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

大同观念的逻辑，无论是在联系论的叙事中，还是在限制论的叙事中，都是超验的；它所指向的乃是外在于乌托邦理想或者科学理性主义的那一大片领域，它就是在这片领域中寻求对其构想的支持。HARDT AND NEGRI的《帝国》暗示了一条道路，借此可以摆脱人们对于超验帝国秩序的那种循环式欲望，《帝国》的作者们将超验帝国理解为压迫性的。这部超大的作品充满了各种概念和争论，它们来自各种各样的领域，比如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学、美国历史以及法律等等。《纽约时报》的书评认为“帝国”是世界历史中的下一个大观念（EAKIN, 2001）。可以肯定，《帝国》所遭遇的批评也是五花八门的。BARKAWI和LAFFEY（2002：127）总结说，“尽管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意大利方面的思想都对此有所涉及，不过《帝国》是一本深深根植于美国的作品”，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本思想汇编之类的东西。有人以更为严肃的态度对待HARDT AND NEGRI就去领土化的全球政治所作出的呼吁，不过他们也担心两位作者是否公正对待了斯宾诺莎，因为《帝国》对其关键概念的理解，比如主权和大众，实际上都取材于这位17世纪的哲学家（BULL, 2001:6; WALKER, 2002:339）。KAM SHAPIRO则给出了可能是最有趣的批评，他指出，即使两位作者尝试超越就内生权力观念所作的内\外的两元划分，他们最终也仍然要依靠笛卡尔的两元论来刻画英雄和敌人，这也就是所谓的大众对抗主权（SHAPIRO, 2000）。

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不过我认为《帝国》对于乌托邦政治的讨论仍然有助于人们理解有关未来世界秩序的欧美梦想和中国梦想。和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一样，HARDT AND NEGRI并不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主导性的叙事；相反，他们以批评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同后结构主义联系在一起。在这一部分中，我将推进他们就帝国主义/帝国、超验权力/内生权力所作的区分。这样做可以为下一部分奠定基础，以便考察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场类似的争论，其中的一方支持大同观念的超验主权，另一方则支持和而不同式的内生秩序。我将通过这种方式来考察一下，《帝国》和中国思想是如何为某种内生性质的乌托邦提供批评性的空间的。这一讨论本身也将就一些大同观念所激发起来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申述，这些问题在上一节都已经提到了，但我决不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来质疑乌托邦社会主义，相反，我想追问的是，无论是在乌托邦社会主义当中，还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当中，乌托邦本身是超验的，还是内生的。

帝国主义/帝国

哈特和内格里在《帝国》的开篇就提出辩驳，反对就全球化问题所作的那些左翼理解，他们希望借此重新廓清帝国主义问题。旧式的帝国主义，比如大英帝国，乃是借助一种主权逻辑而运行起来的，正是主权逻辑产生出领土边界问题以及文明。这实际上是一种“全球分层”体制，阻碍了某些人员和资本的流动，为另外一些人员和资本的流动提供便利（HARDT AND NEGRI，2000：332）。帝国主义的主权所依托的逻辑造就了内与外之间的超验划分（见WALKER, 1993, 2002:344）。两位作者论证说，从帝国主义中获得解放，不应当复活民族国家的观念，以便将其作为针对全球化的防护盾，因为国家主权同样也会支持一些排外性的逻辑，比如民族统治、殖民统治以及帝国统治等等（HARDT AND NEGRI，2003：43）。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反帝国主义都可以在某个时间点上获得具体的定位；他们所应对的问题都产生自过去的世界秩序。

