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的大崩溃并没有带来宣告已久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就此而言，持续十年之久的大萧条也超不过那场终结欧洲文明的“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论——尤其是贴在我们倾向大写的那类名词上——如果仅仅是一种唤起值得注意的事件的关注的文学手法，可能变成一种坏习惯。大萧条肯定是值得用大写字母来书写的；即便没有什么完全终结了，但也带来了许多改变。但是，有哪些改变呢？又是哪些改变与当前的状况有关系呢？

近来的大量著作、文章和会议表明，重新探讨大萧条已经逐渐变得流行起来。这种探讨中的一些限于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技术分析。其中有些是具有党派偏见的，即便不是意识形态的；一些人把危机视为砍掉大政府的机会，一些人听上去就像是要把共和党从大约1934年的新英格兰转世——这些人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社会主义”新政的憎恨甚于洪水猛兽。然而，大多数分析都没有抓住要点。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大萧条与领导人选择如何描绘他们当时的行动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仍然是对那些描绘而不是对那些行动本身作出反应。真正改变的是世界上的精英思考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制度的方式。最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是对权威丧失了信任——对于能够指望管理社会的制度为愿意为它工作的人提供稳定和繁荣失去了信心。最大的损失莫过于一种伟大的却又相对新鲜的、脆弱的西方观念，即可以相信成百上千万陌生人之间匿名的、未加协调的交易不用监管或过滤就能带来好的结果。

信任的出现

非个人的社会信任的观念是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工业文明的兴起带来的最令人瞩目的成就。现代早期经济增长的最大成就并不是工业革命本身，而是使得西方经济开始摆脱高度地方性的狭隘的个人交易网络，逐渐立足于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性非个人交易商业网络。这些网络受到竞争的影响，但也受到亚当·斯密式的理解的影响，即陌生人彼此之间寻求自身收益会导致普遍收益。实践与理论之间互为补充。

当然，只有在理论上，这种非个人的商业网络才以一种纯粹的形式存在。无论在哪里，权力和政治寻租、民族主义、种族或教派之争、或者纯粹的嫉妒都会扭曲这种商业活动的运行。这种理念也并不是崭新的；一如历史没有嘎然而止，找到其真正的起点也是一项挑战。早在罗马或中国，人类就已经形成了复杂的抽象形式来支撑更加精细的贸易和商业形式。尽管如此，西方社会使得建立在非个人的社会信任基础上的交易的理念达到了新的高度，制定了诸如公司使用更抽象的法律合同等法律，并且以高度抽象的金融为基础。在贸易通常局限于村庄城镇内部或之间的地方，这些新的经济思维方式取代了更好的耕种、生产和交易技术。

然而，这些新思维方式的优势也伴随着特定的弱点。金钱是一种并非本质上值得拥有或有用的东西，而是作为数不清的个人的复杂需求和评价的替代品，这样一种反常的观念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要想理解建立在更为复杂的交易形式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体系有多困难呢？这不仅是一个将商品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带到中产阶级欧洲家庭的客厅的过程，而且使得生产的可能性多样化，使得新发明可以被纳入到为各行各业的人提供日用品的可靠机制中，谁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呢？

人们对一个他们并不理解的体系的信赖程度必然是有限的，但文明化乐观主义的浪潮通常成功地排除了这些限制。在许多人看来,西方的繁荣和全球参与到这个崭新的、富裕的世界中的期许表明狭隘的政治，尤其是它的丑陋婢女——战争，是向不开明时代的倒退。在原始政治形式上，这种辉格派的进步倾向集中体现在洛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于上世纪之交兜售的功能主义观点中，这种观点认为，通过经年久月的彼此往来贸易，会形成自身的经济利益如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无法证明战争是正当的。不过在更为一般性的层次上，贸易、市场竞争和全球标准会产生一个非个人的交易体系使得大范围的、不加协调的行动富有成效而且值得信赖，这样一种信念滋生了乐观主义和信任。

