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于1975年结束了越南战争，在此之前的二十年里，美国领导人一直将共产党统治的北越视作对其本国自由的一大威胁，美国的将军们立誓要以狂轰滥炸迫使越共政权投降。战后，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越南尽管获得了统一，但随着它充公了私有财产、对反对者进行劳教以及同苏联结盟，该国经济陷入了增长停滞的泥沼。随着苏联的解体，本文作者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解释道，越南开始对经济进行改革，分别于1991年和1995年恢复了同中国和美国的外交关系，并在2007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全球化、贸易和对外开放使越南转变为一支影响全球经济的力量。“在1960、70年代甚至1980年代，将东南亚从战场转变为市场原本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莱曼如是写道。他敦促美国设想一下，也许类似的贸易转型也可以在伊朗或中东地区的其它国家发生。——耶鲁全球

 与其说是军事争战，毋宁说是贸易的诱惑改变了越南

拔靴带生产线：越南同世界其它国家的贸易将其经济提升至新的高度。

胡志明市：十五年前的7月11日，克林顿总统宣布恢复美国同越南的大使级外交关系。过去的十五年见证了这两个宿敌之间关系改善的显著进展。

事实上，在争当全球化典型代表的角逐中，位于榜首的自然是具有大陆经济规模的中国和印度。但被誉为“亚洲新小龙”的越南也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化的赢家——此次世界经济论坛东亚峰会选择越南，而非经济环境更为成熟的新加坡、首尔、香港或吉隆坡作为东道国，便印证了该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功。

越南经济成就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散居海外的越南人对本国发展所作的积极贡献。

从经济角度来看，越南是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自本世纪初以来，越南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一直位于亚洲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同时在减贫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越南成了世界主要出口国，出口总量位居全球第40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越南的最大出口国——对该国的出口比重几乎占到其出口总量的20%——是曾对其国土发动战争的美国，战争持续了将近二十年，造成5万8千多名美国人丧生，上百万越南人死于非命。此外，除了韩国、台湾、日本、瑞士、澳大利亚和欧盟，美国在越南的外来投资中也占据了显著的地位。2007年，在经过十多年的激烈谈判后，越南加入了世贸组织。

越南经济成就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散居海外的越南人对本国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  许多越南“船民”或者他们的子孙后代带着宝贵的资金、专有技术和人际网络回到祖国。同时，越南具有充满活力的人口构成：如今拥有9千万人口的越南，到2011年人口数将突破1亿，该国将因此受惠于青年人占多数的人口结构所产生的巨大的人口红利效应（译者注：“人口红利” 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较低，从而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改革的速度令人惊异。在过去的十年里，越南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创业精神、对外开放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在贯彻落实改革、自由化以及同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的方针上，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越南建设成为工业化国家。越南人民再度感受到对现在的成就感，对过去的自豪感——今年，越南庆祝了首都河内（Hanoi）建城1000周年——和对未来的信心。

在贯彻落实改革以及同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的方针上，政府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越南建设成为工业化国家。

过去的越南不总是像今天这般辉煌。在有历史记载的两千年里，越南面对它北面的庞大邻国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维护国家主权、自治和民族认同。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越南人民历经几十年，先后——从结果来看，成功地——抗击了来自日本、法国、美国和中国的侵略。今年是“西贡沦陷” （译者注：西贡是前南越首都，现为胡志明市）35周年纪念，该事件结束了越南战争，战后，越南于1976年实现全国统一，并更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统一后的第一个十年是以斯大林式的镇压、导致崩溃的经济停滞和难民的大量外涌为标志的。那个时期的越南似乎正朝着公认的穷途末路的方向迈进。然而，到了1986年，在认识到了国家所面临的重重挑战，并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榜样的鼓舞下，越南政府开始实施改革，越南语中称为“Doi moi”，即革新。这项计划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外国投资者蜂拥而至，但由于改革在执行上的滞后，改革初期的结果令人失望。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国投资者纷纷对越南避而远之，他们声称要想在越南成为百万富翁的唯一办法就是以亿万富翁的身价起家！