相反，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之意并不在于描述某个具体的地方，它不具备领土性的权力中心，也没有固定的边界，它是去中央化的和非领土化的统治工具（HARDT AND NEGRI，2000：XII）。旧式的思路倾向于在衰落的美帝国和崛起中的华夏帝国之间进行比照，HARDT AND NEGRI则不同，他们看待世界秩序的方式乃是某种“特定的全球关系体制”（HARDT AND NEGRI，2000：46；也可见CALLAHAN, 2003A）。这一变迁并不指向某种新的领土性主权体制，以之作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不管它是不是中国的（SHAMBAUGH, 1995），而是指向某种非领土性的全球市场体制，它借助产业以及金融的双重力量以及文化统治模式来建立秩序，“产业和金融的巨大力量所产生的不仅仅是商品，也造就主体性”（HARDT AND NEGRI，2000：32）。与帝国主义领土主权的沉重秩序相比，世界市场“要求为开放的和去领土化流动开辟平滑空间”，这样的流动将产生需求、社会关系、各种组织及其精神，也就是说，他们将生产生产者（HARDT AND NEGRI，2000：333）。正如他们总结的那样，“帝国将通过塑造支配网络，来掌控多重的身份、灵活的等级以及多元的交换”（HARDT AND NEGRI，2000：XII）。对HARDT AND NEGRI来说，乌托邦将从某个“好地方”脱身而出，从而也消解其任何的地域形态。它的目标并不是一片自由领土，而是某种灵活的解放逻辑。

哈特和内格里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论证道，从帝国获得解放并不一定要求摧毁帝国本身。正如资本主义将社会从封建形态中解放出来一样，帝国则将我们从帝国主义统治和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因此，目标就在于穿越帝国的矛盾逻辑，借此而在另外一个方面获得解放，也正是在这个逻辑发挥作用的地方，大众召唤着帝国形成（HARDT AND NEGRI, 2000:43、218）。大众经由这样的方式得以重新运动知识和权力，在另外的主体性中生产自我。

超验/内生

为了将道路引向解放一途，哈特和内格里回顾了欧洲政治思想中的主权历史。福柯（1986：4）曾提出论证，反驳乌托邦政治，将其视为对不真实空间的虚幻关怀，哈特和内格里则改换了主题，尝试询问乌托邦是超验的还是内生的。他们并不持反乌托邦的态度，相反，他们将超验主权视为问题之所在，而将内生乌托邦视为解决办法之所在。哈特和内格里为了阐明这一点而论证了批评家们一直误解了欧洲启蒙运动。在他们看来，启蒙运动并不是就理性的超验权力所进行的总体化的元叙事，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讲述了两种总是处于紧张状态的启蒙运动的历史。他们并不将自己的论述局限于笛卡尔的心灵和肉体两元区分，也不局限于霍布斯式的权力与大众的分离以服务秩序，相反，他们取法斯宾诺莎，讲述了“内生性的革命轨迹”的历史。

内生性在现代早期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否定神圣和超验权威的世俗化进程”。哈特和内格里指出，这种对权力的负面表达“只是现代性进程中的首要事件的标志，也就是确认此世的权力……在欧洲现代性诞生之时，人性发现了它在世界中的权力并将自身的这种尊严融入对理性和潜在能力的新的意识当中。”（2000：71）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在文艺复兴的激进人文主义和共和主义时期，“将权威重置于普遍人性的基础之上”（HARDT AND NEGRI，2000：73）。内生性是富有革命意义的，因为它质疑了曾经支撑起超验权威的内/外区分。权力、知识和真理因此便不再与历史和人类的创造性发生分离，“内在性意味着在大众行动的轨道上不再存在任何外在的限制，内生性，无论就其确证而言，还是就其毁灭而言，都仅仅与可能性的体制联结在一起，正是这种可能性塑造了它的形成和发展”（HARDT AND NEGRI,2000:373）。内生性带我们脱离外来的等级式纪律，转向由内部生成的自我纪律、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

我们通常错误地称之为元叙事的启蒙运动，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实际上是对文艺复兴共和主义所发起的内生革命的反应。为了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重新抓住权力，“超验工具”利用了现代主权。政治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得权力能够再次集中在精英手中。霍布斯借助内战所造成的威胁，“将存在于大众当中的所有权力都转让给主权权力，而主权权力则矗立在大众之上并统治大众。”现代主权就如同理性一样，由此便经由超验的方式得到定义，而这样的超验方式则“将大众与权力剥离开来”（HARDT AND NEGRI，2000：84）。因此，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宏大的元叙事；在面对内生和超验、大众与主权之间的紧张时，它实际上一直就处在持续的危机当中。

