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中关系实力审核（二）

第二章中国的巧妙务实

　　欧洲人倾向于把中国当作一个有待欧洲通过交往而塑造的可塑政体来对待。但现实中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灵活而务实的强国，深谙如何处理对欧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由内政要务决定——例如维持经济增长、以及在缺乏选举制度的情况下强化政权的合法性等需要。中国还尽量避免其崛起在国际社会上引发激烈反应。但是，北京当局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其金融和技术流通以及它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使它成为了一个不管在非洲还是拉丁美洲都十分紧要的角色。近年来，中国出于处理因其自身发展造成的影响的需要，尤其是面对要求中国维护全球稳定的呼声，其对外政策变得复杂化了。

　　如今的中国已变得太富有、太强大，无法再保持沉默低调的运作模式了，而西方金融资本主义（译者注：资本主义的一种高级形式）的崩溃及其对西方声誉的重创，似乎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强硬化搭就了舞台。尽管中国担任了改写国际社会秩序的新主角，但是中国对欧政策在本质上还是取决于其经济目的。

　　中国想要获取欧盟市场的广泛通行权以及大量的投资，寻求各种技术转移，它想要欧盟和其它伙伴在对抗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担负大头费用。它还希望欧盟不要再干涉台湾和西藏问题。如一位著名的中国国际关系专家时殷弘所说的：“中国对欧盟的要求是可行的，有限的，现实的。”但是问题是中国在提出“要求”的同时有没有给欧盟任何回报。

中国怎样看待欧洲

　　中国在2003年公布了第一份对欧盟的政策文件，并非巧合——也是在这一年，欧盟制宪会议通过了后来注定失败的宪法条约（译者注：这里指的应该是《欧盟宪法条约》草案；截止到2007年6月，已经批准《欧盟宪法条约》的国家有16个，另有7个国家冻结或无限期推迟了批约程序；2007年10月19日，欧盟非正式首脑会议通过了欧盟新条约即《里斯本条约》，于2007年12月13日由欧盟各国首脑在里斯本签署。《里斯本条约》将取代2005年在荷兰和法国全民公决中遭否决的《欧盟宪法条约》）——当时中国国内对欧洲的看法是积极的。中国官方媒体称之为“蜜月期”，民意调查显示普通中国民众对欧盟抱有好感。这份政策文件被视为中欧关系的里程碑，它似乎表明了中国的路线已从传统的国与国关系上升到了欧洲层面的关系。

　　然而，如今中国的态度已变得乖戾无常，欧盟的政治影响力在中国显然也是一落千丈。欧盟无法制定统一的对外政策，成员国之间分歧不断，使得认为欧盟摇摆不定、影响力下滑的分析在中国大行其道。

　　“布鲁塞尔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我们得去各国首都，那里才有决策权，甚至连贸易也得和成员国谈。”著名分析员冯钟平说道，“中国将欧盟当作重要的政治伙伴、甚至与美国不相上下的时代结束了，至少现在如此。北京不再把欧盟视为力争得到其支持的伙伴，而是用于自身发展的经济空间。”

中国的三大对欧战术

　　在欧洲希望通过无条件交往改变中国的同时，北京也精心制定了对付欧盟的战略，这个战略下有三大战术。

　　第一，中国利用自身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欧洲的制度化政治体制的差异，一方面充分利用欧盟市场的开放性；另一方面通过其自身行政手段的不透明性限制对方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中央、区域和地方的权限之间并无清晰边界；中国公民和外国公司都感到在地方层面很难保障自身的合法权利，地方或区域政府部门常常随意发号施令。但是中央政府拥有相当大的权威，尤其在涉及和外国人有关的事物方面，而且大型企业及国有企业一般会遵守政府的决策。正如一位欧盟外交官所说，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机构“可以控制任何它想要控制的事情，但并非一切；不过共产党很会选择该控制的东西”。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款更加剧了双方的这种不对等性，条款允许中国保护其工业中的战略及新兴产业免于市场竞争，这些限制措施保护了中国的跨国公司，如石油巨头中石油，以及由从军队起家的全球通讯公司华为。相比之下，中国知道欧盟的回旋余地很小。中国意见最大的反倾销措施仅涉及中国对欧出口总量的2-3%，原因是成员国几乎从未能站在同一立场上。

　　第二，关于欧盟在人权等特定议题上施加的压力，中国表面上同意进行正式对话——欧盟将这一举动视为重大胜利——而中国实际上只将对话当作例行公事来对待。中国运用温和的言辞说服欧盟多边主义的裨益。但是，对于北京来说这些会议仅仅是例行的会议而已。在人权对话中，中国对欧盟提出的采取公决的呼吁置之不理，而高层贸易对话——至今中国已仍将其限制为一年一次——则使中国得以对抗欧盟要求针对对华贸易赤字的不断增长进行贸易限制的压力。欧盟外交政策传统使其依赖于这些对话，即使对话毫无结果，也将其视为进步的标志。

