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欧和波罗的海的欧盟新成员国

中欧的欧盟新成员国与中国相比在吸引FDI方面表现如何？它们是否也能转变为欧盟企业的出口平台，或者成为另一个“世界工厂”？东欧国家与中国相比有哪些优势？西欧国家企业向中欧地区去本土化的前景如何？

现有的统计数据以及关于企业意向的调查清楚地表明，FDI项目——实际上以欧盟15国为主——是由寻求市场驱动的（即目的主要是在当地市场占据一定份额）。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新欧盟成员国目前的市场规模还不够诱人：它们所涵盖的总人口为7500万人，人均收入仅为欧盟15国平均水平的48%。不过，新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是4-5 %。这绝不是难以置信的增长速度，或者与中国相比，不过这个速度超过了欧盟15国普遍预计的2%的增长速度。包括消费品和设备在内的许多需求在新成员国尚未得到满足，而在欧盟15国已经饱和。这反映在欧盟15国的贸易平衡相对于新成员国一直保持盈余上。

2003年，欧盟新成员国的FDI流入量与前些年相比急剧下降，但是这种低迷主要是因为金融和公用事业部门的私有化进程已近结束。但是，由于加入欧盟，未来的FDI流入量预期会上升，截至到2004年5月1日，由于“欧盟法律”转化为国内立法，这些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对外国企业的监管架构（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欧盟新成员国吸引FDI的重要有利特征在于，这种投资潜在的地理范围非常广阔。由于这些新成员国现在属于一个统一的欧洲市场，从一个新成员国（如匈牙利）向另一个新成员国或欧盟15国输出商品将不再有进口税。大量可能制约国家间交往的变量现在已经统一起来。

来自欧盟或者来自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如果试图覆盖大部分欧盟市场，可以选择在欧盟新成员国本土化，如果投资和开办企业的成本比其他国家更低，并且目标国市场很容易进入。雪铁龙-标致（PSA- Peugeot）和现代在斯洛伐克建立工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不仅服务于当地市场，而且服务于邻近国家的市场。

这使得我们转向了成本最小化型的FDI。在这个领域，中欧国家表现出了一系列比较优势：

*尽管工资已经提高了（从匈牙利可以看得出），但仍然比西欧国家低得多，而且差距还需要许多年才能消除。但无可否认，中欧国家的工资水平已经高于中国，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作为目的地，欧盟新成员国距离高收入的西欧国家市场更近，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可以提供接近市场销路的产品和小批量的商品，而中国为大规模标准化商品的生产提供了生产平台。

*欧盟新成员国与欧盟15国之间的文化纽带比中国更强。不过，中国具有较高的语言和民族同质性，而欧盟新成员国通常是小国，在语言上非常多样。但正如强调的那样，欧盟新成员国在商业活动的监管架构方面与欧盟15国日益相似。作为欧盟正式成员，它们参与到了政治上统一的欧盟实体的建设过程中：这种联系有利于新老欧盟成员国的企业之间的合作经营。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欧元区的前景将会进一步促进欧盟新成员国的一体化进程——这个要素显然是中国所不具备的。

*工人从总体上看拥有相当高的技能；尽管他们的生产率仍然较低，但通过适当的培训和更新式的设备，可以得到迅速提高。但是在中国，人们渴望获得就业机会，学习更多是一种补充因素，除非潜在管理者供给不足。

*最后，分散化生产在从欧盟新成员国向德国的出口中已经占有相当高的比重（Kaminski and Ng, 2001），而且在欧盟新成员国还会继续发展，这得益于1998年制定的所谓的泛欧原产地规则。根据这一安排，为了从优惠性进口待遇中获益，每个参与国家的附加值比重可以加总。来自中国的部件将不会享受这种优惠待遇，仍然要执行欧盟的进口关税。

最近的一项研究详细分析了外迁到欧盟新成员国，或者外迁到东盟国家、中国或印度带来的成本节约，这项研究认为，在许多工业部门（大型家用电器、家具、轮胎、钢铁产品、机动车），迁往欧盟新成员国会节约更多的总成本。中国则在电脑/笔记本、相机、平板电视等行业的生产成本较低（Waddell, 2004）。

五、外迁的影响

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开放”以及中欧的欧盟新成员国加入欧盟，为欧盟15国和第三国企业在这两个地区建立生产平台，或者以低成本寻找本地供应商，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本文开始部分界定的外迁现象：在母国的产量减少，就业机会丧失，产品由低成本国家生产（或引进）。在第二种情况下，（更为间接的）影响可能也是一样的：国外生产的商品优于国内生产的商品，可能同样会迫使母国的国内企业倒闭。这两种情形存在差异：如果出现外迁，外迁的收益最初是归国内的母公司所有，它通常会生产将部分生产流程迁往海外是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而在第二种情形下，离岸外包使得生产所在国获益，因为当地的生产者获得了利润。应该补充的是，在西方世界，连锁店等大型进口企业经常采取离岸外包的形式。

