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吸引力

中国作为别样选择的观念也扩展进了经济领域，中国经济体制的吸引力也成为了软实力的一个来源。这一“模式”有两个主要维度。首先，与全球经济的再接触被设定为一个得到管理的进程，并保持相对强的国家控制、或者关键经济部门的国家所有权；简言之，就是以中国自己的方式、而非别人的方式去理解全球化。其次，经济自由化并不随之以政治自由化，在朝向竞争性的民主体制的移动过程中，所采取的道路是政治上非自由的经济自由主义。

当然，早在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日程、意图脱离毛时代之前，就存在一种强国家主导发展的漫长传统。确实，后1978年代的那些改革多少是借助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成功范例的模仿而进行的。1960和1970年代，亚洲的一些国家在威权制下取得经济增长，与这类发展模式的类似性使得Peerenboom将他论述中国发展模式的章节命名为“Deja vu all over again”。[1]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观念是俾斯麦经验的灵感所在，这些观念随即便影响了日本的发展之路，李斯特的观念不仅基于对拿破仑欧洲的观察，同时也基于亚当斯和汉密尔顿主导下的美国大陆整合政策和国家主导发展的观察，由此观之，中国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此前的“华盛顿模式”中有其根源。

很可能正是在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中，我们发现了中国模式的根源，不过人们感受这种挑战更多地是重外部，而非中国内部。一个国家自身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更为宽泛的东亚经验的一部分，中国内部对此存有很大争议。Ramo的《北京共识》一书做了很多工作，试图推进“中国发展模式之独特性”的观念。[2]在尝试理解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时，核心的观念就是认为有些东西天生就是“中国的”，这些东西浮现于特殊的环境当中，而中国正是在这些东西当中发现自身，这些东西的基础就是可为发展精英们所用的特殊而独特的资源组合。

在推进中国发展经验走向成功的进程中，明显存在着民族自豪感的要素，在这种对特殊性的强调的背后，其逻辑扩展便是认为，如果确实存在某种“模式”的话，那么依据定义，这种模式也是不可借鉴的，至少不可能整体移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完全脱离中国情境。相反，中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上的“深刻一课”就是“从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3]独特性是潘维在定义中国发展经验时重复使用的一个关键词：“中国模式包括四个亚系统，它们是：独特的社会组织方式，独特的经济发展方式，独特的治理方式，以及独特的看世界方式”。[4]

评估中国的区域“软实力”

Kurlantzick非常令人吃惊地把吸引力看作是萌芽中的经济关系的根源，他论证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中国作为一种经济模式的吸引力。”[5]大多数分析家们则更倾向于另外的那些实用的、物质主义的解释，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经济关系。但是，在评估这样的形象工程在中国达成自身目标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多大程度上的成功时，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完全不可能知道人们在对中国崛起作出反应时，是什么在促成他们采取行动。[6]

而且，很容易就能推断出那些确实不在场的东西。比如说，芝加哥协会就亚洲软实力问题所作的调查显示，在亚洲存在一种强烈的信念，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承认其不可避免倒并不意味着喜欢它。”[7]越来越多的区域研究者在学习中文，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和外交官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都会考虑中国利益，越来越多的商人在追逐中国，这些都可能是真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觉得中国的区域主导权即将到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拦这一点，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善用这一点。

中国崛起还是美国衰落？

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想从美国（不）安全构想角度出发去拆解中国的区域关系研究，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来自美国的学者们近年来付出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中国的东亚权力。大量的作品丰富了这一亚学科，其中最抢眼的就是Sutter和Kang合作那些专题论文、Shambaugh、以及Keller和Rawski编辑的文集、以及发表在《国际安全》上的一系列文章。[8]在对中国崛起之含义的更为宽泛的思考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亚洲维度，比如Lampton就中国权力的多重维度所作的思考、Shirk就中国体制的脆弱性所作的理解、Goldstein对中国大战略的理解、Gill对安全外交的关注、以及Johnston就中国如何通过参与全球和区域体制而进入国际规范体系所作的法庭调查。[9]

