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中关系实力审核（三）

第三章：全球政治议题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触及面在过去十年内已经有了极大的质的变化。现在，中国在全球每个洲都已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中国的外交活动相当活跃，旨在不引起全球激烈反应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高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外交活动的主要使命是为其经济增长提供能源供应、为其产品开拓市场、并且越来越多地为其庞大的财政盈余寻找投资机会。从人均收入来看，中国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它有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这一储备能够帮助中国树立其影响力。

　　中国的崛起已经产生了一些重大影响。比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开始取得一定的共识，认为在新的国际法制体系中，当一个国家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时，其主权可以受到限制；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崛起则弱化了这一进程。中国确实认识到当内战威胁到国际稳定时，国际社会应该予以干预。2005年，中国签署了一项联合国决议，保护人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的危害。它也颇为不情愿地批准了数项谴责达尔富尔境内种族灭绝行径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是，人们不应该被这些让步分散注意力，因为在大部分情况下，中国继续秉承其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比如在2007年一月，中国连同俄罗斯一起否决了一项针对缅甸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他们认为，缅甸国内的情况并没有对国际和平和稳定构成威胁。

　　西方长期以来害怕中国会和俄罗斯——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也是一个集权国家——结盟，构成“集权大国轴心”。然而2008年八月俄格战争后，北京当局拒绝支持由俄罗斯承认的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独立。这让西方的这种担忧有所减弱。中国的这一反应进一步表明，与同莫斯科当局的关系相比，中国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则和优先考量，比如坚决反对地方分裂势力的原则性立场。

　　但是中国很乐于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去忽略，甚至去阻挠西方建立全球秩序的努力，中国对目前已有的、在其成为超级大国之前建立的国际机构和制度存有怀疑，对于那些中国没有参与制订的国际规范也没有太多的好感。它只为联合国提供区区2％的财政预算，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也只占3.72％的份额（比2006年的2.98%有所提高）。与中国对资助国际机构缺乏意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为很多大宗的双边协议提供了大量资金。例如2007年，中国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了90亿美元贷款，支持其建设采矿和交通系统。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国际机构的负债则为110亿美元。（译者注：焦点在于这宗价值90亿美元的协议将给予中国史无前例的政府财务担保，其中一些将占用政府收入，并使中国成为享有特权的债权方。在“巴黎俱乐部”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带头下，西方捐资方以豁免110亿美元历史债务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施加压力，要求其与中国就这项协议进行重新谈判。）

　　随着国际社会不断敦促中国加大对国际货币基金储备的贡献，中国也开出了它的条件：它要求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同时仍不愿意拿出太多的资金。最近在伦敦举行的G20峰会上，中国终于同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400亿美元，远少于日本的1000亿美元。不过这笔增资也足够让其避免成为破坏全球经济的替罪羊。

欧盟可以在哪些方面起到作用？

　　如果想要成功说服中国在全球事务上改变其立场，欧盟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决心，并且要坚持不懈地开展这一工作。但是首先，欧盟必须采取统一的方法立场，把重心放在自身的需求上。只需一个针对最迫切的国际议题的简单调查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种策略的必要性。

核武器扩散

　　欧盟和中国看起来都是非扩散政策的受益者似乎在防扩散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双方都不主张在反弹道和空间武器领域继续展开后核武时代的军备竞赛。双方也都不希望看到核武器和弹道武器俱乐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在目前国际控制武器扩散体系中，中国应该扮演主要角色，坚持和加强这一体系，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欧盟需要中国支持对《核武器防扩散条约》进行改革，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并且在其它防止武器扩散的条约、组织和机构中起到积极作用。欧盟还需要中国更加严格地控制核材料及核两用品的出口，对于一些藐视国际法的中国公司也能采取行动。一些欧盟成员国希望中国能够对一些涉及核武器扩散的国家或独立实体，比如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采取直接的强硬措施；或给予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机构，诸如“防扩散安全倡议”等支持。

　　但是中国的立场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愿意参与反扩散机制，但在核武器扩散问题上，它又不像欧盟或美国那样忧心忡忡。中国支持欧盟的一些措施，比如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设施进行检查，也认同中国需要加强其出口控制。但是它也致力于和伊朗等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反对进一步对这些国家进行制裁。中国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保证美国、俄罗斯及其地区对手印度不在核技术的赌局中开展新的军备竞赛。