乍一看来，上文的论述对于出现外迁的高收入国家而言意味着灾难性的后果。但是，这种推理是错误的，因为它描绘的是一个零和世界，忽略了一个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者所熟知的基本事实，即自由的国际贸易增进了参与其中的国家及其人民的整体福利。事实上，商品和服务可以由成本最低的生产商提供。而且，如果生产成本越低，消费者的价格也就越低，后者可以享受到实际收入的增加；由于价格下降所节省的开支可以用于其他项目的消费，由此促进有效需求，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生产资料由此向前景更好的行业（朝阳产业）重新分配，使得新就业机会的工资高于那些不再能够维持国际竞争的行业（夕阳产业）。

人类历史中有大量证据表明开放性的贸易环境所带来的好处。最近几十年来，实行制成品出口增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比那些仍然坚持保护性的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发展状况更好。这样的“经验证据”（不仅是在亚洲）为一些贸易理论家的分析提供了支持，比如巴沃蒂（Bhagwati 2004）强调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盛行的高度保护损害了自己的消费者（较高的价格）及其国内生产者（他们完全被排斥在国际竞争的积极影响之外）。

矛盾的是，尽管国际贸易理论的优点已经得到了坚实的证明（除了少数假设存在例外），并且得到了普遍接受，然而保护主义倾向和政策仍然盛行。这个矛盾可以解释的不对称性和不同步之间的利益和成本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不对称性和不同步性或许可以解释这种悖论。贸易模式和产能所在地的转变给公司以及国家造成了产出和就业方面的直接损失，由此带来了对工业或服务业进行结构重组的“调整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保护主义措施的主张就变得甚嚣尘上。外迁的痛苦直接涉及到贸易商品或服务价值链上的工资组成部分，而这关系着受影响的企业的工人和雇员的生计。它们对那些必须寻找另一份工作的人施加了“重新调整的成本”，也给社会施加了成本，因为政府必须对这部分人提供支持。自由贸易的好处是缓慢扩散给大量消费者和其他用户的；但是这种好处是持久的，而重新调整的成本只会出现一次。

生产能力向低成本地区或国家迁移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新意。在中世纪后期，位于布鲁日以及尼德兰南部其他城镇的纺织工业（当时尚未实现机械化）就曾向周边农村地区迁移，这些地区的人们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城市纺织业很不稳定，经常出现地域的迁移”（Van der Wee, 1975）。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欧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容易实现自动化的服装业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就业机会；企业为了生存将劳动力密集的活动迁往成本较低的国家，或者开发新成品或高质量产品。原来在安特卫普南部进行的钻石抛光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迁往孟买。欧盟15国中大部分国家的家具、鞋和玩具的生产显著缩减，尤其是在就业方面。

今天，外迁基本上表现出同样的模式和动态特征，但这种现象正在加速，这是因为更为廉价的国际通讯手段、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全球竞争压力加剧，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中国、印度近年来积极登上世界舞台，而欧盟新成员国加入了欧盟。

如今，外迁的例子在媒体上比比皆是，尽管我们对这种现象还无法做出全面的解释。韩国和台湾地区多年来在电脑硬件行业确立了强有力的地位。随着工资和成本的上涨，它们将一些简单的任务（如组装）大规模地转移到了中国大陆（Deutsche Bank Research, 2003）。墨西哥的边境加工出口工业区计划已经丧失了大部分吸引力，尤其是家用电器——许多企业迁往中国（Lowe and Kenney,1999）。近来，飞利浦将会计事务部迁到了罗兹（Lodz）——波兰的传统纺织中心。不过在同一时期，纺织企业从罗兹迁往罗马尼亚（Le Monde, 24/1/04）。

总体而言，在现代国际经济中存在的激烈竞争削弱了潜在的垄断收益。从激烈竞争的现实假设来看，总体福利的这种改善很容易在经验上得到证明。因此，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的鞋类和衣服的实际价格下降了30%（The Economist, Oct.2, 2004）。目前白领工作也普遍外迁，比如迁往印度，但最终的全球收益并没有从根本上降低，尽管工资在总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大大高于鞋类甚至衣服生产。不过，收益扩散的过程非常缓慢，而且不太透明，容易在遭受就业损失的母国激起强烈的反对，

低成本的生产国和西方公司的母国双方的初始收益似乎对后者更加有利。麦肯锡（McKinsey 2003b）计算了外包到印度的商业服务的收益。每花费一美元，印度的净收益（主要由工资构成，但也包括印度的供应商的销售和政府收入）仅仅有33美分：即便是印度熟练工人的工资也不高。那么，美国的收益达到67美分，这主要来源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降低以及资本提供者的收益提高。此外，如果服务是由子公司提供的，后者还要向母公司支付红利，而且可能从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同一篇文章也提到，美国的间接好处还来自于员工重新分配了报酬更好的工作，可能达到45-47美分。尽管从长期来看是成立的，但是这种乐观的前景淡化了对解雇雇员进行安置带来的困难和痛苦。

