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列：俄罗斯：权力中的黑社会第三章

第三章

刑事犯罪大革命

国家与犯罪的融合

著名电影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格瓦鲁欣（Станислав Говорухин）完全准确地判断出，在俄罗斯始自九十年代初的那一过程，是一场“刑事犯罪大革命”。他拍摄了以此命名的三集影片，并出版了同名书籍（1993年），该书提供了影片拍摄期间他所做的札记。等待他的影片的是可悲的命运。整个国家实际上都没看到过这部片子。“民主”政权没能允许它上演。影片的内容反映在他书中的几个章节的名称之中：“批发兼零售俄罗斯”，“乌拉尔黑社会”，“刑事犯罪的黑社会化国家”......

格瓦鲁欣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国家正进行着刑事犯罪的革命。准确地说，这场革命正在收尾。刑事犯罪黑社会化的国家的最终建立标示着这场革命的胜利”。

在这本书中我也恰好确认，刑事犯罪大革命业已完成。刑事犯罪黑社会化的国家已经建成。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认为被法律法规所调整的国家与其公民间关系的秩序意义重大。因此，我认为，在转而直接描写现代俄罗斯黑社会体系之前，必须先说说在俄罗斯对法律制度的破坏。

在我早前提及的《荒谬的权力》（Правоабсурда）一书中，我对刑事犯罪大革命之前发挥作用的，权力来源体系（官位等级）提出过批评。我在那里写道，苏联法学科学，如果总的来说，还能称其为科学的话，它与实践是极为割裂的。它预先让法学大学生习惯于谎言和虚假，习惯于双重思维，习惯于认为所学的所有学科，都不过是“理论”，而在实践中却一切相反，而且本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通常想的是一样儿，说的是另一样儿，而做的又是一样儿。

但在这个关系中，“民主”的现代时期与前时期没有一点差别。我不打算就此详述，因为本书的题目与法学只有间接的关联。事情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是法律上平等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在存在着对法律最基本尊重的社会，黑社会结构是不可思议的且恰恰相反。当然，在任何一个社会，总是存在着应该与现存之间在某种程度上的矛盾。但公开所宣称的与在实践中实际存在的（主旨）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对立。在此关系当中，现如今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现实，原则上与斯大林暴政时期没有任何区别。民法学教授M.M.阿尕尔科夫(М.М.Агарков)当时非常机智地说道：“西方法学家绞尽脑汁几百年也没解决的问题：习惯（习俗）与法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国家很简单地就解决了：我们有不遵守法律的习惯”。

依照鲍里斯·叶利钦专权的标准搞出来的宪法，是个公开宣告的谎言。在1990年6月12日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主权宣言中，曾表达了作为复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成员，建立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的决心，在1992年4月21日的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中又重申了这一决心。可仅仅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即在新宪法中确认，俄罗斯即是一个法制国家！这可是个应该进入吉尼斯大全的建立法制国家的记录！

当时，所写的一切都令人信服地显示，在被称为“民主”时代的那个时期，发生着迅速远离法制国家的进程。但C.C.阿列克谢耶夫（С.С.Алексеев）之流的走狗学者却欣喜若狂地匆忙写道：“接过苏共中央的方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 ---- 迎来了法制的辉煌时刻（C.C.阿列克谢耶夫《法制国家 – 社会主义的命运》АлексеевС.С. Правов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судьба социализма。莫斯科，第七十二页）。

在我们国家，列宁说的“违法之海”，已经变成了法制上的无法无天的大洋。“上层”的电话铃声，早就成了主要的法律来源。“电话法制”早就在我们权力来源的官位等级中，占据着高于宪法的地位。它曾存在于苏联时期，但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被提及过。现在我就能用高级别的证据来引证这一点。在国家杜马，有人企图将司法部部长B.高瓦列夫（В.Ковалев）塞进人权委员会主席当中，该部长在黑社会的洗浴场所被当场捉到接受了轻浮女郎服务的，当提出他被解职的原因这个问题时，他宣称，这是“电话法制”的结果。

前俄罗斯总检察长卡扎尼克（Казанник）在一次访谈当中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以最为丑陋的形式出现的电话法制。甚至于总统班底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干预检察院办案是必需的。有一次有过一个电话：请放了某某人......我解释了一下，这个人组织了抢劫集团，抢了银行，杀了人。可我听到对方的回答很平淡：‘那又怎么样？’。让我最惊愕的，正是这个很平淡问题”（《真理报》Правда，1997.2.11）