随后，在本世纪初，刮起了第二阵改革之风，越南政府大开国门。在越南成功经受住2008到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风暴后，外国投资重回越南，许多船民回到祖国，越南的经济也因此突飞猛进。 

中国知识界主要的改革倡导者郑必坚在2005年《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领导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所做的最重大的战略选择就是拥抱全球化。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九十年代末的越南。

东南亚从战场转变为一个具有全球导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在1995年，越南加入了这个市场。

对两国而言，促使它们最终接受全球化的力量因素大体相当。当时，两国各自的经济状况均濒于崩溃，濒临崩溃的程度使得各自的执政党险些丧失统治的合法性。第二个力量因素是“示范效应”。由于在战略上较早地和全球化相融，二十世纪后期的东亚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典范。紧随日本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也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摆脱了落后贫困，实现了工业化的繁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简称ASEAN）成了发展中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东南亚从战场转变为一个具有全球导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市场。1995年，越南抛弃战场，转而加入这个市场，此举加速了东南亚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然而，全球化也有其局限性。它尚未涉足平壤和仰光。不过，那些尚未接受全球化的东亚国家只是“例外”，而非“常态”。在那些已经采取全球化策略和那些将全球化拒之门外的国家之间，在社会和经济表现方面存在着鸿沟，而这可以作为证明全球化益处的最强有力的论据。

许多东亚国家对全球化热烈拥护，且并未因1997到1998年的金融危机而消退，这使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日益带上了亚洲的印记。由此看来，有理由相信，几十年后，全球经济将由亚洲主导。在这由亚洲大陆担任主角的总体趋势中，越南的全球化事迹不过是当中一个国家的成功例子。

亚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存在着许多内在风险，越南也不例外。基础设施、治理、贪污腐化、软弱的机构和日益凸现的不平等问题，尽管在越南不如在其它东亚国家来得恶劣，但可能危及一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但对越南而言，最大的风险——事实上，也是对整个地区和全球而言——是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和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保护主义与仇外情绪的爆发。这将会是一个悲剧。越南及其东亚邻国的经济发展并不以牺牲其它地区的利益为代价，并且无疑还给那些地区的发展带去极大的益处。全球公共政策的首要关注点应该放在团结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和结束多哈回合谈判上，这是阻止去全球化趋势蔓延，让越南和其它国家得以继续走和平与繁荣发展道路的最佳手段。 

对越南而言，最大的风险——事实上，也是对整个地区和全球而言——是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与仇外情绪的爆发。

越南令人震惊的全球化成功事例提出了若干哲学性的问题。已故的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总统时期的前美国国防部长、越战的主要策划者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亲眼目睹了越南的转型。在其1995年出版的著作《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In Retrospect: The Tragedies and Lessons of Vietnam）和2003年的自述电影《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中，他承认了美国所铸成的大错。越南要成为一个繁荣、开放和充满活力的社会，难道非得以血流成河为代价不可？

那么，我们如何将越南的教训用于今天？美国政府难道不应该积极鼓励而不是阻挠伊朗的入世申请？难道除了带有挑衅性质的制裁，美国就没有办法将边缘政策暂时搁在一边，竭尽全力使朝鲜融入区域和全球市场？东南亚的教训对于中东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指导意义？在1960、70年代甚至近至1980年代，将东南亚从战场转变为市场原本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然而，梦想却成为了现实。中东国家目前尚未“拥抱”全球化，但在那儿，梦想同样可能变为现实。

我们这一代人常常念叨着“要爱，不要战争”（make love, not war）。但在这个世纪，怀着对更美好的未来的憧憬，我们应该高唱“要贸易，不要战争”（make trade, not war）。 这或许是越南的全球化事迹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是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和埃维昂组织（Evian Group）的创会理事。他与儿子法布里斯•莱曼（Fabrice Lehmann）合编了《世界贸易所带来的和平与繁荣》一书，将于2010年9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

Rights:版权信息：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