普通人并不在意如此高妙的观念。但是就他从信任街角杂货商转向依靠国内供应商，或者从担心个人银行家的可靠性转向信赖一种货币或者由更大的、更广泛的国际体系（它本身有赖于黄金以及相信政府和银行家能够合理管理这种关系）支持的银行业体系而言，他成为政治经济学新概念大厦中的一块砖瓦。政治经济学不再研究任何简单意义上的权力和财富的交叉，而是研究一个交织在一起的经济体系——由政治机构进行调节，依靠关于国家与私人以及相互之间应该如何互动的信念来维系。

这个体系在物质上的好处很自然地使得人们希望进步会持续甚至会加速。或许这些期待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但它们的结果却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没有实现的预期带来了激烈的反应。如果市场在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其原因不是因为正好发明了市场，而是因为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发展演变，其中强大的精英愿意容忍分散经济权力、以私人企业为代价削弱国家的制度。这是原初形态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内涵。无论这些精英这么做是极不情愿（因为更强大的公民的压力）还是非常乐意（出于相信自由贸易是正确的），都不及一个简单的事实重要，即当你境遇很好而且预计会变得更好时，会很容易支持这样一个体系。尽管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有诸多不完善和不正义之处，各行各业的大多数人的境遇好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但是，随着20世纪的到来，简单的进步论叙事很难再说得通。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见证了巨大的金融不稳定。而且，如果没有接踵而至的大萧条与之形成对比，我们肯定会认为1914年至1929年是西方历史上最动荡的岁月。“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给欧洲造成了巨大破坏，致使主要大国比以往更为贫穷和孱弱。随着“长和平”时代终结在了凡尔登的战壕中和索姆河的战场上，欧洲的乐观主义也沉寂下去。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却不是这样（至少不是以同样的方式）。

美国是欧洲衰败的受惠者，从一个净债务国成为一个净债权国。另外，美国在决定战争结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却没有遭受战争的破坏，这使它一跃成为当时的主导性经济和政治大国。当然，美国并非没有遇到挑战：1920年的严重衰退导致工业生产下降了约25个百分点；1920-1921年，劳动局的批发价格指数下滑了约46个百分点；失业人数从1918年的56万人上升到了1921年的500万人。尽管如此，这种严峻的经济萎缩非常短暂，而且从1922年就开始走向复苏。1913年开始运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放宽信贷和购买政府证券刺激了经济复苏。此外，哈定（Harding）总统有关大幅退税的提案最终在柯立芝（Coolidge）政府得以颁行，这些税收是威尔逊政府为支持战争而提高的。

1923年到1929年出现的巨大繁荣是美国历史上最持久、最壮观的经济繁荣之一。这个时期的确是一个黄金时期，GDP急剧增加，投资巨幅上升，商品价格稳定，实际收入提高，失业人数较少，股市蓬勃发展，技术进步显著。汽车、卡车、无线电和其他家用电器等新产品在大众中得到了普及。信贷创新（尤其是分期付款的扩展）促进了家庭消费的膨胀。能够以有序方式借贷和增加消费似乎不符合避免欠债或将消费限制在个人日常收入水平的直觉知识。用还没有到手的钱购买资本货物的观念很快从不谨慎的证据转变成为正常的中产阶级行为。与此同时，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利用增加的收入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中。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电气化、道路建设和电话线的大规模扩展。股市在1921年的不景气之后也出现了显著回升，从1921年的低点到1929年9月的高点，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近五倍。对总体经济前景的乐观论以及用保证金购买股票的新机会也支撑了这种状况。但是，就此说美国人摈弃了谨慎作风是不准确的。比如，在1929年，用保证金购买股票的条件大幅抬高。尽管如此，这并没有明显抑制股市上的需求。