六、对欧盟15国经济的广泛影响

最后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在工业生产能力以及商业服务加速向低成本国家外迁的背景下，面对公众的普遍疑虑，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尤其是欧盟国家的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此只能尝试着做一些笼统的讨论。

1、人们不应忽视，今天的FDI仍然主要是寻求市场型的。如前所述，即使是在通常情况一样，仅靠出口无法打开外国市场，而需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这样的海外投资不会破坏本国的生产能力和就业机会。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投资增强了本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竞争地位，甚至是创造了有限数量的额外工作机会。

在此背景下，值得再次强调的是，零售银行业务等非商业性个人服务（意味着有必要与客户直接接触）必须通过FDI在海外提供；而且，在出口和FDI方面，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相对份额都在上升。

2、与第一点直接相关，着眼于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西方国家企业对新兴市场出口或者进行投资有着诱人的前景。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发展迅速、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也逐渐关注印度（还包括中欧的欧盟新成员国）。在这些竞争相当激烈的市场上，欧盟15国的企业并不能确保有利地位。

3、那些抨击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低工资水平的人往往忽视了低工资水平的种种原因——尤其是适度的生产力水平——是由经济逻辑驱动的。批评这些国家的低工资水平是不公平的，这实际上是它们与达到较高人均收入水平和拥有先进工业基础的国家竞争时为数不多的筹码。

4、谴责或反对国内企业FDI外流的社会各阶层、压力团体和政府应该注意到，对于其他贸易伙伴而言，一个国家在阻碍外包的同时积极争取内包的做法既不协调，也无法接受。

5、保护主义的要求，更具体而言限制向成本较低的经济体外包，尽管可能得到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支持，但充其量只会是反复论战。这样的要求在短期内也许能舒缓重新安置劳动力的痛苦，但除了高昂的财政负担，它们无法扭转生产力增长缓慢的经济体在国际竞争力上的结构性损失。

6、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敦促那些在国际经济中已经扮演了显著作用的国家方面尽管具有合理性，但正在高筑保护壁垒来保护国内产业。然而，本文讨论的两个领域已经不再是高度保护的。中国在加入WTO的过程中将进口关税和非贸易壁垒降低到了适度的水平，而欧盟新成员国正在执行欧盟温和的对外关税。

7、西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趋势已经有几十年，目前仍在持续。这种发展趋势应该适当确定。按绝对值计算，整个工业部门的产出在过去20年增长了40%。但与服务业相比，其在GDP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下降。考虑到商业服务的“外部化”，如果在统计上重新分类，工业部门的相对比重还会进一步降低，第二节已经讨论了这一点。由于不断发展的自动化，整个工业部门的就业一直在稳步下降。不过，服务业创造的3600万岗位超额补偿了过去20年间损失的700万工业就业机会（Commissioner Lamy, 2004）。

8、就工业部门的空间分布而言，制造业活动向海外转移的外包趋势尽管不是一种全新的现象，但是在今天聚集了更多的发展动力。一些大型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近来提出了（甚至吹捧）“无厂公司”的概念，在这种公司里，简单产品的生产被转移给低成本国家的分包商进行，而“高素质”活动（研发、设计以及新产品创作）仍然在公司总部和母国进行。

但是，有关西方国家的工业生产注定衰败的预言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即便在西方不被认为是“朝阳产业”的那些部门，比如纺织业，许多企业仍然在产品和流程的创新上保持着优势——比如工业纺织和地毯制造。另一方面，有关发明、创新和高科技仍然是美欧的禁地的观点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中国正在大踏步地掌握高端技术。西方国家的企业在制造业活动外包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可能丧失其技术优势的风险，这种风险或者是因为分包商迅速攀上了“学习曲线”，或者是因为非法伪造或剽窃。

9、仅仅关注工业部门可能有些目光短浅。

经济活动将越来越多地需要一个规模庞大而且仍在继续扩张的服务业，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比如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需求。在那些被称作后工业化的社会（还有些为时尚早），就业机会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服务业——当然，与业务相关的服务外迁到比如印度等国家表明，许多被认为牢牢扎根于本国土壤的服务现在也可以转移到遥远的境外。当然，服务的创新仍然大有可为。

10、世界经济加速变革使得企业在一个不断扩大的世界存在广泛的机会，当然面对着激烈的竞争压力，也面临着威胁。这本身就促使它们寻找低成本的生产平台。但是，在今天的知识经济中，在另一条战线——积极主动创造新产品——上的斗争更显得至关重要。

11、积极主动地适应快速变革中的全球化经济的需要也给社会及其政府带来了挑战和艰难抉择。只有当西方国家有能力对新的发展和地缘政治的变化作出灵活反应，并且以具有前瞻性的方式加以应对，这些国家才可能维持其高福利水平以及较高的国际地位。这种优势已经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对迅速变化中的世界的敏锐认识应该得到广泛普及，以促使国家的政府——在欧盟架构内更加紧密地合作——采取行动，对公众舆论有所准备，制定一些痛苦但至关重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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