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罗姆是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印第安纳州（IN）的布卢明顿（Bloomington）]政治学的阿瑟·F·本特利讲座教授（Arthur F. Bentley Professor），也是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讨会的创始人（cofounder）和管理者(codirector)之一。她研究的问题是，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和地方层面的组织如何实现共同资源[无论是自然资源（例如森林）还是人造资源（例如警力）]的可持续管理。从传统的调查技巧到现代高科技的卫星云图，结合这些多种途径所得到的数据，奥斯特罗姆已经发现许多成功实现可持续治理并与传统理念相对抗的原则。

2001年，奥斯特罗姆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简称PNAS）编委会成员。在这期院刊上的“就职演说文”（Inaugural Article）[1]中，奥斯特罗姆论述了她对有效森林管理（forest management）的见解。从亚马逊流域（Amazon basin）到北极圈（Arctic Circle），森林提供着大量丰富的资源（木材、燃料、食物和旅游业），然而却面临着资源迅速耗竭的危险。通过使用社会学和生态学的测量方法，连同运用计算机对人类决策的预测，奥斯特罗姆强调了实现最有效的所有权安排（tenure arrangements）的条件，但她也强调，单一的治理政策不能控制所有背景下的过度砍伐。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谚语是“见木不见林”（not see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强调的正是这句谚语的反面，即“见林也见木”（see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的重要性。

大辩论（The Great Debate）

当大多数人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来找到人生道路的时候，奥斯特罗姆的人生进程反而被口吃这一显著弱点阻碍。为了帮助她克服这一演讲上的障碍，她所在的中学特意让她参加演讲组。她第一次上台演讲的是诗歌，其表现遭到了其他组成员的取笑。但是，很快她就与那些取笑过她的组员中最好的辩手进行辩论和即席演讲。“在中学，辩论绝对是一件极为美好的事”，她说，“特别是理解凡事皆有两面，而且必须理解论辩双方的观点，因为你是论辩中的其中一方”。让奥斯特罗姆尤其产生共鸣的是关于政策问题的辩论。她还记得，在她家的第一台电视机上看约瑟夫·麦卡锡议员（Joseph McCarthy）的听证会，并与妈妈发生了巨大的意见分歧。或许这并不令人吃惊：奥斯特罗姆一进入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简称UCLA），就被政治学吸引并将其选为自己的本科专业。

1954年学士毕业之后，奥斯特罗姆搬到了东部，并在波士顿一家法律事务所做了三年的助理人事经理。她刚去的时候，事务所里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白种人，并且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但当她离开的时候，办公室员工的种族和宗教就变得多样化了。“我并没有采取任何手段促成这种融合”，她说道，“但是我觉得我确实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之后，奥斯特罗姆回到了洛杉矶，并开始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事处工作。“于是，我决定一个学期选修一门课，以拿到公共管理的硕士学位”，她说道，“而我又遇到了麻烦。我的课程如此令人着迷，以致我决定辞去全职工作并回到学校读研，那时美国还没有妇女就读研究生院校”。

她的毕业论文论述了一个对南加利福尼亚相当迫切的问题：水管理。1945年，西洛杉矶一些人注意到，海水侵入了地下水系统，导致这一水区的地下水水质正在下降。一些人成立了一个水协会，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法庭上讨价还价，制定了一系列新的规则，建立了一个水补给区（water replenishment district），从而开始沿海岸注水。“这简直不可思议”，她说，“如果海水在接下来的几年继续渗入地下水系统，那么这一水区的地下水将不复存在”。这一经历使奥斯特罗姆认识到，完全不同的个体是如何联合起来以保护共同资源的，而这也逐渐成为她长期的研究主题。

在就读研究生期间，奥斯特罗姆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政治学研究的同事兼志同道合的伙伴——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在华盛顿短暂停留的那段时间，奥斯特罗姆完成了她的毕业论文，而文森特则与“未来资源协会”（Resources for the Future）的智囊团（think tank）共事。之后，他们于1965年迁到了印第安纳大学，因为文森特得到了该校政治学系所提供的一份工作。而奥斯特罗姆也试着在这里找工作，幸运的是，印第安纳大学并不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体系中那样有任何裙带关系的规则，“如果（文森特）回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的话，我可能在那儿就得不到任何职位，”她解释道。奥斯特罗姆的第一个工作机会并不十分引人注目。“他们让我周二、周四和周六早上7：30教‘美国政府导论’（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Government），”她说：“我怎么会说不呢？”但是，这一工作最终演变成了全职、终身的职位。