毫不奇怪，在考虑中国崛起问题时，亚洲获得了如此之高的权重。中国正是在这样一群邻居当中采取了非常活跃的态势，并在确立自身为一支主要（即使不是首要的）权力方面取得了最大的成功。美国力量也正是在这一区域遭遇了最有可能的威胁。其结果是，有些人开始担心，对美国的负面感受、以及/或者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忽视、以及/或者美国在中东的外交冲动，都降低了对华盛顿的支持度。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沿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轨迹在这一地区所推行的政策很容易同美国联系在一起，这同样是在摧毁对美国价值和文化的支持（这种文化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定义的，也可能包括单个著名商业品牌的持久吸引力）。因此，人们对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产生了兴趣，在看待这一兴趣时应当同时考虑到人们对美国软实力遭受损失以及美国霸权遭遇挑战这一现象的关注，前者是在某种特别的意义上而言的，后者则是一般意义上的。

所有这些研究当然是关于中国的，不过它们在很多方面也是为美国着想。它们至少部分地是为了影响美国决策者们思考中国、以及对中国采取行动的方式，为此，它们首先要评估中国这个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次是要评估中国对美国所构成挑战的本质；最后则评估在捍卫美国利益时所作出的各种反应的效力如何。有很多有关中国力量的文献都意在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圈，这种提法并不是那么异端，大部分这类作品的意图实际上很明显，并且都辟有专门章节用来说明书中所作论述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政府应当作何反应等等。Keller和Rawski曾说过，“我们所作的调查，就其结构而言乃是为了给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信息，使政策本身能够对种种动态变化作出反应，使美国能从亚洲轻松脱身”，这是一种“不幸的巧合，美国的衰落恰逢中国新一轮的区域冲动”。[10]

在评估中国变化中的区域政策可能造成的后果时，应当谨记，在对中国力量所作的种种分析中，都存在着“政策倡导”的维度，可能在单纯阅读上述研究时，情况不会显得那么严重，但是在权力制衡的天平上，这却是一颗悬置的砝码，在时刻提出警告。如果意图在于说服听众，那么将信息传播出去就很重要。因此，当问题涉及到软实力时，定义得越宽泛，中国所拥有的力量就显得越强大（对美国的威胁也就越大）。举个例子来说，Kurlantzick先前曾对中国模式的吸引力进行过一系列的评论，尽管如此，他在对中国软实力的来源进行定义时，其核心却是中国对种种经济关系的“强硬”使用，以达成权力政治的目标。[11]Windy-bank同样也侧重于经济关系，包括由政治促动的贸易和援助，他得出结论说，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是真实的和急迫的：“借助贸易、援助和娴熟外交的联合运用，中国正在为一个新的区域秩序打下基础，中国将在其中发挥天然领袖的作用，而美国则成为局外人。”[12]Mosher于2001年出版了他的作品《霸权：中国计划主宰亚洲和世界》，也许书名本身就是对上述论调的最好概括。[13]

本文的关注点也许是亚洲，不过理解本身一旦向前推进，就足以推论出美国在全世界的主导权所遭遇的挑战。华盛顿共识之下的发展模式正在遭受威胁，福山曾宣称“自由民主是惟一称得上前后贯通的政治愿景”，如今这一说法遭遇到了挑战，至少在一些精英集团当中存在着一种热望，希望模仿中国模式，也就是政治上非自由的、由强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这一潮流“足以使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脱离自由民主轨道，创造出拒绝西方人权观点、转而接受民族统治的一个国家集团”。[14]

规范确立者还是规范采纳者？

可以肯定，这样的立场很容易走向解释的极端，还有其他的解释指向不同的方向。比如Frost就并没有在中国身上看到有吸引力的东西，在他看来，那些“渐趋古旧”的政治体制与其说是吸引人，倒不如说是使人厌恶。[15]调查显示，美国在此一地区的魅力仍然是极其强大，要强过中国；[16]Pemple曾作出过一项有说服力的论证，指出布什政府“破坏了亚洲”，[17]Green对此作出回应，他指出并没有证据显示亚洲正在抛弃华盛顿，转而倒向北京：“他们并没有转向想象中的关于威权主义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所谓‘北京共识’，相反，亚洲的其他主要大国，从印度到日本再到印度尼西亚，都是在强调普世规范以及自身的民主身份，即使是在他们寻求更为密切的泛亚洲合作模式时。”[18]在中国国内，关于软实力争议的各种评论也没有找到共识，以确认国外对中国的看法和感知对于中国所要达成的国家利益而言，究竟是一项资产还是一个障碍。不过大致的共识还是有的，人们都觉得无论中国在推进软实力方面做些什么，在美国的吸引力被遮盖之前，中国都有一段路是需要走的。[19]

