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常常用“惊人”和“剧烈”来描绘发生在中国身上的那些变化，毫不奇怪，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对东亚的感知和政策也经历着急剧的变化。[1]也许很难确定变化的具体时间和原因，但我们将看到，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仍然将它的东亚政策建立在不信任和疑虑之上，把亚洲国家主要看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代理人，而美国在亚洲所执行的对外政策，其要义在中国看来就是阻止中国崛起。今天，中国的决策者们在东亚的区域目标进展方面看到了相当大的潜力，他们感觉到，接触与合作能够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包括与单个区域国家的双边关系、以及多国互动，比如积极推动正式区域组织的建立。地区精英们（尤其是在东南亚）现在开始感觉到与北京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与中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有着更大程度的一致之处，因此也更倾向于接纳或者接受一个成长中的中国区域角色，这是1949年以来不曾有过的。

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其意义非凡，这是很清楚的。但有些问题偶尔将会成为敏感问题，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保持审慎是重要的，比如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区域力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很可能会超越区域的范围。人们时不时地寻找中国威胁论的新材料、人们时不时地强调对此作出回应的迫切需要，仿佛中国已经僭越了美国的力量，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这一地区的秩序。这种理解倾向于低估美国在东亚的剩余区域力量，同时也导致把东盟和单个的东南亚国家视为中国冲击波的被动反映者，缺乏其自身的权威和影响。[2]

人们有时候会得出这样的看法，认为日本已经放弃了区域影响力，把它交给了中国，而中国这一（惟一的）区域经济轴心已经完全掩盖了日本的光芒，粗心的观察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可以原谅的。更进一步，随着中国区域力量的增长，或者感觉上是如此，试图寻找区域平衡的人们便希望印度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希望印度能够改变亚洲背景下对“区域”一词的基本理解。

本文首先非常简要地回顾一个有关中国区域崛起的基本文献，以表明人们对宽泛定义的某些词汇的种种冲突性理解，这些词汇一方面涉及“安全”，另一方面这涉及“政治经济”和“内政”。对政策的差异性理解将显得尤其突出，这涉及到政策何时发生改变、为何发生改变以及“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分等等。这并不奇怪，即使那些分享着基本看法的人们，也往往对中国力量、其影响和意义究竟有多大，坚持不同看法。

文章的第二部分论述中国区域影响力增长的主要原因。尽管对原因、时间和范围存有分歧，但对于中国如何扩展其区域影响力却有着大致的共同看法。焦点多多少少都落在外交和经济驱动的联合作用方面：幅员辽阔这一简单事实、迅速的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流动；与单个区域国家以及东盟的外交接触；积极推动制度化的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而非单纯接受者），中国的地位日益提升。[3]本文不再重复上面的老生常谈，而是把焦点集中于一个更富争议的中国力量的潜在来源，这涉及到观念的重要性、以及推进中国在亚洲的“软实力”。

中国当局正在尝试确立有关中国是什么、代表什么、以及借此如何行动的观念，同时，那些最信服于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崛起的人，也正是那些喜欢把权力和影响的观念因素同物质因素联结起来的人，他们最为急切地希望影响华盛顿对中政策的改变。事实上，中国已经在一些领域中向区域目标大步迈进，对另一些领域的处理也使之有利于中国利益，所有这些都是在现存的框架和规范中运作起来的，比如说，在推进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时表现得比其他国家更“自由”。

曾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看法，认为中国力量的来源恰恰就在于：中国要么已经拥有了这种力量，——不管是以可从外部确认出来的软实力形式，还是以更实在的硬实力形式，要么必将拥有这一力量。因此，围绕中国迄今所作所为的现实，便不免生出忧虑，担心在将来会做什么或者成为什么，这样的担心常常是有充分理由的，这种担心本身也会反过来影响到这个令人担心的力量的创建。

改变中国政策：何时以及为何？

安全日程

来自中国官方的说法一以贯之地重申中国永不称霸的路线，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其他地区。当然，胆敢说出创建霸权的愿望很可能会使反华立场更为强硬。从安全的角度出发，中国区域政策的核心便是阻止任何可能对中国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的联盟或结盟，万变不离其宗。可以肯定，威胁程度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早期相比，是不一样的，那些年代的中国决策者们完全相信，同两个超级大国中至少一个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如果说仍有谁有能力挑战“中国的领土完整”，这无疑便是美国。[4]即使发生实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北京方面也对区域秩序存有一种真实的忧虑，担心如果放任下去不加约束，便会妨碍中国达成国家利益。因此，便有必要同区域国家建立平衡关系，至少也要缓解遏制中国的欲望，使之中立化；[5]也有必要重建此一地区的三角安全环境。

