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描绘和分析“去本土化”（delocalisation）现象，尽管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但在一个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的世界里无疑加速了。文章将关注中国以及欧盟新成员国。本文将同一国家内部的分包生产归为外部化，而“外包”是指向海外转包生产，通常是转向低成本国家。文章考察了两种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类型——分别是由寻求市场驱动的FDI和由追求效率驱动的FDI。近年来，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FDI资金最重要的接受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刺激了外国企业（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的热情。许多服务行业向外资开放似乎拉开了新一轮FDI投资，比如大型连锁超市的投资。就FDI而言，中国处在最有利的位置，即将低工资、低成本与诱人的巨大国内市场（无与伦比地？）结合在了一起，确实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与之匹敌。中欧的欧盟新成员国与中国相比在吸引FDI方面表现如何？它们是否也能转变为欧盟企业的出口平台，或者成为另一个“世界工厂”？由于这些新成员国现在属于一个统一的欧洲市场，从一个新成员国（如匈牙利）向另一个新成员国或欧盟15国输出商品将不再有进口税。大量可能制约国家间交往的变量现在已经统一起来。对于西欧市场而言，中欧国家在吸引成本最小化型的FDI方面也表现出一系列比较优势：与西欧国家的市场距离较近，非常低的工资，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和加入欧洲货币的选择，拥有高水平技术技能的工人，以及分散化生产的范围由于统一市场而蓬勃发展。

【作者简介】西尔维·普拉斯切特（Sylvain Plasschaert）教授任教于安特卫普大学和鲁汶天主教大学。他的教学和著述的范围涉及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多国公司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他也曾担任世界银行的职员，为世行和其他国际机构担任经常性顾问，主要涉及公共财政和税收政策。

一、引言及概念澄清

外迁（relocation）是“去本土化”（delocalisation）的同义语，与“外包”等词语联系在一起，这种现象在西欧国家的公众舆论中激起了强烈情绪和激烈的政治辩论。人们担心生产能力日益转移到低成本国家，从而导致西欧国家（以及美国）出现产出损失和失业。如今被称作“世界工厂”中国已成为众矢之的。10个新加入欧盟的成员国也激起了有关去本土化的担忧。最近，印度作为西方国家IT服务供应商的兴起也加剧了这些人的担心。产业活动和服务活动有可能流入的国家并不止这些。

本文试图描绘和分析“去本土化”现象，尽管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但在一个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的世界里无疑加速了。我将主要关注中国（第三节）和中欧的欧盟新成员国（第四节），在产业或服务行业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出来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与中国是竞争对手。文章简要比较了这两个地区的相对优势和劣势。第五节和第六节考察了外迁的总体影响及其对欧盟15国的意义。

我们首先有必要做一些概念上的澄清。事实上，只要欧盟15国的一家企业宣布将在国外（比如匈牙利和中国）设厂，西欧各界就会把这看作是一种（有害的）去本土化——即便新厂仅针对“东道国”的国内市场。显然，而且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外迁意味着完全从“母国”转移到东道国；或者更准确而言，关闭在母国的生产能力，同时在“东道国”建立这样的生产能力。因此，外迁意味着以往母国和国外市场都由国内生产基地供应，而以后海外市场甚至国内市场都受到低成本经济体生产的产品的侵蚀。

正如第二节将会解释的那样，FDI的大多数类型和案例都不符合这种定义，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外迁。在有关去本土化的激烈辩论中使用的其他术语也需要仔细界定。这尤其适用于“外包”，这个概念的意涵是一个企业确保其成品或中间投入由设在低成本经济体的生产部门供应。然而，严格地说，外包意味着一家公司将生产过程的某些环节或一些“服务”委托给外部公司。后者并不一定位于外国（海外）。其实现在有许多公司调整了其核心业务的运营，把大量活动（如装配线零部件的及时供应，或IT设施的管理）转包给外部专业公司，比如天地物流公司（TNT  Logistics）、埃森哲公司 （Accenture）或计算机科学服务公司（Computer Science Services）等。为避免混淆，我将同一个国家内部的转包生产称为“外部化”（externalisation），而用“外包”指向海外转包生产，通常是向低成本国家进行转包。

同时应该强调的是，在东道国从事这种转包生产的实体既可以是国内企业，也可以是跨国公司自己的子公司，或者是在法律上独立的企业。有人也许会说，不仅工业跨国企业能够担当委托人的角色，大型销售连锁店在向低成本国家的国内生产商获取供应时也会担当这种角色。

国际商务中的另一些现象也带来了术语使用上的混乱。其中之一是在西欧国家（甚至在中国）出现了不可否认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趋势，这种趋势反映在就业方面，虽然不是在工业部门的产出效能方面。工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就业方面的比重逐渐萎缩，这得益于服务业的发展。另一个不容置疑的趋势是国家间的经济日渐相互渗透，甚至超出了正式的一体化规划（如“自由贸易区”或欧盟式的经济联盟）。在一个迅速全球化的世界上，这种趋势使得一些国家经济的开放度增加。

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分类

去本土化涉及到国家之间生产能力投资场所的转移。简要分析FDI的驱动因素及其类型可以让我们在当今国际经济动态发展的广阔架构内认识去本土化现象。因此，我在这里考察了两类主要的FDI，即分别由寻求市场驱动的FDI和追求效率驱动的FDI。