的确，Zhao也认为，如果说中国能够在软实力竞争中最终击败美国，那也不是通过挑战现存的自由规范来达成的，而是通过逐渐吸收这些规范并施行“自由和民主的改革”。[20]这一看法重新把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中国究竟是提供了别样的选择，还是遵从了现存的规范？在作为负责任的顺服力量的中国和作为不同道路之代表的中国之间，存在着显然的不相称，当然，不同的听众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工程会有不同的思考，这也许多少缓解了上述的不相称。为了国际听众而推进的责任形象、以及为了国内的民族主义要素而推进的权力工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许只是一种更为错综复杂的立场的讽刺画而已。不过也正如同大部分的讽刺画那样，这样的夸张多少是建立在一些现实元素之上的。

中国国内的听众、观念和利益是多样化的，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便不难拆解这副讽刺画。在宽泛定义的“民族主义者”集群自身，其实也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和立场（这使得中国政府在回应民族主义压力方面要比仅仅弄懂一种民族主义立场的涵义要困难得多），Shen曾就其范围进行了确认。[21]通过思考不同的国外听众，我们也可以拆解这副讽刺画。比方说，那些强调中国作为不同道路提供者之魅力的话语，往往都把关注点放在拉丁美洲、尤其是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身上。而且，中国的官方修辞往往都强调中国的行动和期望与西方的行动及期望之间的差异，尽管如此，中国作为不同道路提供者的观念既有从外部推断得来的成分，也有从内部获得推动的成分，前者至少不少于后者。

中国道路的观念在亚洲传播，尽管存在着对此的忧虑，但证据显示，随着中国逐渐改变以迎合全球规范，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也正在改进。亚洲变得越来越喜欢中国，因为中国正在抛弃它的旧立场，地区领导人们“欢迎中国作生意而非培育革命的品味，并对最近的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热潮拍手称道”。[22]

在经济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我们曾强调过，Zhang和Tang相信，中国领导层正在利用贸易和投资作为手段达成自身的安全目标，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秩序。但是这种将中国置于中心的努力主要是通过顺服而非对抗的方式进行的，作为这种努力的先导原因的是中国对外政策的观念基础的改变，并且中国也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信念，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创造共同利益，减少冲突的可能性。[23]

中国转而拥抱这一地区似乎摧毁了美国的亚洲力量，这可能是真实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美国权力的最大挑战之一，似乎恰恰就是中国至少接受了全球规范的一部分，而这些全球规范正是美国寻求推进的。因此，中国在此一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并不出自对不同道路模式的推进，这是人们在“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的争论中经常暗示的，恰恰相反，就像Hu Xixin指出的那样，“通过运用西方人自己所塑造的规则，中国实际上正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4]就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例子来说，与其说中国接受了自由规范，倒不如说是中国推进了自由规范，中国为农产品的准入提供了市场，从而变得比其他国家更自由，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国的竞争者很难媲美。[25]因此，人们感觉到，中国在经济上变得比他的自由民主竞争者更为自由，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在参与者竞争。

围绕中国软实力增长而发生的争论，主要立意于对西方自由政治和经济规范日益没落的吸引力的担忧。干预论的外交政策与自由化的压力（包括那些西方国家中仍然保持相对封闭的经济部门的自由化）搅合在一起，既通过双边的方式，也通过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发挥着作用，这确实造成了不信任。在这种背景下，仅仅定义一种反立场就足以在国际交往的众多场合赢得赞同，并确立正当性和道德威信。与其说中国需要推进某种意识形态，倒不如说中国仅仅需要反对某些意识形态的推广就足够了。这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学者和政策分析家们一直在警告政府，对美国政策的负面感受对中国式极其有利的。

