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中关系实力审核（四）

第四章：全球经济的不平衡

　　对中国贸易的不平衡是造成欧盟各成员国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多个国家，尤其是一些重商主义国家，他们的经济和就业形势对便宜的中国商品缺少抵御能力。中国制造机器的威力可谓难以置信：就在2005年的时候，捷克还在帮中国改进制鞋技术；仅两年后，中国的鞋大量涌入捷克，数量达到平均每个公民11双之多（其中至少有一些可能是要重新出口的）。在意大利，伴随伪造商品猛增而来的还有中国小企业和劳工的大量流入。中国劳工，即便是非法的中国劳工，已填充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东欧经济体的劳工需求。但公众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怒火正在全欧洲激起（针对中国的）强烈反弹。朱里奥·特雷蒙蒂，意大利现任财政部长，就写了一本谴责中国不公平竞争与法制的畅销书。

　　经济危机之下，全球宏观经济的不平衡已成为欧盟对华关系一个主要的新战略关注点。2007年，欧盟与中国贸易总规模达到了3000亿欧元，欧盟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贸易逆差将近有1600亿欧元，尽管在服务贸易方面欧盟还从中国拿到了40亿欧元左右的适度顺差。虽然全球经济出现衰退，但欧中贸易逆差却在2008年扩大到了1692亿欧元，在2009年也不大可能出现出现显著下降。没有分析师预见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欧中贸易逆差会出现这样的增长。

　　中国从欧盟和美国的进口额比起该国的出口额下滑要快得多，带来了严重的宏观经济后果：就算中国能在2009年保持正数的增长率，中国对全球经济需求的减少幅度还是比其他国家要大。中国20年前作出的通过积聚巨额顺差为其快速经济增长融资的战略抉择是造成信贷危机以及其后全球经济大灾难的一大主要因素。该国的出口占到了GDP的69%，而其分布不均的14亿公民家庭收入仅占GDP的34%。实际上，中国“世界工厂”中的底层工人收入比起1995年鲜有增长。而世界最大贸易采购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早期的出口价格相比2008年下降了“至少5到1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欧洲企业继续面对着一大堆幕后的限制，从特殊的标准到新的财务要求，通常还包括来自地方的专横行径。为帮助那些在中国业务碰到麻烦的欧洲企业，各成员国和欧洲委员会投入了大量时间。在中国的欧洲商会每年发布的欧洲企业投诉列表有效地为诸多欧洲的贸易和投资工作设定了议程。同时，中国在服务业、财政和规管问题上与全球规则接轨的进展步伐极其缓慢。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其实施的涉及各行业的五年计划，在近几年来更是有增无减。例如，政府已指示汽车工业在未来五年里，制造的新车必须至少有60%零部件为中国制造；对于铁路工业也作出了类似的指示。外国企业在对如厨房用具等“战略性”行业里品牌公司的收购中面临困难，某法国公司在2006年的一宗收购案就被拖延了一年有余。一个政府机关推出的金融新闻供应社经常抄袭路透社新闻网的内容。更让人困扰的是，商标和版权还未被纳入到世贸组织协议下。除了通常的在电器和奢侈品方面的盗版投诉外，有个案例值得一提：中国全部5000万台手机使用了欧洲开发的GSM系统，却没有任何中国企业支付费用。但这件事本身反映的并不是侵犯版权，而是中国的谈判能力：为了竞逐中国市场，欧洲GSM手机制造商放弃了应用标准的专属权。

自由贸易理念削弱欧盟力量

　　对于中国应做些什么来帮助全球经济复苏，并没有明确的国际或欧洲共识。尽管如此，欧盟会员国都认同与中国建立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一共同目标。例如，欧盟正敦促中国继续经济改革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正如前欧盟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在发布2006年对华贸易和投资的委员会文件（译者注：文件名为《竞争与伙伴关系——欧盟－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于2006年10月24日发布）时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在开发中国市场和创造公平贸易条件的过程中享有更大的平衡和互惠。”欧洲人认为这样能使贸易关系更有持续性，允许贸易不平衡能被投资和其他地方的顺差所抵消。2007年十二月，欧盟与中国达成了类似中美对话的高级经贸机制。但两方未能在对话的频率和深度上达成一致；同样未能达成一致的还有中国政府参与的级别，因北京当局不愿把最高决策层包括进来。

　　中国很少对欧盟提出要求，因为欧洲的贸易、服务和投资市场比世界上其他主要地区都要开放。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另有部分是出于中国面临着紧密得多的对美伙伴关系的原因，中国面对欧盟提出的要求时，总摆出一副比面对美国时更加自命不凡的样子。（同时，欧洲金融体系对中国的吸引力远远不及美国。）用一位欧盟高级官员的话来说就是：“欧洲贸易议题无法动摇中国的主导权——我们在他们的战略天平上并无一席之地，贸易争端并不能影响到战略性议题。”虽然这位官员同样说道，“在3000亿欧元的规模上，贸易同样变得具有战略性。”