　　在核武器扩散领域的欧中对话主要集中在伊朗，对话的成效喜忧参半。喜的是，欧盟——主要通过“三巨头”（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努力——已经说服中国放弃其传统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立场。中国在联合国不再庇护伊朗免受制裁，并且宣布支持国际社会一个旨在防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能力的国际程序。欧盟提出通过政治和经济激励方案来说服伊朗放弃铀浓缩计划后，“三巨头”还促请中国利用其对德黑兰当局的外交和经济影响力来说服伊朗领导人接受欧盟提出的，以政治和经济激励换取其放弃铀浓缩计划的方案。

　　但是中国还是利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地位阻挠了“三巨头”力图推动的更加严厉的制裁计划。欧盟已试图利用公共压力推动中国改变立场，让公众和媒体质疑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警告说，如果不能进行进一步制裁，美国可能会诉诸武力。欧盟还向北京提供了关于伊朗核设施的情报，希望能够推动中国采取行动。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做法收效甚微。尽管伊朗核问题是欧盟为数不多的具有一贯对华立场和态度的外交事务，但是北京当局是否会对欧盟越来越强硬的合作要求作出回应，以及作出什么样的回应，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中国在说服朝鲜在放弃核武器，或者至少中止其提升核能力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主导作用，作为六方会谈的局外人，欧盟深知自己所能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但是“三巨头”也确实对中国施加了压力，保证北朝鲜这一案例能够为处理伊朗核问题起到一个积极的示范作用。欧盟也希望北朝鲜能够加入核武器防扩散条约。中国的主要担心是确保欧盟不把早已举步维坚的六方会谈复杂化。

非洲

　　没有别的国际问题像非洲问题那样更能体现出欧洲和中国对待国际问题的巨大冲突。尽管在冷战时期和民族独立时期，中国同一些非洲国家的关系有过零修碎补，但欧洲始终是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最主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但是这一局面正在飞速改变：中国和非洲的贸易以年均33％的速度递增，而欧盟和非洲的贸易增速只有6％。

　　中国在非洲最看重的是经济利益。它把非洲看作一个重要的能源和矿产出产地，同时也是一个日益重要的市场（虽然重要性远不及欧盟和北美）。中国希望能够与非洲国家建立起不输欧盟的良好关系。中国认为欧盟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依然带有殖民色彩，而且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比如欧洲在津巴布韦问题上的表现。中国需要非洲政府在联合国支持其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立场。而在那些它的资产或者利益受到威胁时的地方，中国也愿意和欧盟成员国进行合作，比如苏丹南部、乍得以及索马里海盗问题出没的海域

　　欧盟正在开始通过政府间对话在非洲问题上对中国展开攻势。欧洲想让中国的非洲政策更加符合国际治理惯例和巴黎俱乐部发放贷款的准则，但又缺少能促使中国合作的筹码。面对类似的呼吁，中国往往会转移话题，重新提起部分欧盟成员国在黑暗殖民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表示自己不会轻易按照西方的思路改变其非洲政策。欧盟对中国施加影响力，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关注非洲的发展需求，停止通过投资、贸易以及在政治上保护他们不受西方制裁等方式来支持独裁者和不入流的流氓国家。欧盟也敦促中国降低其在非洲环境和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并且尽量增多有利于非洲发展的行动。欧盟需要中国不再向不稳定的国家出售武器而破坏地区安全，并且需要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一些非洲国家实施制裁和派驻维和部队来加强地区安全。欧盟也需要中国加大对维和部队的贡献。