如果军事安全是动机所在，那么政策是何时发生的变化呢？一个通常的说法是1996年是关键年份，在这一年的导弹危机中，美国为台湾提供支持则成为了关键事件。[6]还有人把转折点定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指向中国队睦邻政策的重新确认。[7]ZHAOSUISHENG接受了中国的政策转变主要为大国关系所驱动这一看法，不过他同时指出，中国也越来越意识到与东南亚国家以及东盟的亲善性接触能够很好地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8]比如在安全领域，中国和东盟（无论是成员国还是东盟本身）在处理海盗问题和跨国犯罪问题上都有着共同利益。十年之后，萨斯病毒的爆发也指明了信息分享和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借此可以更好地遏制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如果不说是国家安全的话。“旧的”和“新的”安全考虑便由此走向靠拢，使地区接触成为符合逻辑的战略选择。

对那些视安全困境为区域政策的首要驱动力的人来说，所有别的政策都将是达成区域安全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中国在该地区扩展经济关系由此便被看作是与周边国家建立信任的一种方式，并且从长远来看，也可以确保区域经济的未来依赖于中国的作为。[9]比如张和唐就论证说，“中国一直认定，作为区域经济的市场和原料、技术的提供者，中国将最终成为区域增长的动力所在，这是最好的战略。”[10]Robert Ross甚至认为，就韩国和台湾而言，它们的情况恐怕不仅仅是依赖于中国，“与中国这一经济体相比，韩国和台湾的经济规模非常小，完全将它们吸收进更为庞大的中国经济体是必然的。”[11]双边经济协定的发展增强了中国的这一力量，这些经济协定确保友邻国家通往中国市场，而且一种多边的经济结构也正浮出水面，中国可通过这一多边结构进行“商业外交”，同日本和美国竞争，寻找区域支持甚至主导地位。[12]

国内/经济驱动

经济是手段，安全是目的，这一观念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可。政治经济学家们将关注点放在发生在1997年的区域经济危机上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人们在此认清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中国的经济气运，包括国内的政治稳定，与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事情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可拆解。[13]对一系列的中国思考者来说，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观念在理解全球化的影响方面是有所欠缺的，这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政治和经济动力机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关系。[14]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知上的改变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中国与整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达成这样的理解：接触政策正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如果这样的接触政策能够削弱地域精英们寻求与美国结盟的动力，则多多益善。但是，安全问题专家们一方面将大国政治看作是政策转变的原因，而在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则只是把这样的大国政治看作是由经济驱动而发生的政策转变的一个值得欢迎的副产品。

另有一些人则认为，政策转变的原因更为清晰地呈现在国内政治动力机制的领域当中，尽管有着众多的内部稳定挑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重心始终是保持权位，也就是所谓的“外交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15]这一观点的最著名提倡者是Susan Shirk，在她看来，外交政策只是用来辅助解决内部问题，中国决策者们的不安全感驱动着外交政策，这些决策者们极其担心中国共产党将会遭受与其西方远亲同样的命运。[16]保持内部稳定，一部分是要通过区域接触来确保经济增长，这对于国内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同时也是要确保没有来自外部的挑战，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正可因此获得解脱，全神贯注于平息国内问题。因此，中国在这一地区、以及朝向这一地区的外交动作部分地由经济关怀所驱动，部分地是由体制生存而非国家安全的优先性所驱动，后者表现得更为明确。

改变中国形象

对文献的快速浏览揭示出在感知政策转变的起因和时间方面的重要差异。这些感知方式的焦点都在于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但为什么要这样，各方的回答则大异其趣，这并不奇怪。比如说，Shirk指出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弱势位置，中国担心会出现一个遏制中国的阵线，这将“给中国的内部稳定带来灾难”。[17]其他人则相反地将原因定位于中国日益减弱的受害者观念、以及大国地位自动的内部转移。[18]在这种状态下，“中国不再视自身为时刻面临外部威胁或者处于内部崩溃边缘的国家。相反，中国将视自身为这样一个国家，拥有巨大资源可以掌控这次大转型，也拥有日益增强的能力去塑造环境。”[19]

无论政策转变的起因何在，种种分析都指向中国领导层内部的一项共识，他们都感到有必要改变国家形象，这包括别人如何看待中国，他们期待中国如何行事。中国的决策者们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官方修辞，有时候也包括行动在内，增强了别人对中国作为一支修正主义力量的观感，并由此激发了对于中国崛起的现存忧虑。尽管对于政策变化的原因的本质存在分歧，但对于其可能的后果却有一致的认识。“人们都敏锐地意识到，其他国家会将中国的迅速崛起视为一个威胁，”[20]“中国的外交官们自1990年代以来便努力试图树立中国作为全球好公民以及区域伙伴的良好声誉”[21]“努力消除邻国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22]