需要就权力机构对法律的特殊关系说几句。从一方面讲，对这些机构来说，存在着固有的不可解的信仰，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颁布法律来解决，或者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应当绝对遵守。国家生活中任何的不足都可以解释成是立法（法律）的问题。硬生生地出现这么一句话：“我们的法律还不完善”，这句话必然出现在每一篇毕业论文中，每一篇答辩中，和许多的文章以及谈话中，就好像，在哪里有那么一个法律完善的国家似的。

别看有法律的禁止和刑事处罚的威慑，如果不说上千，至少也有成百的妓院顺风顺水地发挥着职能。单在莫斯科，在“休闲娱乐”、“桑拿”、“按摩室”等等招牌之下，活动着几百家妓院，它们使黑社会组织富裕起来。在低俗小报上，有上千条的广告“招女孩”，有时是招“少年”，对此不仅没有法律的调控，甚至与法律相违背。在《莫斯科共青团员》（Московский комсомолец）报上，我统计有近三百条这样的广告。严厉的法律禁令没妨碍任何人。

依照法律，拉皮条属刑事犯罪。但每天所有的频道都从事着掮客的活动......是电视（！！！），向公民们提供找寻“亲人般的爱人”的帮助，对男人，这类电话每分钟值15卢布（目前约合约50美分---译注），对女士，不知道为什么，是免费的。

政权机构热情高涨地从事这制定法律规范的活动，尤其是总统，给自己狂揽颁布法规法令的权力，另外还有对法律的极端蔑视，这些活动与现象之间存在着虚幻的矛盾。

他们认为，颁布的政令（命令，决议，决定，法律）针对所有人都是严格而必须的，但这不适用于自己！他们尤其认为，给予需要的申请者（当然，不是免费给予），“依例外程序”免除遵行法律（的权利）是可行的。众所周知，这个现象已经在各个层面普及，并且早已成了规矩。由此催生出绝不是毫无根据的看法：官员可以办任何事，就像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中那样，“不是依法律，而是按良心”。因此，在社会上形成了认为法律并非必要的看法。

司法及仲裁系统的瓦解也助长了目无法纪的违法行为。法院能拿到手的法定财政预算不超过三分之二，法院缺少装备、纸张、信封、邮票。他们无力支付证人的传唤和保护的费用。法庭无法组织起陪审团，因为没人为陪审团的工作支付薪酬。本应由这些陪审团成员的企业和机关来支付薪酬，可这些单位不愿意为他们缺席工作的这段时间支付薪金。黑社会案件的证人，因被劫匪们恐吓而拒绝出证。法庭判决的执行实际上在过程之中就被搁置一边。

通过合法途径讨得欠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助于那些盗匪，他们为此要拿走支付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作为“服务费”。金额很大，但与缴纳国税、行贿、用在办理各种文件、证明等等，既没有任何保障能拿回欠债，又要支付的花费相比，又显得不多。这些匪徒是要把欠债人“放到计时器上”的，就是说，一边讲着法律语言，一边报出为每超出约定一天而收取的大额违约金（罚金，罚款）。因此债务人只关心怎么在最快的时间内偿还债务。如果他拒绝偿债或者过分拖延支付，那么他将面临用刑和死亡的威胁。

没有一个党派，没有一个运动，不把同犯罪与贪腐做“毫不留情”（正是这样！）的斗争写入自己的纲领的。政府也没有落在他们后面。于是在1995年8月，考虑到犯罪局势，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给强力机构下令......在两周的期限内提交采取措施的报告。当然，报告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但总的来说，这个题目的报告、计划、命令和法律颁布了多了去了。但自然是，毫无结果。

我不会引用数量众多的法令决议，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意义。作为例子，我只引用1994年5月24日的总统令《关于实施1994-1995年度联邦计划加强同犯罪做斗争的紧急措施》（到底是实施还是加强呢？---作者）。这个冗长的命令，还有更加冗长的计划，夹杂着诸如“加强”、“赋予”、“巩固”、“保障”以及诸如此类的花哨词汇，一整套的官僚八股用语。需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此类文件当中，都有一些措施，指向的不是与犯罪斗争，而是怎么镇压对执政者政策不满的民众。正是如此，比方说，在上面命令之中，就预先规定扩大内务部的兵力部署，数量是5万2千人。

