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中关系实力审核（一）

第一章：欧洲的无条件交往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近十年来它的经济成长速度在当今世界无人可比。在工业和贸易方面积极甚至是激进的政策与集体性的对储蓄甚于花费的偏爱，已经让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更把数额巨大的资金交给政府利用。全球经融危机虽然使中国大受打击，但是它清楚的证明世界经济的兴旺现在依赖于北京的决定就像它依赖于欧洲的一样。让中国增加其对全球金融稳定性的贡献，包括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用资金，是一个国际性的优先考量。在最大的全球性问题上，从气候变化到经济规管再到核扩散，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北京都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崛起的新闻没有被消息灵通的欧洲所忽略。尽管有些人对它是如此着迷，但更多人对长远的结果是担心多过于希望。欧盟的领导者也有一些同样的担忧，并密切关注中国发展。每年都有数量庞大的欧洲官方代表团访问中国——2007年就达450个代表团之多——这表现出了对中国的巨大兴趣。然而欧洲的政策方针却对中国的真实现状不以为然：世界第一的货币储备拥有者、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以及巨额军事投入、欧盟第二大的贸易伙伴。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中国维持其货币基本不可自由兑换不无关系，这使中国免受其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许多金融冲击的影响。

　　但是欧盟仍将中国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在1985年做出的协定推断——颇具讽刺性的是，设定的部分初衷是帮助欧洲缓解与中国的贸易盈余——现在仍然是欧中关系的法律依据，它所崇尚的态度仍在决定着欧盟的思维方式。一个欧洲官方主导的对话和协议本应当促使中国遵守规则，作出承诺，以保护欧盟免受中国恶意行为的伤害并且促使中国的政策按照欧洲的路线转变。即使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欧盟与中国交往——根据乐观的推断——也会使中国的国内外行为变得“欧洲化”。但是这态度既高估了欧洲的塑造转变能力也低估了中国利用彼此接触达成其自身目的能力。欧盟官方的对华政策令人遗憾地与欧中关系的现实相脱节。

欧盟：忽视现实

　　欧盟按照自己的想象来塑造中国的例子数不胜数。欧盟对中国伴随其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世贸）组织进一步开放其经济体系的希望已经落空——中国政府视获得世贸组织会员资格为改革的终点而非起点。北京加强了对中国公司的集中控制并强化了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非正式壁垒。政治自由化似乎已经受阻，甚至有所倒退：中国已经收紧了对非政府组织的限制，增大对不同政见者的压力，而地方选举改革已经停止或开始走回头路。北京已经在联合国大会缔造了一个坚固的投票联盟，时常动员用于反对欧盟的价值观比如欧盟对人权的坚持。而且中国已经清楚地表达，尽管它将气候变化当作一个主要问题，但是中国不会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

　　不久之前中国还在对除了台湾之外的一系列国际问题保持低姿态。现在它在所有重大的全球议题上都占据中央舞台，而欧洲的影响力已被削弱到了让中国感觉基本上可以将其忽略的程度。然而欧盟决策者还是抱有幻想：中国的发展会培育出一个热心与欧洲交往，并日益认同欧洲价值观的商人和官员阶层。通过欧盟主导的会议、谈判和对话，他们希望，能够推动中国朝着更好的社会政策、更多的财产权利、改良的环境保护以及政治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欧盟致力于说服中国的领导阶层在是否开放市场，法律原则或气候改变这些方面按照欧盟的要求行事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无论是在开放市场，法治还是气候变化等方面。一个欧洲的官员把这方法描述为“要求中国帮助欧盟来帮助中国”。这一方法的一个后果是欧盟对华政策中具体目标数量上的持续增加；这些目标时常要为更加紧迫的话题让路，而且很少被坚持到底。欧盟也从未对其一些成功的具体政策出台一份适当的评估报告。

成员国：忽视战略

　　欧盟缺乏一个整体的对华策略，而其成员国间日益扩大的分歧更加恶化了这一情况。虽然成员国之间关于如何对待中国崛起的确存在不同观点，但导致这一分歧的更主要原因则是很多成员国之间都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它们采取独立的对华政策比按照欧盟的统一方针能获得更多的利益。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下，中国对各个成员国在主要问题上的让步都是如此的微小，事实上毫无意义。大部分欧盟成员国政府知道，当前的做法——在欧盟层面上无条件地接触中国，在国家层面上追求相互竞争的对华战略——是见不到成效的。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能做得更好，无论整体出击还是独自行事。欧盟对华方针的失败因此源于想象力的缺失。

　　各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是改善欧盟对华政策的巨大障碍；除非欧盟找到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否则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但是开出一个药方首先需要诊断。因此我们对各个成员国对华政策做了一个“评估”，考查每个国家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中的实质性或争议性议题。我们的数据显示成员国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对欧盟经济的冲击，以及中国的政治和人权记录。

