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洛夫还谈到联合起来的犯罪组织的新形式，叫做辛迪加。在自己的预测中，他预言其未来，在犯罪系统中的优势，有组织犯罪的一体化。（可以把此视点称作乐观的吗？）。我无法与此苟同。在这里有个很大的障碍：头目个人的狂妄自大。个人财富的（积累）、个人的利益，是黑社会自我存在的根基。我举个其他领域的例子。阿拉伯人，人口众多的民族且如果他们能联合起来，他们就会消灭小小的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止一次抛出口号：“同族，同语，同教”，不止一次声明要联合，但每一次都是在提出领袖的问题上，谁都不肯退让。所以结果是阿拉伯国家间自己内部争斗的时间，比联合的时候更多。
别列佐夫斯基（Березовский）不久前在同右翼报纸《明天》报（Завтра）编辑的座谈中回忆起，是怎么把他的车炸毁的，并同时炸掉了他司机的脑袋。众所周知，是谁下了别列佐夫斯基这个“订单”的，但甚至他自己都没敢于说出那另外一个强力派首脑（的名字）。在俄罗斯各地，其中也包括莫斯科，进行着黑社会的血战，这让人想起“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但就有关辛迪加的出现，什么都没说。
应该说，在内务部将军古洛夫的书中，没谈到国家机构与犯罪的沆瀣一气。在书的最后他写道，国家应该镇压黑社会。“反之，国家就会黑社会化”。事实正是这样。在俄国，政府已然黑社会化。就此，算谈到了我这本书的话题。
还有这样的犯罪组织，他们完全与刑事犯罪世界没有一点瓜葛。在国立大学和科学院组织内也有黑社会。相对于西方各国以及革命前的俄国，在当代俄国因受贿以及其他犯罪而被判刑的，高等院校校长、系主任、教授和副教授的数量是难以置信的。莫斯科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古（Лунгу）教授，曾被列入联邦通缉令。卷走三百万美金，这位法律工作者的教育家悄然消失。在这个体面而威严的教育机构（在莫大的品牌之下）中接受培训，每年需要6千美元。曾任总会计师的，是龙古的妻子，龙古的兄弟，其妻弟在那里大显身手，一句话，简直是一个家族。莫大晚些时候曾被迫放弃这些自己苦心经营的产物。
赫尔岑（Герцен）在他那个时代定义俄国的国家关系是，认为它是被贿赂所桎梏的专制，但那时的俄罗斯的教授们没有收取贿赂。这曾经完全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可收了。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Садовничий）不只一次公开以教授们的低工资作为辩解。
校长的收入，不仅来自因办入学、答辩等而收取的直接的贿赂。“关系”在这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校长因安排有影响的人物的女儿入学是不收钱的，但依据雷打不动的“你给我，我给你”的原则，他会得到这位有影响的人物相应的帮助。比如，为儿子安排住房，把自己包括进出国团组，授予荣誉称号等等，最终得到的也完全是物质利益。
在哈斯布拉托夫时代，媒体上曾有传闻，说当时授予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哈斯布拉托夫的院士称号，是因为他给科学院院长安排了公家的别墅。不见得有谁知道哈斯布拉托夫对经济学的贡献。
但校长并不直接参与高考入学考试，他不可能触犯其他的理应受到刑事处罚的事，他应该用一帮他信任的，对他忠诚的人，由这些人来做这些事。照样地，这伙人（一般在这样的高等院校或者科研机构不把这帮人叫“黑社会”）也有来自校长的一系列的特权。比如，硬塞给科研职称或学位，奖金，国家奖励和其他个人的利益。
“油滑的上级会将其周围的工作人员拉拢成一个行为不端的圈子。在大家的记忆中，还有过这么一个时期，选择高职位的官员，以个人忠诚度为原则，要会迎合上级领导的口味，有的时候还为了索取报酬”----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真理报》（Правда）这么写道(1987.1.21)。正像您看到的，文中用的是过去时，这样是为了让读者认为，现在可完全不那样了。“另一些科研机构让人想起强盗拦在十字路口----打劫完后，平静地放人”。（《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1990.3.24）。
这种性质的黑社会如今还存在于高至部级，包括州政府这一级别之中。这里我提一下以国统委主任为首的国家统计委员会受贿群体案，最终是以虎头蛇尾了结。还要提到被捉了现行的，议会外交委员会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这个委员会的主席B.卢金（В.Лукин）惊讶得像个无辜的小姑娘：“啊？那里能有什么可受贿的？不就一堆图钉还有别针嘛”。以我的观点，这类群体完全准确地符合科学含义上对黑社会的定义，或者代表了以个人敛财为目的，同作为国家一部分的政权机构相勾结，以犯罪的手段活动的有组织群体。