1929年的暴跌、随后的经济萧条以及尤其是大萧条的持续让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为之愕然。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独特的严重灾难是非同寻常的，当代的分析家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时应该小心谨慎。但首先需要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1929年9月股市到达最高点之后，道琼斯指数在一个月内下挫17个百分点。10月份的暴跌之后出现了令人误导的初期复苏，持续的稳步下跌一直持续到市场在1932年跌到低谷，当时已经损失了89%的市值。华尔街的灾难直接并且迅速转变为大街小巷的灾难。在第一年内，工业产量从1929年的峰值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30年又下跌了21个百分点，从1929年到1932年总体下跌幅度几乎是百分之五十。GNP在三年内缩水了三分之一。失业率达到25%。尽管其他国家遭受危机影响的时间略有不同，但大多数西欧国家也都遭受了沉重打击。大多数西方国家遭遇了现代工业时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在此范围之外但与西方通过殖民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经济体也是如此。

有关衰退的叙事

大萧条的经济维度并无争议，但它们本身并不能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那个时代的政治——不只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创的媒体总统——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后来的一切。事实上，即使在今天，普通人对大萧条时期政治经济的看法仍然与职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专家的共识存在截然对立。两位美国总统推行的经济政策的现实与这些政策被兜售给公众的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种状况使得我们要想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变得更为复杂。

传统的观点倾向于把胡佛总统当作自由放任的幼稚拥护者，一个拒绝在经济急剧下滑时进行刺激的人。另一方面，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英雄般的领导人，一个通过新政拯救了那个时代并且改变了美国经济的人。传统的观点在我们这里仍然适用。因此，亚当·科恩（Adam Cohen）在2009年7月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上写道：“胡佛相信小政府，任由市场自己运行……即使在美国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萧条时，胡佛也坚持认为，答案在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和私人慈善机构……罗斯福则与他相反，坚持政府必须介入。”

这种简单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多少历史记录的佐证。胡佛并没有主张“什么也不做”的政策，事实上，他的许多干预措施由于正统经济理论已经预测到的原因导致经济更加恶化，这些措施包括试图在1932通过提高税收来平衡预算，强化对金本位的支持。另一方面，胡佛建立了复兴银行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支持破产银行，资助公共工程，补贴国家救济，并且采取了许多到罗斯福时代受到广泛赞誉的干预政策。

相反，罗斯福的干预并不像人们通常描绘的那样彻底和富有革命性。经济史家们强调，罗斯福改革最成功的领域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事实上，他们已经确定，两位总统在财政政策上采取的大部分措施对大萧条的影响甚小。现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在她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什么结束了大萧条？》（1992年）中写道，“异乎寻常的财政政策对从大萧条中复苏几乎没有多少贡献。” 具有共识的看法是，罗斯福总统在政策上的成功是在1933年放弃金本位。

尽管关于大萧条的 “真正”原因在公众中还有热烈的争论，但在专家们中间还是有一个强烈的共识——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恰巧也是其中之一。这种共识认为，美联储的一系列错误要为从糟糕的衰退转向前所未有的浩劫负责。比如，专家们一致认为，美联储集中于通过限制借贷来打击股市的投机——以及它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经济衰退和银行恐慌浪潮的情况下不愿扩大流动性、增加货币供给——深深地加剧了经济衰退的严重性和程度。艾伦·梅尔策（Allan Meltzer）补充说，美联储未能扩大货币供给主要是因为无法区分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在一个通缩迅速扩大的时期，即便是“低”名义利率也可能等同于极高的实际利率）。更为糟糕的是，美联储于1931年决定提高利率，担心不这样做会削弱金本位的健全性。

专家们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他们对罗斯福实施的各项财政措施的影响以及坚持金本位制对于危机的远因和近因有多大的影响存在分歧。对于大多数非专业的观察者而言，这些分歧似乎是神秘莫测的神学讨论中的细枝末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确是这样——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的范围如此有限。考虑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导致和加剧大萧条中的重要性，令人惊讶的是对于经济政策中的监管和财政问题的重视程度究竟如何。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有关大萧条的任何狭义经济解释与更为一般性的西方政策之间缺乏协调。