　　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对话反而加深了中国对欧盟的影响。比如描述双方交往带来互利的西方式的“双赢”说法，已经成为中国鼓吹开放西方市场、反对反倾销措施的标准用语。为回避欧洲或美国要求其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中国领导人没有对这种呼声提出质疑，而是攻击西方关于责任的定义或指西方提出双重标准。

　　第三，中国充分利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有时甚至鼓动这种分歧。尽管欧盟的亲密盟国也会利用这种分歧——如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前夕所做的那样——但是中国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或是为达到短期目标的情况下，能够毫不留情地对成员国单独采取严厉的措施。长久以来，中国一直就台湾问题向追随派施压，而在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面对商业派及工业派的质疑时则向自由派乞求支援。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最近给予法国的待遇。在法国总统萨科奇拒绝出席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圣火传递在巴黎遇挫后，北京的旅行社接到指示取消法国游，导致2008年5月签证申请人次下滑了70%。中国政府还支持抵制中国境内的家乐福连锁超市，温家宝在最近对欧洲进行友好访问时避开了巴黎。再比如德国，由于两年前的2007年9月总理默克尔与达赖喇嘛在她柏林办公室的那次会面，中国终止了与德国的一切政治交往。

　　考虑到取消去年12月在里昂举行的中欧年度峰会反而可能促使欧洲各国对中国采取更为一致的态度，中国最近向欧洲派出了几个高层采购团以示友好。这次史无前例的行动并没有违背中国软硬兼施的策略：采购团中的投资者公开对和中国保持“良好”政治关系的国家进行奖励。实际上，派出采购团只是中国激化欧盟内部不和的又一种手段，作用是在欧洲领导人中灌输对华友好就会带来经济利益的观念。

中国处于优势

　　由于对中国的认识不足，且认识渠道甚少，在应付中国对欧策略时欧盟所面临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中国的党政机关及其智库对欧盟及每个成员国了如指掌—因而中国得以充分利用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或欧盟组织内部的紧张局面。中国就在布鲁塞尔门口，有时甚至已经进入了走廊。它可以拜访总统及首相的办公室；无限制地进入非军事工业；让同情它的成员国向它透露信息；甚至让它们在欧盟决策圈里为它说话。与此相反，欧盟对北京的行政体系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了解，况且单个成员国没有将其对中国的认识在欧盟内共享。在中国，很多问题需要与高层官员会面，但是想见到他们或其顾问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很多领域，中欧双方的公司或行业进行直接协商应该很有益处的，但是中方出面的往往却是政府官员。中国实行中央集权，包括对外关系，地方省分越来越多地受中央政府决策的制约。

　　中国的对外关系部门，现在都是钵满盆满，很精于礼遇各国政要。中国媒体（仍然受共产党控制）、极度活跃的外交、不计其数的组织和智囊团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面向欧洲人的关系网，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不在这里捣乱。但是，中国对于维护自身形象的顾虑给了欧盟牵制中国的最好机会。大规模公众抗议—在中看来这可能会引发西方国家一致对中国施压，以及抵制中国商品——是迫使中国改变策略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2008年西方政府首脑对中国进行游说，加上“拯救达尔富尔联盟”的抵制奥运的运动，使中国改变了关于在联合国安理会反对苏丹的决议的立场。同样，2008年3月西藏暴乱在欧洲公众中引起的反应以及随后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的抗议行为——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胡锦涛主席在奥运会开幕前宣布恢复与达赖喇嘛代表的（昙花一现的）对话。

　　中国的谈判者总是尽可能回避与代表欧盟的谈判者商谈，避免和整个欧盟交往。中国喜欢和单个国家谈判，而许多成员国倾向自己做主，更为中方这种手段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位在欧洲的前中国高级公使解释了中国官员是如何处理贸易纠纷的，不管是多么无关紧要的纠纷：一般由一位“副总理”出面保证中国驻欧洲大使馆和中央部门将“全力”协调配合。欧盟委员会对于贸易的立场很强硬，但即便在这一领域中方代表也比欧盟代表态度更为强硬。

　　中国对待重商派比自由派和工业派更为严厉，它将重商派视为“朋友”，因此希望其遵循固有的、以及双方认可的协定；而自由派及工业派在中国看来是比较麻烦的伙伴，因此这两派对抗北京有更大的自主性，而且不会招致其强硬的报复行为。中国很清楚它能从中欧关系中获取什么，且对如何处理欧盟施加的压力很有信心。

　　欧盟在欧中关系中需求很多，但是影响很小；中国的具体要求较少，但是拥有绝大部分否决权，因为在这二者中，欧盟才是重视双方交往的一方。因此，中国能够对中欧关系发号施令，随心所欲提出或取消条款。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