　　但中国承担得起怠慢与欧盟关系的代价，因为欧盟各成员国间存在利益的偏差甚至是对立使得欧盟贸易谈判员们难以站在一致的立场。“自由派”更少关注贸易逆差而是把精力用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上。例如，荷兰考虑到它能从扮演中国商品转口贸易的分销和服务中心这一角色中获利。瑞典的H&M是欧洲最能盈利的纺织分销商，而该国并无纺织工业。英国虽未宣称靠中国的投资创造就业，已在相当的程度上选择将其从中国赚到的财富投放到金融服务业上，包括投到香港的，和基于伦敦金融市场的枢纽地位的。德国的情况独一无二，表现在其对华贸易的不平衡状况比起其他成员国都要来得轻微；这要归功于德国制造设备的高品位以及其高端汽车品牌在中国的声望。有些年份单单一个德国公司——西门子——在中国的销售额就已经大致与法国对中国的总出口额相持平。德国的全球贸易顺差在近几年甚至比中国还高（尽管全球衰退正在导致对德国高端商品需求的减少）。德国的好强个性使其对中国企业低价收购德国技术的企图特别敏感。而德国对于中国开放其市场的迟缓进度也正在变得不耐烦。于是，德国明显变得更倾向于支持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举措了。

　　几位欧盟贸易官员注意到美国（“买国货”条款）和日本（限制技术转移）采取的战略性和保护性措施使它们面对中国时比欧盟有了更多筹码，尽管欧盟有着开放的市场和金融体系。主要是由于“自由派”的反对，欧盟未能完全利用其重量级的贸易筹码——暂时性管制以及应用反倾销措施——都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款所容许的。但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些条款在当下到2012年之间就会失效。一位欧洲高级外交官指出，如果欧盟不尽快解决其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在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议题上确立统一的谈判立场，贸易武器将失去其向中国施压的作用。自由派阵营一位外交官“强硬总是无害”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承认自己国家“在贸易议题上和委员会的配合并不够好”。现时的情况已经使局内人倾向对欧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持悲观态度。欧洲的贸易官员们正在得出结论，正如他们中的一人所说的，“欧盟的贸易政策对于一个有着如此强悍产业政策的经济体起不了作用”。在现时的多哈回合谈判中，中国又一次有悖理智地要求拥有发展中国家身份，以及推迟在2025年后进一步的减低关税。虽然中国已拥有可观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中，以及在经合组织规则的会谈中，中国多数情况下依旧消极应对。

把中国带入正轨

　　当全球金融危机转变成世界性衰退的时候，中国作为经济伙伴的重要性正在增长。在应对全球危机的行动中，北京当局也已经开始缓慢地承担起富有意义的部分责任。但中国不愿担任关键角色的立场在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表露无遗，它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的捐资也只有日本所出的40%。中国的中央银行，不像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同行们那样，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给国际信贷市场注入流动性。没错，中国巨额顺差制造机器大量产出的资本在美国的（长期）国库券市场以及其他半公债市场上进行再循环。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分散投资；它正在搜寻原材料和能源，购并企业，或是与俄罗斯、巴西、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和意大利（不久前还有伊朗）锁定未来十年的合同。这一购买狂潮延伸到了欧洲，虽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就在温家宝总理近期到访欧洲承认中国对贸易不平衡的关注后——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派出了采购团到几个欧洲国家购买各种技术以及中小型企业，当时正是企业价格便宜的时候。尽管如此，中国对欧洲发起的反倾销控告已是广为人知。虽然中国现在显然是世界最大的钢铁出口国，但在2008年十二月中国发起了针对欧洲钢制螺丝、螺栓和闩的行动。（译者注：2007年9月，由欧盟90多家企业支持的欧洲金属紧固件生产商协会向欧盟提出对中国紧固件产品采取贸易惩罚措施；11月30日，47家民营企业共同发起了中国紧固件行业对欧盟反倾销诉讼；12月29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自即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对国内碳钢紧固件产业的损害程度；2009年2月1日，欧盟理事会公布向中国紧固件企业征收高达77％至85％的税款，为期5年）

　　种种令人烦扰的迹象表明，尽管寄希望于国内的公共支出计划，尽管新近强调了社会政策，中国依然执着于竭尽全力出口的政策。在2009年一月的达沃斯年会上，温家宝总理将国内的低劳动成本视为中国应对危机的关键竞争优势。如果这一策略持续下去，中国的出口经济很可能成为延长全球衰退的首要通缩因素。尽管如此，对于在欧洲的许多人而言，贸易逆差还是很少得到关注。对于较小的欧盟经济体而言，对华贸易比起与邻近成员国的贸易并不重要；对于欧元区国家而言，统一的货币减轻了贸易逆差的即时冲击——根本没有一国会意识到“欧洲逆差”的存在。2007年，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为8190亿美元（折合5980亿欧元），而欧盟27国记录的逆差仅为1870亿欧元，其中欧元区国家实际上处于外贸平衡状态。欧盟在经济上首要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本身，而是在于它助长了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在于它并没有为流入欧洲公债和私人资本市场的其他资金流所抵偿的事实。中国对其巨额外汇储备（2008年底的官方数字是19460亿美元，不计离岸机构持有的数额）的管理是国家机密；尽管中国在2007年可能已有过疏远美元的举动，欧元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依旧可能只占不到20%的份额。

　　欧洲人希望进一步刺激对华贸易增长。而欧盟需要中国履行作为世界金融体系，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借贷者的责任。这些转变要求中国加大对外国企业共有所有权的投资，承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更大额度的责任，松开其与美国经济的共生关系，并且停止其重商主义、出口导向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而这至今为止还未发生。不论怎样，全球危机的严重程度可能开始使中国意识到需要与欧盟建立新的投资伙伴关系。由于拥有异常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很可能遭受全球（金融）的系统性失效带来的严重后果和重大的资产损失。欧盟是世界最大的一体化市场，在宏观经济和货币方面有着以谨慎著称的履历。只要有合适的（金融）工具——比如能为重大欧洲项目提供金融资本和资金来源的一个公债市场（乔治·索罗斯提出的）——中国会发现将其持有资产分散到欧洲债务中介以及其它投资项目上是对自己有利的。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