不妨在此作个总结。无论是启蒙运动，还是现代性，都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同质的。它们实际上都诞生在两种不同的、相互抵触的传统之间的紧张当中。一方面，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在发掘内生性方面表现出革命性的态势，而这种内生性本身则是对独特性和差异的祝福。另一方面，“文艺复兴革命的THERMIDOR则竭力通过某种二元论的建构和调和来控制人文主义的乌托邦力量，并最终成就了现代主权的概念作为暂时性的解决办法。” 哈特和内格里解释说，那些声称是在批评启蒙运动的人，实际上只是在攻击现代主权。这种策略的问题在于，它压制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启蒙运动所表现出的正面的、生产性的和希望的方面（HARDT AND NEGRI，2000：140；也可见WALKER，2002）。这一论证也有助于今天的我们认识到权力的复杂性。一方面，帝国主义统治和主权是超验的，另一方面，哈特和内格里则指出，帝国以及资本主义网络乃是对内生力量的表达。

宪政秩序

哈特和内格里在美国发现了帝国和内生权力，这对许多人来说是太过激进了。确实，一直有人把这本书批评为“令人窒息地消散在美国例外论的雾霭之中”（BARKAWI 和LAFFEY，2002：126）。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样一种地缘政治的理解方式错失了事情的关键。哈特和内格里在承认非裔美国人的奴隶制以及美国的种族屠杀，不过他们也在美国发现了帝国的逻辑，这一逻辑呈现在美国的宪政框架当中。只不过内生权力并不表现在人们称之为美国的这块领土性实体当中，而是表现在宪政的审美秩序当中：“美帝国这一观念作为对乌托邦的救赎是完全虚幻的。首先，“即将到来的帝国并不是美国的，美国也不是帝国的中心。帝国的根本原则……在于它的权力并不存在实际和具体的领土或者中心。帝国权力散布在网络当中，并呈现出某种流动的和清晰的控制机制。”（HARDT AND NEGRI，2000：384）

因此，宪政并不是如同“第十九部泰国宪法”那样是一个名词，相反，宪政乃是一个动词，是权力和身份的生产。美国宪政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因为它所指引的模式乃是“重新廓清开放的空间，并不间断地重新发明出多样的和独特的联系网络，这些网络跨越了一整片没有边际的领域”（HARDT AND NEGRI，2000：182）。和宪政一样，帝国也同样不进行划分和征服，而是致力于融合、分化和管理，“偶然性、流动性和灵活性就是帝国的真实力量所在。”（HARDT AND NEGRI，2000：200）

在这样的宪政秩序中，解放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国家，而是转而去描绘一种新的双重政治模式（见福柯，1991）。这一模式将“引导生产过程走向有效的社会和政治上的替代性选择，以达成一种新的宪政权力”，这一权力也将是“建设性的和伦理政治性的”（HARDT AND NEGRI，2000：395）。哈特和内格里不再是寻求平等，相反，他们寻求的是差异、流浪和混合。

这种观念与大同有何关系呢？哈特和内格里对美国作为一种乌托邦所进行的分析并不新奇。康有为也将美国视为他心目中大同世界的乌托邦范例。确实，康有为主要是在流亡期间写作了他的《大同书》；他对美国宪政及其平等目标的印象尤其深刻。不过哈特和内格里有关帝国乌托邦的指导性论题却与此种标准的乌托邦视野相反，大同观念也不例外。他们并不诉求大同主义，相反，他们诉求他者性，尤其是诉求移民和散居。他们并不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寻求算数平等和同质的幸福，相反，他们视自由为种种独特性的表达，这些独特性共同参与了一个分散化的网络。不幸的是，哈特和内格里的论证所倚重的是大众解放的创造性力量，这种论证缺乏普遍的适用性，“呼吁一场全球性的、直接的奋起反抗，实际上只是在呼唤某种注定要遭受失败的欲望”（SHAPIRO，2000）。实践上的乌托邦需要更有效用的内生逻辑和更为灵活的方法论，在这个问题上，回归中国的一些文本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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