时，日益依赖国内消费将有助于使中国经济更加稳定，从而减少由危机引起的军事准备或外部冒险。中国消费者的力量增强也会产生政治效应，就像挑选汽车、住房和移动电话一样，形成选举领导人的迫切需求。

不过，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从长远来看，向更为均衡的发展模式转变将更有利于中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大的国防开支，与此同时又能让党收买一个不断扩大的消费者阶级的支持。两国贸易关系也可以在总体交往较低的水平上实现均衡，在减少刺激的同时削弱近年来约束中美对抗升级的最有力来源。最后，中国作为最终产品消费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也可以奠定其作为新兴的东亚经济集团的领导者的地位，美国在这样一个集团中的角色充其量也是边缘性的。[40] （刘坤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