任务就是建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或者简单地说就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威胁他人利益，不挑战现存的全球秩序，为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实际上也意味着全球经济）繁荣提供机会；或者用Robert Zoellick在2005年的话来说，就是使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股东”的形象出现于现存的国际秩序当中。[23]改变形象的尝试部分地通过国际关系实践上的改变来实现，比如2003年加入东盟友好与合作条约、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等。中国在亚洲经济危机中“负责任”的行为也被看作是政策转变的重要信号。[24]

也存在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试图创造一种将中国变为负责和友善的话语体系，人们时常称之为“公共外交”、“国际政治市场”、建设“声誉资本”。[25]这是一项有组织的工程，试图确立经过筛选的中国国家形象，Kurlantzick首当其冲地称之为“魅力进攻”。[26]这个目标之大成，部分是通过提拔一批新的外交官员，部分是通过设置地区外交站点：这些外交官通晓驻地的语言和文化，所担负的任务就是在与当地的交往中树立中国的国家新形象。

推进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可以达到同一目的，非常高调的“和平崛起”观念由江泽民于2003年在博鳌论坛首次提出，作为对“中国威胁论”的直接回击。[27]不过这一别致的术语很快便冷却下来了，部分地是因为，与崛起的和平本质相比，“崛起”所吸引的注意一点都不少，取而代之的是“和谐世界”的观念，有时候也叫作“和平世界”或者“和平与发展”。[28]不过中国作为一支友善、和平和增长力量的基本观念仍然完整保留下来，并且成为一项中国领导人不愿意错过任何机会加以确认的消息。

我们也不应当忽视中国当局在推进中国文化国际化方面所作的细致努力，比如通过各种节日庆典以及“中国周”等形式。Shambaugh认为，教育他人是一种重要手段，借此可传播价值、确立对中国的愿望和目标的同情、并增进吸引力。[29]Sheng和Saunders采纳了一种稍微不同的思路，将重点放在中国对汉语的推广上面。语言的扩张主要由投资和贸易驱动，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在中国国内做生意，也在于同整个地区的华人做生意，不过上述二人也指出，语言扩张的副效果之一便是增加人们对宽泛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兴趣。[30]

中国作为“另一个选择”

我们由此便击中了当代中国政策的关键所在：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支现状力量，中国又在多大程度上针对现存的模式和规范提供了别样的选择。汉语言在海外的扩张是由汉语言国际协会组织的，人们可能更熟悉它的中文简称，即所谓的“汉班”。汉班的责任之一就是在海外推广儒家经典，将历史人物人格化为中国的国家形象，这并不是偶然的。当前时代的政治秩序对于中国所要达成的目标而言，造成的麻烦可能要超过附带的优势，有鉴于此，对中国历史的讲述，仍然是一种充满诱惑力的办法。

在评估汉语言文学时，Li Mingjiang指出，“传统中国文化被挑选出来…‥作为中国软实力最有价值的来源。”[31]芝加哥协会就软实力问题在亚洲所做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这项调查指明了“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深深尊重”。[32]Sheng Ding认为，中国目前对新的、和谐世界的强调，其根源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中发现或者创造出来，通过有选择地将孟子、孔子、道家、孙子以及别的思想资源联合起来加以使用，就不难做到这一点。[33]

当然，阅读历史是富有挑战性的。比如，Dirlik就质疑中国历史上国内社会的太平本质：“从历史上来说，有关和谐和互补的陈词滥调抹煞了中国社会中劳动冲突、妇女斗争、以及种族压迫的全部历史，而这样的一个中国社会却刚刚经历了现代历史上最庞大、最痛苦的革命之一。”[34]Cohen则更关注对外关系方面，也更关注中国对区域力量的不那么“软”的使用，他指出，“在历史上，一个强大的中国曾经残酷地对待弱者。”[35]

重写历史以便服务于今日之用，这并不是惟独中国才有的习惯。尽管在范围方面存有争议， Yoshihara和Holmes还是指出，“历史叙述”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投射软实力的一个主要驱动器，通过同历史先例建立联系而将当前的实践正当化，有时候这种联系也不失想象的成分。在他们详细的案例研究中，这种办法恰好可被用来证实中国当前的海上政策，在这个案例上，人们习惯于回溯到15世纪早期由郑和领导的船队所进行的和平的海洋探险。[36]Wang Hongying和Yeh-Chung Lu指出，借助于“对19世纪鸦片战争的片段记忆”，中国当前政策的“古代”历史根源得到了巩固，中国由此首先确立了和其他区域国家共同分享的西方殖民经验，紧接着中国便强调了中国权力“不同于”从前的（西方）列强这一观念。[37]