　　欧盟试图改变中国在非洲的政策阻力重重，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苏丹和津巴布韦。2005年和2006年，欧盟两次就达尔富尔问题对中国施压，希望中国能够支持指责苏丹政府的联合国决议，但是收效甚微。中国也不支持未经喀土穆（译者注：苏丹首都）当局同意就向达尔富尔派驻维和部队。直到当地的不稳定因素威胁到了中国在苏丹的投资，以及西方公众在2008北京奥运前夕的鼓噪——这主要归功于人权运动者们成功地给奥运会贴上了“种族灭绝奥运”的标签——才促使中国向喀土穆当局施压，最终同意维和部队进驻。欧盟在津巴布韦问题上对中国的影响力更加微不足道。2005年，中国阻止了欧盟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起的一次关于津巴布韦贫民窟清洗的讨论，同时还邀请罗伯特·穆加贝访问北京。去年（2008年）四月，欧盟和美国呼吁中国召回一艘驶向津巴布韦的运送武器的船只，中国对此也置若罔闻。于是西方国家只能求助于南非洲诸国和他们的工会，请他们拒绝卸载船只上的武器。中国对穆加贝的支持，并不是因为对他有特别的好感，中国私下也会承认对其统治有所担忧，但是基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中国认为欧洲政府不应该对非洲内政事务指手画脚。

气候和能源

　　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已经成为欧中关系中欧盟能够改变中国政策基调的第一项事务。即便如此，和中国合作依然不是一件易事。

　　欧盟的目标是说服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头等大事。欧盟需要中国在京都协议书第一阶段（译者注：时间为2008年到2012年，目标是在此期间，受管制的六种气体的总排放量平均值，要比1990年减少5.2%）结束后，支持目标高远的后2012协议，并且尽全力把中国经济向低碳化方向转移。全球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些目标的实现变得更为艰巨和复杂。现在的挑战是确保经济复苏能够支持这些气候目标，而不是拖后腿。

　　首先，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希望中国不但实现其为国内设定的降低能耗和开发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并且继续设定更高标准，使用诸如定价以及贸易或投资等经济工具来起到激励作用。其次，欧盟也希望中国把包括碳采集和碳储存在内的清洁煤技术，作为优先开发的技术领域。最后，欧盟想要中国同意全球排放稳定目标，并且同意在后2012协议谈判中，把自己和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区别开来。

中国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欧盟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举措能够支持而非阻碍其经济发展。它希望欧盟成员国能够为其发展提供所需的投资和技术，也需要欧盟对中国将会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提供资金支持。它还希望能够避免作出任何会限制其发展方式的承诺。中国强调工业化国家在气候变化上应该承担的责任，要求这些国家率先减排。

　　最近，欧盟主席和前往中国访问的欧洲首脑在与中国接触中都把气候变化作为首要任务。但是各国在这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和其它国家都在这一问题上和中国有截然不同的关系和对话。而欧盟委员会也缺乏协调成员国的资源。尽管如此，最近也有不少重大进展，比如英国牵头的煤炭利用近零排放项目，以及中国方面对燃料排放标准和众多电器产品的能耗标准与欧盟接轨的动作。另外，中国也是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清洁发展机制（译者注：简称CDM，京都议定书下面唯一一个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弹性机制）项目国。欧盟为很多环境项目注入了大量资金。中国极为重视继续和欧盟开展碳排放交易，这已经成为很多高排放初始排放水平过高的中国公司的一个收入来源。但是欧盟没能说服中国采取全球排放稳定的目标，也没有说服中国承诺京都协议书规定范围外的目标。欧盟同样没能说服中国使用能源定价和贸易关税等经济手段来促进转变（虽然中国现在转而认同英法牵头的低碳区模式）。

　　在相关的能源政策方面，欧盟的主要目标是提高透明度和加强信息交流。欧盟成员国希望中国能够和国际能源机构开展联系，并且和其它国家及组织分享其能源储备之类的信息。中国的目标是和欧洲的能源巨头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便于中国获取更多的能源、技术以及双向投资。

　　但是欧盟在这一领域的“成功”也仅限于中国本身就希望能够改善的领域。欧盟没能采取共同的措施和方法，因为欧洲能源公司在中国各行其事，各成员国也单独和中国开展对话。中国对自己的想法和计划讳莫如深，并且把自己的安全和发展放在首位。欧盟作为同样的能源消费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的条件可以和中国谈判，只有当政府或企业表现出愿意拿出资金进行投资时，才能在中国取得进展，比如欧中能源中心以及遍布中国各地的无数合资企业。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