内务部领导A.古里科夫宣称：“据俄罗斯科学院分析中心计算，在国企私有化进程中，有55%的资本和80%的有投票权的股份被转移到了国内和国外的刑事犯罪资本当中”。报告和外汇向国外的流出提到了这一点，估算其金额达到3000亿美元，虽然该数额远多于这些（达到一万亿美元）。这如何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10-20亿美金相比呢？

对待法律的态度，对待法制的态度，无意尊重法制是犯罪与贪腐发展的背景。

在所有官方文件中都强调，我们的法律一视同仁，法律的适用是不讲情面的。但法律不但对克里姆林宫的黑社会不起作用，而且经常是完全不起作用。在强力机构中，对那些不起作用的法律甚至有专门的术语“行不通的法律”（"непроходные законы"）。在我们的刑法以及其他法典当中有许多法律，已经有意设定为永远都不会适用它们，也就是说，它们是用来装饰我们的法典的法律，换句话说，是用来宣传的。

比方说，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36条：侵犯公民平等权利罪。这条法律从来没被适用过，也不会被适用。您有权问我，那为什么要通过它？那是为了证明，法律在我们这里是一视同仁的。一个工人从工厂里带出某个价值500卢布的零件，或者“公民”黎索夫斯基（Лисовский）从政府大楼里带出50万美金，会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被一视同仁地审判吗？工人会从民主法庭那里得到几年的劳改营，而黎索夫斯基完全不会被审判，因为“不清楚，这钱是谁的”。亦或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39条：违反住所不受侵犯罪。如果您的住宅被特警队员破门而入，没有（搜查）令，但手持冲锋枪（这情形，不光在车臣是家常便饭），如果您引用宪法的规定要求其出示（搜查）令，那您可着实逗得他们开怀大笑了。我警告过我的孙子，如果他偶然出现在警察局，无论如何也不要指出自己有何权利，尤其是千万别引述宪法，在警察局非常不喜欢有人开始“搬弄法律”。有一次，他们甚至把一名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打死了，尸体扔到远离警察分局的地方。这起事件甚至成了一部故事片中的情节。

在新刑法典中加入了第210条组织犯罪集团（犯罪组织）罪。喏，您会想，现在可就不是那个曲儿了，黑社会吓哆嗦了。没这回事！刑法的这一条原来也是“行不通的”。黑社会的数量疯狂增长，就像发酵了一样。似乎，用需要遵守很多条件，可以来解释这条法律的“行不通”。不能殴打强盗，黑社会成员，这为的是，让他出于对刑侦人员的感激之情而给出“感恩的（用俄语讲，是感激的）口供”（这是警方的行话，现在甚至连广播电视都使用起来）。不然，因为这个，可能会受到报复。要知道这可不是个普通的苏维埃人！不过，“小厮们”有时是可以殴打的，但不能是小头目中的某一个。

合法性遭到破坏，法制上无法无天。遭到破坏的不只是国家的合法性，遭到破坏的甚至还有臭名昭著的“盗贼的规矩”。那么，盗贼的规矩禁止“合法盗贼”(вор в законе)[1]拥有家庭、财产，以及与政权机关的合作，有义务将抢劫来的“收入”的一部分充公，划归入“大锅”(общак)，即盗贼们总的“互助金”。现在“合法盗贼”已经不再对此予以遵守了。

要说到国家机构与犯罪组织的融合，A.康斯坦丁诺夫（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在侦探小说中非常清晰而规范地表述了这一状况。他写道：“......通过国家职业官员和专业的刑事犯的联络，正是这样产生真正的黑社会家族......在这种家族中，最可怕的是，它游离于国家法律和盗贼规矩之外，依照盗贼规矩б禁止在份额的水平上与政权的代表接触......家族制定了自己的规则，自己的狗杂种（盗贼的黑话“母狗”、“狗杂种”是指同权力机关合作的贼。---作者）的概念，同时运用了国家的法律和盗贼的规矩......以巴隆（小说中的人物，是名“合法盗贼”。---作者）的观点，这很恐怖，因为这导致无法无天：以狗杂种，不讲道义和为权力与金钱的背叛为思想基础的组织无法摆脱它......“。

国家的犯罪率和贪腐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在2002年2月，普京总统自己在总检察院列举了这样的数字：去年，有三百万起犯罪（我要提醒，很大的一部分犯罪，警方并未予以登记）。重大犯罪和特别重大犯罪的份额升高，但其破案率在下降。7000其命案（仅仅在去年）随意遍布全国。检察院终止了40000起未侦破案件。有超过30000名失踪者未能找到。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数字，是由俄罗斯总统说出来的。