中国创造了一种关于历史上区域秩序的观念，这一秩序昌盛之时也正是中国国力强大并处于领导地位之时，通过这样的创造，我们便也处在了一个中国式的观念说服的新时代，而“创造”则是一个重要的词汇。中国推广其价值，很可能推广到区域范围之外，这主要是通过参照一个过往的理想化黄金时代，其回溯形式要么是东方主义，要么是“反面的西方主义”，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中国的价值往往以与西方所代表的一切（这主要是通过阅读美国得来的）相反的方式加以描绘，仿佛镜中的影像一般。历史上中国对和谐、和平以及美德的诉求，似乎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别样选择，而西方的霸权恰好曾使这一地区遭受过劫难，无论是19和20世纪的殖民统治，还是更晚近以来所强加的西方经济和政治规范。[38]

一项声明：国家工程与知识话语

尽管Dirlik对有关和谐的陈词滥调进行了尖刻的评论，但他的作品仍然关注于重新定义以及重新发明儒家教义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之外，因为这是一种手段，可使民主资本主义重新找到归属，以作为对西方全球规范之主导权的反应。懂得这一点，并学会就一下两方面进行区分是重要的，一方面是创造一种有关过去的观念以服务当前的官方政策，另一方面是为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所作的智识努力。后者意味着一个持续的进程，去思考或再思考中国身份的本质，人们感觉到这一身份正在遭受要么来自全球化（不管怎么定义）、要么来自西方文化霸权、要么两者都有的威胁。

很难将这一进程确定下来，并将其塞进一个单一的学派或者方式当中。“新左派”这一术语已经得到了相对广泛的使用，指涉那些强调脱离社会主义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的人士，新左派建议走另外的道路，不要将全球化视为促进发展的手段而拥抱之。[39]不过并不是所有那些评论家们都关注经济模版，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尝试超越“左-右”的两分法，转而寻求一种对现代性的独特的中国式理解。[40]Guo Jian指出，“中国的后…论者”的主要目标“就是解构对中国的西方式认知，同时去探索重构中国文化身份和民族主体性的各种可能性”[41]。他们做这件事情，实际上也就在从事一种类似于国家工程的项目，以新的方式向外部听众描绘中国，不过就方法、知识论和本体论而言，它们是各自非常不同的进程，不应当将其弄混淆，也不应当将其融合进某种单一的中国式历史再思考当中。

国际规范与（非）道德

中国道路为现存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别样的选择，这是建立在四座主要的外交支柱之上的：奉行多边主义政策，联合国在其中作为全球安全的保证者而发挥核心作用；以协商和对话、而非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奉行全球经济发展，其中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以促进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一种包容精神”，承认所有社会和文化都是全球秩序中平等和共存的参与者。[42]

简言之，中国看重一种民主的国际秩序，不看重那种美国式和平之下的单一霸权。而且，中国对于国家主权有着终极的尊重，不会把自己的价值和政策强加在他国身上。中国强有力地重申，在处理与他国关系问题时，中国没有一个规范表，这与美国以及更为宽泛的西方形成了鲜明对立，这一“反规范”立场本身实际上也正成为了一种规范。这是对某种新国际关系规范的推进，这一新规范实际上也同样是旧规范，它要么是对中国历史的再创造，要么就在维斯特法利亚主权体系中自有其设定的基础。

Gill指出，关键之处在于，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为中国崭露头角的安全外交开启了新的成功机会”。[43]除此之外，还伴随着向内的转向，更关注经济事务，[44]美国的作为和不作为都创造了一种中国外交可以尝试占领的空间，其范围不仅仅现在只东亚地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一外交空间的开创有赖于现存列强道德权威以及吸引力的衰落。就像一位澳大利亚官员所说，那是一种“负面的软实力”，有时候，只要不作美国就足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45]

Kang指出，这一点对东亚尤其重要，因为它加强了一个“不同的”亚洲的观念。在这一地区主导型的文化倾向中，对等级的喜爱甚至热望乃是构成要素之一。亚洲人因此很契合于回归中国中心论的等级式区域秩序观念。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亚洲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反应就是以某种形态的软实力为基础的；只不过这一软实力的根源与其说在于当代中国国家，还不如说是在于创造一种历史上的儒家世界秩序、以及创造一种可以伸展进当代社会的国际关系结构。[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