例如，人们对加剧大萧条的政策与凯恩斯和其他人关于如何应对经济衰退的理解之间没有联系感到震惊。是什么导致保护主义和高关税在整个西方世界普遍盛行？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民族主义政策——无论是美国产业的卡特尔化还是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更广泛的管制和控制——都不符合任何关于复苏的中立的、技术论的观点。为什么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采取的刺激和扩大经济的政策（包括提高税率）会扭转20世纪20年代的趋势——税率从1929年的24%提高到30年代后期的79%，在战争期间更是高达94%？

最为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最糟糕的政策是由压制商业的想法、对竞争的不信任以及对市场的普遍蔑视所驱动的。当然，这些正是让他的政策受到极大欢迎的特性。罗斯福总统的经济政策至多也只能算得上是部分成功，不过在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的政治战略不论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十分成功的，后来的人们一直将后者与前者混为一谈。我们对此又作何解释呢？

在某些方面，罗斯福并没有打破常规而是恢复常规。我们应该注意到，建立在匿名交易基础上的大规模体系是一种新现象。有序的全球性贸易体系是在19世纪英国的财政和政治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得到了金本位的支持，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繁荣。但这一体系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动荡和上下流动。它当然没有激发民族主义和社群主义意识形态更容易诱发的那种热诚，比如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整个世界的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的经验是有限的。在当时，更普遍的经验是允许有限获得产权、进行贸易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保留了控制政治经济的精英的最大利益，作为他们维护和平的奖赏。

这种古老的、更为有机的秩序——即便在今天对于许多国家而言也不具备——具有的优点是稳定而且自然。西方国家理所当然地认为抽象的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取得了胜利，而它的人民必须提醒自己其起源是多么脆弱，而它所拥有的情感忠诚是多么少。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很少有人信赖大范围的商业系统。人们很容易将政治经济视为一个扩大交往的系统，其中的成功与失败可以被归因于我们要么感到忠诚要么厌恶的个人或团体。纵观历史，尽管市场行为非常盛行，但它很少会超越集体身份，尤其是在困难或令人恐惧的时代。抽象的社会关系一般不会凌驾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上，因为个人信任比非个人信任更容易获得和维持。

即使在美国这个支持个人主义、自力更生非常强劲的国家，情况也一直如此。在经济繁荣时期，经济体系得到了惯性和功利主义的妥协的支持。而在经济困难时期，抽象的信念往往会随之消散。美国人对自由市场的偏好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美国的”。总有那么一支强大的少数人赞成集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道路，尤其是在精英中间，他们呼应了广大市民阶层中的民粹主义压力。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些人认为是市场和商业一体化进程（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根本上是不道德的。而且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大萧条期间以及之后这些人都不在少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名著——《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波兰尼是一个出生于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曾指出，“市场经济如果任由它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将制造出巨大的、永久的邪恶。” 波兰尼的这本书写作于1944年，他热衷于攻击正在兴起的现代市场经济，并对采取削弱它的干预措施表示欢迎。尽管经济史学家对他的论断——直到几百年前市场和市场力量在大多数经济体中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评价不高，但他正确地观察到国家一直试图控制市场，19世纪正式机构鼓励市场竞争的程度出现了惊人转变。

波兰尼让我们受益匪浅。他认为不受限制的市场极少存在，因为它们精英不利。市场的开放性以及它们导致的不稳定性使得统治阶级对商业和市场进行限制，以维持秩序和社会控制。缓慢的经济增长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抵消了它所带来的普遍贫穷和不景气。19世纪表明，自由市场带来了繁荣，同时也终结了旧的政治制度，但20世纪初期表明，除了政府对行政和组织方面的新技术的信心，新的体系无法保障稳定。波兰尼看到，政府无力调节市场将带来对调节和控制的更多呼声，而这些新规定往往关乎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具体问题。它们会将对政治担忧的主张伪装成经济政策的主张。