奠定研讨会的基础（Laying the Workshop's Foundation）

奥斯特罗姆在印第安纳大学所承担的首批项目之一，就是对警察（可以认为它跟水资源一样重要）这种城市资源的调查。那时，对于像警察这样的城市服务，流行着这样一种预先假定：它们属于规模经济，对一个城市而言，这样的部门越大越集中就越有效率。奥斯特罗姆以足够谨慎的方式开始这一课题的研究，她选取一个大的警局和三个小的警局进行绩效比较，这些警局虽然规模不同，但都服务于印第安纳（Indianapolis）的中产阶级社区。随后相似的研究扩展到芝加哥（Chicago）和圣路易斯（St. Louis）的社区，并最终为80个都市地区的大规模比较铺平了道路。这一历时15年协同努力的最后成果，揭示了城市警务（urban policing）的几个重要的概念性过程，也转变了人们头脑中所广泛持有的预先假定。

奥斯特罗姆说：“流行的规模经济的预先假定是错误的；需要单一警务部门的预先假定是错误的；个体部门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实现协调合作的预先假定也是错误的。”警务工作的大多方面实际上都是规模不经济的[2]。她解释：“例如巡逻，如果你不了解社区，就很难发现问题的苗头；如果有5到6个监管层，警察局长（police chief）就不知道街上在发生什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像调度和犯罪实验室这些其他的领域也呈现出正的规模经济，而且科技进步也有助于这些领域的改善[3]。

总的来说，具有小、中、大部门系统的多中心安排结构，普遍比那些仅有一个或两个大部门的城市做得更好[4]。那时正在讨论把警区的数量从40,000大约减少到400，但却缺乏数据支持，就此而言，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来得正是时候。“我对现代警务正在进行的一切并不激动”，她说，“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在这一点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奥斯特罗姆获取数据的方法——结合理论模型、官方记录与创新性的田野调查——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这强调了她致力于对诸如资源管理等问题的更广泛关注。她坚信其他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的概念也应该运用于政治学理论。“然而，许多现代大学的学科阵营并没有真正允许某人进行有效、理智的跨学科交流，”她说。这就是当时奥斯特罗姆和她丈夫来到印第安纳大学时的学术环境。而他们尝试弥补这一局限性的行动，将成为后来他们留给大学最伟大的遗产。

原则而非规则（Principles, Not Rules）

1969年，奥斯特若姆夫妇开始开设一个非正式的学术交流会，每周碰头一次（现在仍然是每周一的中午），讨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领域里的主题，从而这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的论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参加者不断增多，以及奥斯特罗姆开始着手她关于城市资源的合作研究，她和文森特都觉得是时候扩大这个学术交流会的规模了。“芝加哥大学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允许对一个主题的讨论持续7-10年，而这一主题并不专属于某一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她回忆道，“这为我们提供了部分灵感”。另一部分灵感则来自他们与家具工匠的交流，后来文森特还就此写了一篇关于手工业和手工品的文章[5]，“在大学里学习科学很像学习手艺”，奥斯特罗姆说，“我们把自己知道的尽可能地教给学生，这实质上就是手艺传授的一种形式”。怀着这样的想法，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讨会于1973年应运而生。