俄罗斯黑社会与警察、立法及执法机构、各城市市长、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直到最高层的官员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到了直接合作的地步。事情不仅局限于收买。黑社会帮助消灭政敌或者使他们陷于瘫痪的境地，帮助组织选举，收集选举中的选票，帮助组织竞争对手企业的工人罢工，破坏罢工以及干其他许多事。黑社会们积极地参与工人运动，组织工会或者打入现存的工会组织，自然不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是以贪图自己的私利为目的或者为了支持权力机构，为了和革命运动对抗。美国曾是这样。现在这种情况正在俄罗斯发生着。
在美国，黑手党的繁盛衰落于“禁酒法令”（1920—1933年）及“大萧条”那些年代。黑手党鲸吞了巨大的财富，把它们从国家那里掠走，并将其转移到影子经济之中。所以强国与黑社会是不相容的，故而他们不可能存在于不论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甚至在传统黑手党的老家意大利，墨索里尼下了大力气来消灭黑手党，确实，没任何成效。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组织的重要性，他（下令）缉捕了那些最没有伤害性的组织，如果他们不是按照国家的命令建立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最终解散了世界语组织，并逮捕、处决了其成员）。对待犯罪组织他也丝毫没有手下留情。与古老的罗马规则：tres faciunt collegium (三人成帮)相左，按照那个时期的刑法典，二个人就被认定为抢劫团伙。虽然法律（刑法典第59条）要求的要件是，至少其中一人要持有武器，以至于多人强奸团伙也职业化得如同抢劫活动。
总之，在斯大林时期也存在过有组织犯罪。我可以把C.格瓦鲁欣（С.Говорухин）的著名影片《不能改变约会地点》（Местовстречи изменить нельзя）作为引证。当然了，这不是部纪录片，但影片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是以真实素材为基础（拍摄的）。曾有过个别被犯罪集团收买的警察、官员，但这只是特例。黑社会如同犯罪组织，与国家机关完全相容是不可能的。
我不认为此前的俄罗斯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的。依照其所有的基本特征，它都曾是封建主义的。自己的这些观点我在《荒谬的权力。社会主义的封建权力》（МП"Конт"出版社，莫斯科，1992年）一书中都有阐述。该书印数极少，所以从出版之刻起就成了稀有版本。实际上，算是“非法出版物”。所以，不站在保护“红色体制”的立场上，我想强调的是。执政的黑社会或黑社会作风取决于国家实力的衰弱，而不是取决于国家的经济或政治体制，以及国家的实质。俄罗斯国家的解体开始于赫鲁晓夫时期，所以，很自然，正是在那时开始产生俄罗斯黑社会的。
有组织犯罪这个课题在A.古洛夫的书中阐述得十分详细而专业。然而，如果可以这样表述，那是“自下”，自“刑事罪犯“的立场来阐释的。况且，他的内务部将军的身份，也妨碍他批判性地看待国家在同犯罪与贪赃枉法做斗争中的作为。而对于他来说，揭露国家同犯罪沆瀣一气更是不可能的。我打算研究这个问题正是想“自上”，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及国家政治的课题，将其看作是被称为“市场”变革以及国家衰弱的产物。
需要指出，自古洛夫的书出版后，在俄罗斯（国家）生活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遗憾的是，是向坏的方向，因此也对犯罪状况产生了影响，（此时的）犯罪状况已经达到了绝对是无前列的规模，犯罪状态达到与国家体系完全同流合污的程度。顺便提及，古洛夫自己倾向于留在内务部与犯罪做斗争，以成为政治家。
最为本章的总结，我引述俄罗斯前执政者Б.叶利钦的话：“有组织犯罪已经被局限在普通刑事犯罪领域。它顽固地努力挤进更高的政治层面，以期操纵国家及其地区”（《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1994.5.28）。说这些话已经是在几年以前了。现在可以信心十足地说，用了这几年的光景，有组织犯罪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有组织犯罪已经进入更高的政治层面。俄罗斯黑社会进入了政权，进入了合法生意，越出了国家边界，已经需要以全球性的规模来研究它了。
[1]大锅饭（"общака"）该词是由“общий котёл”两个词合成的，直译为“共同的锅”；又称“小偷款台”或“伙食”、“锅”（котёл），这是刑事罪犯的黑话，是犯罪集团内部的互助基金。有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在剥夺自由的地方，一种在此地方之外，依照盗贼们的“法律”，这种费用的交付应该是自愿的，但也有不履行“义务”的现象。这些“会费”一般由团伙内部头目保管，由团伙内有威信的成员使用，任何缴费、保管、使用等方面违反了盗贼的规则，都将受到严惩。这种形式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期。---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