作为对旧习惯的回归，以监管、不必要的工作、干预、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的）反犹太主义的奇怪组合为特点的西方国家对大萧条的应对更像是社会关系统一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所有这些习惯中的共同点在于，它们摒弃了抽象的、匿名的国际交易体系，代之以更为地方性的、内向型的应对方案。

对新体系如此害怕，以至于一些国家的精英走上了一条彻底自我毁灭的道路。事实上，人们摧毁或颠覆新体系——尽管它带来了空前繁荣——的猛烈性似乎无可争议地表明，对自由贸易体制的实际支持薄如纸片。

信任的政治

现在是否还像纸片一样薄呢？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人类在日常交往中把买卖看作是最自然的活动，重新塑造了最糟糕情况下的自发市场。然而，关于市场体系或者仍和一般性的分权秩序的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对任何现存抽象经济秩序的支持在总体有利的情况下似乎是肯定的，甚至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也会带来混乱和创造性破坏。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对这一体系的支持转变为急于推卸责任，将失败归咎于个人或者政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市场就像西药：正如一种无法治愈的瘟疫会导致人们重新寻找良药，或者诉诸偏方，大萧条也是如此，一方面激发了关于商业稳定根源的创造性思考，也带来了极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军事侵略的破坏性诉求。

经济学家们很难解释民族主义。亚当·斯密的洞见的本质是自愿贸易是互惠的；因此专业化会带来财富。实际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推论的必然结果是，偏好与能力不同的人或国家之间的贸易尤其是有益的。有差异的是财富。但差异引出了斯密的前辈和学术上的对立者托马斯·霍布斯的回答。对于霍布斯而言，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是维持公共秩序，在他看来，这实质上是一场反对人的冲突倾向的艰苦斗争。因此，只要人们喜欢那些与他们最相似的人——通常意味着那些具有相似种族、宗教、文化或国籍的人，那么差异可以像它促进繁荣一样轻而易举地破坏秩序。

差异在经济层面上的统一与在政治层面上的分裂之间的矛盾在危机中得到了激化。在一场危机中，人们希望采取行动，他们往往忽视经济政策与更广义理解的政治之间的界限。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会累及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不管这种危机的根源可能多么有限。因此，那些带着长期酝酿的恐惧和怨恨的人，以及那些有不法之举或意识形态动机的人，会把危机看作是击垮这种体系的良机。

大萧条使得不法之举和意识形态动机都成为可能，尤其是后者。罗斯福时代在管理上的干预措施，以及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更为显著的集权化，与19世纪末的较早干预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区别。此前在欧洲已经有重新诉诸保护主义、主张国家管制的尝试，在美国也有扩大联邦政府监管权力的努力。

无论是美国的民粹主义或进步主义还是欧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推动的反市场运动，都想当然地认为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是在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中维持秩序、实现社会和谐的唯一途径。但改革者们试图否定过去的具体补救办法以及拥有的热情更多表现出的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源，而不是技术层面上的根源。实际上，虽然胡佛将干预主义和管理方案结合在一起的摸索在许多方面与罗斯福有相似之处，罗斯福的摸索在大萧条期间和之后大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似乎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社会愿景，即拒绝过去，并寻求建立一个新体系。罗斯福对信任的政治了然于胸。

因此，罗斯福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他曾希望颠覆整个美国经济结构的建议。他或他的顾问们也没有想要推动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那样的任何激进思想。尽管如此，罗斯福总统的智囊团成员还是与反对市场竞争联系在一起，发出了干预是新范式的一部分的信号。在这些“批评家”中最有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教授，他的著述强调了自由放任和市场竞争的失灵，他把这些看作是过时的（而不像波兰尼那样看作是太新颖了）。特格韦尔主张加强商业的集中和监管。他尤其倾向于扩大商业规模，认为扩张会带来更大的效率，也让政府监管更容易。特格韦尔支持罗斯福利用公共监管和控制制衡垄断的想法，不过他也认为监管是对私人企业一种更好的替代方案。无论《国家工业复兴法》或《农业调整法》与整个欧洲更为极端的国家扩张有何不同，大西洋两岸的新思想家们一致认为，计划是不可避免的、时髦的、好的。