这也意味着，如果要挽回事态，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尤其是美国。Kishore Mahbubani一直是“西方没落”理论最强有力的提倡者之一，在他出版于2008年作品的副标题中出现了这样的话：“全球权力必可避免地向东方转移”。[26]不过他也承认，美国在他人眼中的衰落在2008年11月停止了或者至少是放慢了速度，“美国在这个时候重新成为希望的灯塔。全世界至少有一半的反美势力……随着奥巴马的当选而消失了。”[27]可以肯定，Mahbubani想说的是，奥巴马很容易失望的，因为善良意愿的消散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不妨认为，在布什当政期间，中国可以相对地游刃有余的国际观念空间，多多少少已经受到了挤压。

经济实力、软实力以及危机应对

随着奥巴马的当选，2008年也许见证到了美国魅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回归，不过，不规范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魅力和正当性也在这一年遭受了严重的损毁。甚至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许多中国专家们都预感到了问题的到来，税收刺激政策的取消以及人民币的坚挺砍掉了已经非常狭窄的利润边际。2008年的夏天，中国的高层领导人访问了沿海省份，那里聚集着大量的出口企业，工人的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工厂也开始关门。[28]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消费需求趋于崩溃，这只不过是使原本就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而已，其结果就是出口额剧烈下降，成千上万的小工厂倒闭，情况在浙江和珠三角尤其严重，失业民工至少达到两千万人。[29]

当然，待这场危机对中国的长远涵义清晰展示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工厂倒闭将导致劳动争端，民工收入枯竭将导致农民收入下降，这都是潜在的问题和力量，要平衡这些力量，政府就必须把钱灌进经济体当中，既支持消费者也支持生产者。通过进口零部件来生产出口品，中国在这方面只是以较低的水平融入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前，它只占全部出口的58%），这多少也限制了出口品市场的衰落将给政体经济带来的影响。出口增长对于政体增长的意义极其重大，过去如此，现在更是如此，出口市场的丧失迫使许多厂家陷于破产；一些报纸的标题数字指出出口额占了中国GDP的40%，不过情况还不至于糟糕到这个数字所可能暗示的程度。[30]

对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指出下面的情况几乎就是一项反事实的义务：中文表示“危机”的词汇包括“危”和“机”两部分，前者意味着“危险”，后者则意味着“机会”。因此，这场危机同时给中国提出了危险和机遇：比如说，经济危机为中国提供了机会，以推进渴望已久的国内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并以此作为增长源泉，同时也可减少低附加值的出口。危机也为中国提供了走上国际舞台前台的机会，比如说，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关键角色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机构的演化中发挥作用，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20国峰会标示了这一点。

就日益浮现出来的中国区域权力而言，现在想弄清楚这场危机的长期后果，还为时尚早。不过，以本文所获得的信息为基础，有可能给出三个尝试性的说法。第一，人们越来越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模式，以替代“华盛顿共识”的国际金融治理模式，这一点有着重大的地区涵义。人们所需求的不仅仅是寻找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以取代“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人们也需要一种带有规范力量的新模式以取代全球治理，作为当前经济危机的结果，这些需求都获得了支持和正当性。正如Soogil Young指出的那样，“亚洲对于全球化经济结构的信心、以及对与这一结构相伴随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信心，都经历着深刻的动摇。”[31]鉴于经济的规模，尤其是外汇储备，中国势必在所有的区域安排中都成为一支主要的力量。中国必须更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分享影响力，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美国金融和美国模式的观念魅力和结构权力，在这一地区都将经历一个衰落的过程（尽管现在就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力发布讣告显得为时尚早）。

第二，这场危机也赋予中国领导人以机会，加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地区角色这一观念。确实，中国几乎已经以一个超级的区域责任国的形象出现了，它付出种种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经济的考虑而稳定国内经济，也是为了稳定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经济。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与其他六国的泰国峰会在因为Pattaya的暴力事件而取消之后一个星期，中国总理温家宝就利用2009博鳌论坛的机会，将论坛主题设为“亚洲：超越危机”，目的不仅仅在于推进更深度的区域合作以应对危机，同时也推进了中国作为这一区域型努力之核心的国家形象。