普京的故乡 ---- 彼得堡，被认为是俄罗斯刑事犯罪的首都，但按照犯罪率来算，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未必能让出头把交椅。以下是莫斯科2002年上半年与2001年同期相比的犯罪率的数字：

半年之内登记的犯罪总数是89040起，比去年高出72%

	2001年	2002年
杀人	576	940
抢劫	2357	6267
强抢	1031	1730

2002年7月，内务部的特委会调查了彼得堡警察部门的工作，并在200页的报告中，得出工作不合要求的结论。特委会尤其关注到，在登记案件上的令人无法容忍的态度。当公民来到警察分局报案时，工作人员会对其施加各种压力，以使案件不被登记。

最近这一年半到三年间，征兆性的现象初具轮廓：雇凶杀害国家官员及议员，包括相当高级别（的官员）。曾有彼得堡副州长马涅维奇（Маневич），议员斯塔洛沃伊托夫（Старовойтов）被害，而国家杜马一共有8人被害，针对莫斯科副市长奥尔荣尼基泽（Орджоникидзе）有过两次蓄谋谋杀。在黑社会持续的交战中，杀人，在早些时候，只在罪犯人群中间发生。依照国家与犯罪的融合程度，在这种争斗中开始有官员死亡了，这与犯罪环境密切相关。如果知道了，莫斯科的赌博生意在奥尔荣尼基泽的管辖范围内的话，针对他的谋害就变得明了了。

2002年10月18日，在新阿尔巴特，也就是说，在莫斯科最中心地带，距离克里姆林宫500米，上午九点，外号“推土机“的杀手开枪射杀了马加丹州州长B.茨维特阔夫（В.Цветков）。在该州，开采黄金的数量占俄罗斯黄金的四分之三，还有银及有色金属，鱼、虾类的捕捞。需要向外国读者补充说明，这是政府路线，普京及其他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正是在此时沿着这条路线上班。所以这里警察和便衣密集。这就好比是在华盛顿的白宫前，杀手射杀了阿拉斯加的州长一样。黑社会的肆无忌惮已经没了界限！另一天，在莫斯科一名从事非法黄金交易的“合法盗贼”被杀。也是在这一天“麦当劳”餐厅旁，一辆机械部件当中塞入了炸弹的汽车爆炸。一个少年被炸死，还有几名顾客被炸伤。莫斯科警察宣称，这并非恐怖行动，而是黑社会之间的清理门户。这时很明显的（对事态的）不了解。警方认为，当恐怖活动的原因是政治性的时候，它是针对具体位置的。而如果行动目的是惊吓顾客，且其中大部分是孩子，那么，这不过是起刑事案件。

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还发生过一起有意思的事件：一名教授、教研室主任，白天在医学院自己的办公室里，遭三次射击被射杀。很快就找到杀人凶犯并通告，称其为一名停尸间的雇工，该人因醉酒而被教授清退。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杀人被称作日常凶杀，一般实施是用铁管子打击或用刀。在这起事件中，教授是被用加装了消音器的手枪射杀的，且在隔壁房间没有听到射击声。这不合看停尸间的酒鬼的特点。当宣布说，教授从事着盈利水平不比石油生意低的礼仪服务时，案件就变得明朗起来。所以说，不仅国家机构，而且科学也与犯罪同流了。

这便是“民主”与“毫不留情地同犯罪做斗争”十年的第一个总结。在俄罗斯完成的刑事犯罪大革命的如此总结。

[1] 合法盗贼（Воры в законе），是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特有的一种犯罪联合组织形式，在世界刑事犯罪实践中没有类似的组织。该联合源于当时对犯罪的严厉打击及社会上的饥馑，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种犯罪组织形式具备极端的封闭性和隐蔽性。这种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矩，比如，其成员不能与固定的女人稳定地交往，即不能有家庭；不能与任何政府权力机关合作或者配合；不能参与任何社会活动；不能介入任何形式的司法程序等等。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种犯罪组织形式的成员几乎被消灭殆尽：在伟大的为国战争期间，“合法盗贼”中有许多人同意被编入红军，参加反对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战争。战胜了法西斯德国后，这部分人又回到劳改营，并在那里同没有向传统犯罪环境退让的罪犯们发生激烈冲突，导致双方损失惨重。据统计，截至2010年，“合法盗贼”的数量仍有149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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