　　我们的分析主要有自两个数据来源：广泛地与中国、欧洲的官员和专家访谈，和委托各成员国对其与中国关系进行评估。我们同样调查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看法以及它们如何看待欧盟组织。

　　下图展示了我们的调查结果，其中横轴表示政治态度，纵轴表示经济态度。根据获得的材料，我们可以把27个成员国分为四大类：有主张的工业主义者（“工业派”）、理念上的自由贸易者（“自由派”）、肯通融的重商主义者（“重商派”）、欧盟内的主流追随者（“追随派”）。

　　这些组别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恒久的；个人关联和政治关联都会起作用。在一些国家中，特别是法国、德国，以及不太明显的英国，新任领导人已经或者正在企图调整他们国家的对华政策。有一些国家很少和中国进行官方接触，因为他们缺乏执行任何既定政策的手段（各成员国对华关系中具体议题的详细描述请见附录）。这四个小组既不是完全没有共同点，任一个组里的成员也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了解他们之间区别，有助于了解成员国之间如何相互对抗并且损害到欧盟的利益。

　　有主张的工业主义者（“工业派”）：

　　工业派这一组规模较小——只有德国、捷克和波兰三个成员——这三个国家独特地站在直面中国的位置上，从而能构成一个更加一致也更加现实的欧洲政策的核心。这三国随时准备好批评中国的政策并保护其产业利益与就业市场免受中国竞争的威胁。当它们认为政策向中国方向倾斜时就会毫不犹豫采取行动。它们将只会对中国开放有需求的部分，并且在认为它们有正当理由的时候会支持采取反倾销行动或其他贸易措施。

　　捷克和波兰两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和行业有能力在中国市场中竞争，而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正在急速上升。相比其他国家需要更多地为本国企业争取中国的好感，它们较少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因而也较少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政治方面，捷克和波兰都有共产主义统治的强大历史遗留，社会中普遍存在反共思潮，这也决定了这两国对待中国的态度。捷克时常被中国视为欧盟成员中对其最不友好的一个国家——然而它很少受到中国的“惩罚”。

　　德国是这一个组的最大成员；单是其与中国经贸关系的规模之大这一点，就足以令其作为特别案例。德国国内关于中国的讨论相比其他欧洲国家要更加成熟：政党、基金会和媒体都相当积极，学者也参与其中。2007年德国对中国的出口额——299亿欧元——是法国的3倍多，几乎是意大利的5倍，英国的6倍。中国对德国机床和其他设备的需求使其不可能对德国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批评采取长期报复。政治上，前总理施罗德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和北京的友好关系上相互竞争，而安吉拉·默克尔却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由于默克尔的东德背景，中国对她带有怀疑的目光，而她和德国大企业之间的关系也碰到了困难。而且，现在德国的地位因其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社会民主党成员——瓦尔特·施泰因迈尔，默克尔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也很可能是她2009年选举的竞争者，他所遵循的是更接近于其昔日导师施罗德的路线。

　　理念上的自由贸易者（“自由派”）：

　　自由派——丹麦、荷兰、瑞典和英国——是一贯赞同中国商品自由流入欧盟的成员国。他们通常乐于在政治问题上批评中国，但是它们反感任何形式的贸易限制使得欧盟对华政策的主要筹码受到削弱。它们的出发点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他们的经济和劳力市场以高科技和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为导向——得益于或有望得益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比起其他成员国较少受到廉价中国进口商品的威胁。当它们猛烈批评中国的市场屏障的时候，自由派忠于他们的信念；但是它们时常把最猛烈的怒火留给一些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南欧国家——谁胆敢部署进口配额和反倾销政策，谁胆敢反对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者谁甚至胆敢提到（贸易）保护措施，就会成为怒火攻击的对象。

　　自由派会毫不迟疑地提出人权议题，而且它们大部份乐意与达赖喇嘛会面，虽然是在一个非官方的场合。他们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性问题，比如治理方式、气候变化或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限制性条件。这部分议题主要由国内活跃的人权游说团体驱动。

　　英国在这一个组里面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因为它清楚地把它和中国的双边关系置于欧洲渠道之上。其传统上把人权问题放在焦点的做法，最近已经被商业利益以及气候变化之类的其他议题所压倒。英国在西藏问题上也改变了其长期立场，于2008年最终承认中国对于该地区的完全主权。

　　上述四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与中国有高层次的交往，政府、商界和媒体把对华关系放在优先地位，他们倾向于在北京以及其他大城市如上海、香港和广州维持广大的外交势力。

(责编：R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