随着研讨会固定在校园附近一个历史区的四所房子里，它也成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同事合作长期政策项目的中心。就像“工艺小组”（artisan enclaves）一样，研讨会很快就超出了其原来的目标。在一个有利的环境之下，博士后、研究生和本科生都变得对跨学科的研究感兴趣。求知者从大学及其之外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现在研讨会包含诸如商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领域。同时，研讨会的访问学者为这种学术氛围所吸引，常常在离开之后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极大地拓宽了研讨会的交流网络。1981年，奥斯特罗姆夫妇有机会前往德国比勒费尔德（Bielefeld）的跨学科研究中心（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访学，在那之后，研讨会步入国际交流阶段，这两所姐妹院校也自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次的比勒费尔德之行巩固了研讨会在国际上的深远地位，而1988年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茵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的邀请，奥斯特罗姆再赴比勒费尔德，这次之行则为奥斯特罗姆自身的开创性研究铺平了道路，至少在公众认知上是这样。奥斯特罗姆最近参加了一项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关于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诸如水域、灌溉系统和渔场等共享物品——的研究。通过这一研究项目，她收集了全球各地有关共享资源的大量案例。她所期望的目标就是：比较在地方层面上不同的公共资源是如何被管理的，如果顺利的话，揭示如何对成功的公共财产安排进行定义。“我疯狂地寻找某组共同的规律”，她说，“但我就是找不到。我发现私人财产起作用了，集体财产起作用了，国家财产也起作用了，而所有的这三者又都失败了”。

然而，退一步看，奥斯特罗姆的确发现了存在多种设计原则这一事实。“想一想建筑学”，她说，“学生们学习建筑设计的原则：例如，使入口通道大体上可以出入，让厨房味道远离卧室。接着他们就有了建筑设计的蓝图，该蓝图就是这些原则的特定应用”。所以，尽管奥斯特罗姆没有发现一套公共池塘资源的蓝图，但她仍然找到了一些规律性思想：例如，在一个成功的公共池塘资源的体制之下，对边界和集体合作的界定必须清晰，以监督其本身不断出现的不合理行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成果在1990年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6]中得到集中表述，她再次驳斥了所谓的传统智慧：私有化或政府管制是管理共同财产的最佳安排。

没有万能药（Beyond Panaceas）

紧随着《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奥斯特罗姆开始更加详细地考察公共资源的特定模式。“我开始与尼泊尔的同事一起工作，我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关于灌溉的大型数据库，并且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了一整套的研究，”她说。研究的结果表明：农民管理的体系往往优于政府管理的体系[7][8]。1992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简称FAO）让奥斯特罗姆研究森林资源，从那以后，她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国际森林资源与制度（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ources and Institutions）这一研究项目上[9]。

正如在她之前的研究中一样，奥斯特罗姆采用一种综合性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公共资源，这一方法在她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入职演说文”[10]关于森林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概括。在奥斯特罗姆列出的所有研究方法中，这次新增的也是最出彩的一种就是对遥感卫星的使用，这可以直接观测到不同的管理体制是如何影响森林的地域面积和环境条件的。奥斯特罗姆再次注意到，像“地方层面的监控”（local-level monitoring）这样的概念有利于确保森林的可持续性。她认为，对可持续性而言，使用者层面的管理这一反复出现的主题尤其具有理论前景，因为它否定了传统“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一概念——人类为了追求最大化的个人回报不可避免地会破坏长期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所设想的不容乐观的未来。

“现在，无论是在实验背景下还是在田野调查中，我都发现一些人是真正的混蛋（son of a gun），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偏好与他人的福利有关。如果人们能在所处环境下逐渐形成信任与利他性，他们就会这样做，”她说。然而，这一方面至关重要，因为奥斯特罗姆担心有人在应用这一理论发现的时候会延伸过广。“已经有一些人告诉我，我们的研究成为他们倡导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的依据”，她说，“但我并不乐见于此，因为他们在以过于简单化的方式来倡导这一理论发现”。

奥斯特罗姆希望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这样的情况：为某一特定资源的所有成员制定统一的行动方针可能存在危险，无论是森林资源还是渔业资源。事实上，她和几个同事将就此在最近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特刊上发表文章来论述他们的发现和思考，文章的题目就是“没有万能药”。她说：“这些万能药论（cure-alls）的问题就在于，他们预先既定人类没有能力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他们拥有一套法律和法院体系为他们这样做提供了场所。”奥斯特若姆指出，这种思想又是另一个不正确的预先既定。她花了30多年的时间来运行一个极其成功的跨学科的政策分析研讨会，作为这样的一个学者，她知道只要在适宜的环境下人类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

                                                      张玲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