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对他逐渐感到失望的，不仅是他在美国国内的反对者，还有那些希望美国总统立即兑现竞选承诺的进步人士。奥巴马上任时继承了一连串骇人的遗产，其数量要多于美国前总统们所要面对的。持续不断的中东冲突、损失巨大的阿富汗战争、北朝鲜和伊朗的核野心，以及全球信贷危机仅是其中的几例。然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主席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根据自己最近所做的《2010年迪奇利基金会年度演讲》（2010 annual Ditchley Foundation Lecture）撰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指出，人们对奥巴马的期望是不现实的。抛开他继承的那些致命的遗产不谈，单是应对全球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不扩散核武器），就既需要各主要国家设定统一的国内目标，也需要各国进行国际合作。奥巴马竭尽全力地谋求这种合作，因而甘愿拿“他的总统竞选承诺冒险，以便换取机会，减轻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态圈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面临的更大风险”。——耶鲁全球

为了应对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奥巴马需要得到广泛的支持

迪奇利公园，英国：随着巴拉克·奥巴马第一个总统任期过半，人们也越来越对他感到失望，因为他已然辜负了自己于2008年竞选和当选时在选民中唤起的希望。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希望并不现实。

奥巴马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手中继承的是釜底游鱼般的境况（In-Box from Hell）。阿富汗战争在六年的时间里变得越发不可收拾，造成了平民和军人的重大伤亡，已经成为了一场灾难。上任第一天，奥巴马便陷入了伊朗和北朝鲜的核野心导致的两难危境之中。同时，他还要担起为奄奄一息的中东和平进程注入生命的重任。

美国总统选举接近尾声时，发生了全球金融地震，而震中就是华尔街。当选之后几天，奥巴马便召集了他的经济团队。他听取了针对经济问题的全面介绍，并了解了如果不采取大胆的措施，美国将会面临怎样的灾难。在考量了噩梦般的局面之后，奥巴马问他的顾问们，现在要想申请对大选结果进行重新计票，是不是还为时不晚。

在奥巴马的43位前任中，没有一位在上任时面临着这样紧迫、复杂而又重大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全球问题。

这场经济危机不仅来势迅猛，而且持续时间很长。今年五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麦克·马伦（Mike Mullen）到访布鲁金斯。当时有人问他：“主席先生，在您遇到的所有问题中，是什么令您夜不能寐？”他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简短回答：美国面对的头号威胁是国债，其数字有望超过美国15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

自2007年竞选开始以来，在所有这些令人生畏的挑战中，奥巴马最关注的一直是两个存在主义式的问题：核不扩散体系遭到的破坏与气候变化。他多次指出，这些威胁叠加在一起，使地球成为了“陷入危险的星球”（a planet in peril）。

如果通盘考虑上述所有问题，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奥巴马的43位前任中，没有一位在上任时面临着这样紧迫、复杂而又重大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全球问题。可以肯定，1861年，当奥巴马的偶像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入主白宫时，也面临着一团乱麻般的局面，但这些乱麻本质上只有一团，而且是问题的全部。此外，尽管当时的美国正陷入致命的危险之中，但我们的地球却尚未面临同样的危险。

各主要国家史无前例地开展合作，探究如何将共同利益转变为集体行动。

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理论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大国在本质、（利益）分配和互动方面一直在经历深刻的转型。眼下，各主要国家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和平共处。此外，这些国家也史无前例地开展合作，探究如何将共同利益转变为集体行动，又如何协同利用资源并协调政策，从而应对各国无法独立处理的威胁。

上述威胁往往产生于弱国或衰落的国家，而不是强国。它们也来自于非国家行动者——国际非政府组织中最邪恶的那一类。基地组织就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但绝不是唯一的例子。此外，这些威胁还来源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潜在的自然灾害。

总而言之，我们所处时代的这些决定性特征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同时也更为有效地依赖外交、合作、结盟，意志的统一，以及国际规范和制度的确立。时间倒退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二十多岁的奥巴马时任芝加哥一个社区组织者。在总统竞选期间，他多次援引这段地方工作经历，将其视为能够或应当适用于全球的经验。在他看来，这些经验也有助于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更为有效地组织规划国家共同体。

这两个问题不仅考验着美国政府，也考验着民主治理的理念和制度本身。

简言之，他坚信要提高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实践和机制。我们从未听过奥巴马使用全球治理这个短语，他也不可能使用这个短语。因为对许多美国人而言，这一短语意味着世界政府和阴谋占领（black helicopters）。奥巴马将这个短语替换为此种说法：“通过利用我们共同的人性（humanity）来加强我们共同的安全”。

但奥巴马——和美国——要想促成国际合作，就必须使美国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以及政府的行政分支和立法分支开展相当程度的国内政治合作。

眼下，华盛顿上演的这出独一无二的重头戏（它对整个世界都造成了影响），就是美国政府和一部分参议员努力的结果。值得称道的是，包括一部分共和党人在内，这些议员通过了一项法案，向给碳定价以及为碳排放交易规定国家指标和基本原则迈出了第一步。

奥巴马能否成功地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取决于他能否与其国家治理伙伴和全球治理伙伴一道，齐心协力地设定共同目标。

除非美国最终决定以联邦立法的方式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否则，我们很难想象究竟如何采取国际措施，对这个问题进行限制；当然也很难想象，如何采取国际措施，确定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变暖这两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所必需的时限。

美国国会正在酝酿一场针对核不扩散的类似战争，而其赌注相当高昂。奥巴马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总统签订的新的战略武器条约将会是民主党总统批准的第一项此类条约。但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出于这一理由——正如他们在华盛顿所说的，为了阻止奥巴马“得手”——许多共和党参议员就算不能阻止，也要试图延缓这一条约的签署。即使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此项条约，当下针对这个问题展开的辩论也会为反对者提供口实，以便他们彻底猛烈地抨击政府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的决议。参议院在11年前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二次失败会严重地破坏禁止核武器扩散的前景。

上述这两个问题不仅考验着美国政府和美式民主，也考验着民主治理的理念和制度本身。如果民主这让我们引以为傲的治理体系和治理哲学纵容短命的专制和短视的权宜之计，而罔顾关乎人类大计之存亡的长期责任，这将是多么残酷、甚至是致命的讽刺啊！

面对令人生畏的反对声浪，奥巴马仍在推动有关气候问题和不扩散核武器的立法进程。今年，他根本无需为气候及能源法案奔忙。实际上，很多人也劝他不要这样做。但他这样做却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与其让政治日历决定立法和决策，还不如倒数计时，看看在全球变暖变得无法收拾之前，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换言之，奥巴马已经清醒而必要地拿他的总统承诺冒险，以便换取机会，减轻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态圈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面临的更大风险。

无论当今的美国总统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能否成功地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将取决于他能否与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另一端的国家治理伙伴，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全球治理伙伴一道，齐心协力地设定颇为一致的共同目标。

 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是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克林顿政府副国务卿。本文是基于作者最近于英国发表的《2010年迪奇利基金会年度演讲》而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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