罗斯福在很大程度上抵制这些意识形态的狂热，值得人们赞扬。总的说来，他对危机的处理务实而直率。他认识到普通百姓和专家们对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的理解很贫乏，可靠的数据很难获得，没有人知道在经济学和政府的经验之外怎样才能找到新的措施。但他的实用主义与激烈言辞结合在一起，总统本人也承认这一点，这导致一些人对他的政策更加憎恨，另一些人则对他的政策更为钦佩。

由此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罗斯福抛开了高调的言论，仅仅推行一种弱化了的“新政”——即经济学家们现在一致认为真正帮助我们摆脱了大萧条的财政政策——那他还会像今天一样被认为是一位伟人么？可能性不大。当时和现在的人们对他甚至会有更多、更恶毒的批评。当然，我们对此并不十分肯定，因为罗斯福在美国领导人中的伟大地位与他作为成功的战时总统的事实是分开的；子孙后代们对他的评判并不仅仅建立在1933年至1939年之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表明，政治形象在历史记忆中留下的印迹比实际政策更多。哈里·杜鲁门在1953年下台时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在他的治下经历的快速复兴期远比罗斯福治下更为广泛和壮观，而且这出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会出现严峻的战后经济衰退的时期，但几乎没有人因此表扬杜鲁门。杜鲁门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以罗纳德·里根只能梦想的速度削减了政府规模，解除了战时监管。他顺利地把我们从工资和价格控制制度中解放出来，这项制度本来可以继续保留（实际上，如果那些赞同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观点的人掌权真会是这样）。感谢杜鲁门，让我们再次在竞争的、开放的市场经济的方向上前进。如果在1946年至1948年之前，经济衰退继续徘徊，旧的、有害的监管继续实行，人们就会责怪杜鲁门，而不是他的前任。然而，杜鲁门总统今天的主要声誉并非源自于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大多数称赞他在外交政策上的敏锐性的人对他在经济上的成就一无所知。

我们从这一切中获得的主要教训是，我们应该专注于恢复非个人的信任。但这种信任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呢？在多大程度上是巧妙的领导？除了混合政策取得的成功之外，为什么罗斯福能够激发人们的信心而胡佛不能？或者是因为罗斯福听起来好像有一个总体规划而做起来像一个实用主义者，通常反对他自己的顾问们的意见？（请注意奥巴马总统）。它在多大程度上与防止经济繁荣时期向困难时期转化的实质性规则和调节有关？毕竟，正如非正统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容易大起大落，因此，控制金融市场的赌场倾向的监管应该不同于而且强于对其他市场部门实施的监管。[1]

当然，监管者要想知道在不同情况下哪些政策会起作用绝非易事。由于金本位的制约，1929年的美联储或许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但却无法这样做。另一方面，罗斯福偶然决定放弃金本位制可能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出于错误的原因作出的武断判断。在任何时候，正确的解决方案在适当的时候会转变成新的问题。或许在战后分配给美联储承担稳定物价水平并且监管产出和就业的双重任务的强大角色导致了当前的危机。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牢记，非个人的现代金融和贸易体系有多么重要，而且多么不同寻常。如果我们将这个体系作为我们繁荣的基础，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用来解决当前的危机的许多监管方案本身可能导致产生新的危机的反应。历史也表明，对市场的恐惧以及它所产生的政治压力会随着危机加深或缓解而加大或减小。因此，耐心和谨慎是政府最好的口号，与此同时，我们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仍将经受许多试验和错误。

注释：

[1] Hyman Minsky, “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72 (May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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