第三个说法便由此而生。中国在危机时刻作为区域经济的一支领导力量，这样一个有关中国的“软”观念，通过对一项“硬”资源影响力的运用而得到了加强，为了支持东盟国家的基础建设，并帮助他们应对全球危机，中国提供了价值一百亿美元的投资基金。[32]简言之，就实用的物质方面而言，中国作为资金来源国的区域重要性日益提高，如果中国经济获得预期中的复苏，中国就其自身而言也将成为区域生产者们更为重要的市场国（而不再是那种中间市场国）。如果说1997年标志了中国区域经济思维和政策的转折点，那么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则标志着中国将进入一个巩固区域角色的新阶段。

结论

我们可以讨论中国政策发生变化的时间，对一些人来说，是在1989年，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在1990年代中期，或者1997年之后。我们也可以讨论是什么促动了政策变化、以及政策变化又反过来推动了什么，有可能是国际安全方面的考虑促成经济战略发生了变化，以安抚这一地区，也有可能是国内政治、经济的原因推动了中国的接触政策。不过就外交和双边、多边经济合作的积极推进而言，对于这些政策变迁所带来的结果，人们多多少少都存在着共识。我们也应当承认，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能力在某些区域国家激起了特别的反响，比如说，我们见证到了中国同越南和日本就海洋及其相关资源的控制权，所发生的争端。

中国当局正在建立新的国家形象，以使中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角色，人们对这一点并无异议。但是，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中国的区域崛起是以推进一种新的观念立场为基础，而非以对权力和影响力资源的“硬”使用为基础，人们对这一点存有争执。发生这样的争执，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软实力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和理解；确实，有时候，所谓的“软”似乎意味着不使用直接的政治干预手段，尤其是军事手段。形成一种软实力概念，全部的关键点首先就在于区分不同的影响力资源。Nye对于这一概念的最初理解也许已经获得扩展（或者已经被遗忘了），但这种理解确实包含了这样一些元素，他起初是将这些元素作为老式的“硬”国际关系中日常业务的一部分，来加以构想的，也正是这些元素削弱了软实力概念本身的效用。[33]

中国一直在对贸易和投资战略进行战略性的应用（包括限制或者提供市场准入），同时也在双边以及多边的层面上推进外交和经济活动，我们确实可以以此为基础来推断中国的区域影响力。同样，Lampton在考虑“作为FDI的一个主要接受国”的重要性，那就是“拥有全世界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市场，全世界都在为之竞争；并且，中国作为海外投资方的增长力量也要考虑在内，其中包括接近一万亿的美元债务”。[34]但是，如果我们非常宽泛地定义软实力，并在这一非常宽广的范围内考虑上述因素，那就很难将文化（如果有的话）、价值、规范、以及中国模式之吸引力的重要性分离开来，无论我们作出怎样的定义。

只能这么说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此后仅隔十年的全球经济危机，都削弱了人们对他们所感知到的“西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信心，也同样削弱了这一资本主义新式的正当性。人们试图寻找新的规范和监控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要采纳中国的偏好，也不意味着断言中国的优越性。不过，一旦将上述一切同中国所采取的实用性质的行动，比如创设东盟投资基金，联系起来考虑，那么不管怎么说，削弱美国区域影响力的机会一定是增加了。

最后，Ramos对“北京共识”这一观念的推广，有可能帮助、也有可能阻碍人们理解区域关系的动力机制，对此，我们尽可以争论，但是他陈述说，中国仅就其幅员和经济规模而论，就能产生“磁铁般的吸引力”，这一点式富有启发的。[35]或者也正如Frost所说的那样，“单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动力本身就意义重大，并且足以使中国没必要进行明显的外交干预，便可使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利益表示默许”。[36]

这意味着，中国当局没必要以急进的方式做太多或者说太多，也一样能推进区域影响力。只要处理好内部经济问题，并保证持续增长，就足够了。一些本地区的国家，也包括区域外的国家，在建立与今日中国的关系时，往往是以对经济持续增长的预期为基础的，这样预期的理由是充分的，他们往往也根据他们对中国本身的期望来建立关系，这种建立关系的方式恰恰正是中国“非硬性”实力的关键来源之一。因此，在其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资源之外，中国很可能也在他人心目中拥有某种形式的“想象性的”权力。由此，其他区域国家对于中国崛起所进行的构想、以及所作出的反应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权力的一个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