（一）寻求市场型FDI的重要性

有关FDI流动的统计数据库测量了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的财政来源，其中包括三项：（1）母公司的股权，母公司至少持有子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2）海外子公司的再投资收益；（3）公司内部贷款或公司内部债务交易。

该数据库来源于截至当前的国际收支数据，应该说明的是，第五小节的讨论表明，大多数FDI的动因都是寻求市场，大约占整个FDI流动的80%左右。它们的基本意图是在目标国或所在地区占领对其产品或服务的那部分需求。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何FDI仍然以高收入国家之间为主，也解释了中国尽管人均收入较低（仅约1000美元），但其令人瞩目的经济表现和庞大的潜在市场吸引了大量FDI流入。这些企业最有可能进入外国市场的方式是从母国输出商品。这种方式比在东道国建立自己的生产部门更为简单易行，后一种方式需要自己承担所有的投资成本，也需要遵守在东道国建立新的合资企业的许多规定。但在许多情况下，优先选择的是通过出口渠道进行的FDI进入模式。

因此：

* FDI通常是成功的出口带来的自然结果。当在东道国销售出现大幅增长，需要额外的生产能力以满足需求的增加，在东道国国内建立这种额外的产能通常是最好的选择。不过现如今，这种从出口到FDI的传统次序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模式，因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时跨越式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见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正如下文所提到的，这在大多数服务业部门是必然的情况，不过也同样出现在了工业部门。

*当成品的进口关税过高，通过在受保护的东道国市场建立自己的子公司来“逃避关税”是一种经常性的应对方式。尽管这种动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口关税壁垒高筑的时代非常盛行，但现在已经不大适用，因为工业品的关税壁垒由于历次多边国际贸易自由化谈判回合以及流行的贸易战略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而明显被打破。今天，欧盟国家以及中欧的欧盟新成员国的关税壁垒已经不再是从这些地区之外进口商品的重大障碍。中国甚至早在实际加入WTO之前就已经大幅削减进口关税，也已不再实行高度保护的政策。

*然而，即便在国际贸易已经摆脱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情况下，比如在欧盟内部，一家国际性公司通常也要建立自己的子公司，以便通过更好地提供售后服务来提升自己在其他成员国的地位（Franko, 1976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不过，由于单一市场的出现，欧盟内的跨国公司通常将生产单位的地理格局变得更加合理，这些生产单位已经不再服务于单个国家，而是覆盖了更大的区域。这种生产能力的产品化分配也扩大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动，而且这种流动主要发生在同一家跨国公司内部，由此产生了大量公司内部交易。

*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主要讨论的是最终产品的流动，然而，国际贸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涉及销售给终端产品生产商的中间产品。因此，零部件供应商往往会追随一家在某个国家生产的主要客户。由此，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中心的出现使得大量外国分包供应商聚集到了同一地区。同样的现象在中国也很明显。

*在寡头垄断市场上，如果一家大公司的FDI进入到某个国家，其竞争对手也会采取类似的举动。汽车产业提供这种反应的范例，即便是在南美这样规模很小而且实行保护的市场上也是如此。今天，几乎所有主要汽车制造商都已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它们“不能不存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尽管在中国对汽车的需求快速增长，但已经出现了生产过剩。

*最重要的是，向最终消费者提供服务的必要性意味着在东道国本身存在着外国直接投资者。大多数服务的“生产”在空间和时间上与最终用户的“消费”是吻合的——仅仅是因为必须以客户自己的语言来接触他们。因此，在中欧，共产主义时代的国有银行通常被来自欧盟15国的银行收购。在中国，直到最近外资银行才获准收购国有银行一定份额的股权资本。在发达的经济体中，随着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相对份额提高，服务行业的FDI在数量和规模也会增加（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今天，大多数国家都渴望成为外来直接投资的“东道国”，这种情况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真正竞争正在展开；在这场竞争中，国家铺起了红地毯，愿意改善“投资环境”，给予税收和其他优惠。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出现在了中国以及本文关注的其他地区（即中欧的新欧盟成员国）。

寻求市场型的FDI外流在母国的公众舆论中并没有激起太大的反对声音。尽管它们通常意味着出口不再能占领国外的市场销路，国内产量也不会相应地增加，但它们显然不会导致国内生产规模的缩小。此外，它们增强了国内企业的盈利能力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最后，管理海外合资企业为公司总部创造了一定数量的额外工作机会。

（二）对政治敏感的成本节约型FDI

母国的公众反应更加敌视由“追求效率”驱动的FDI外流，或者更直接地说，由降低生产成本尤其是降低劳动力成本驱动的FDI外流。必须说明的是，“劳动力成本”这个概念并不是指工资水平，而是由劳动力的生产力水平衡量的工资，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低于高收入国家，因为工业生产流程使用的是老式的技术。我们还应该注意，除了劳动力成本之外，其他变量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比如政治稳定、廉洁的政府和官僚机构、完善的基础设施（包括电信）。

在严格意义上，去本土化主要涉及这种成本节约型的FDI。在工业部门，相对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比如玩具、服装和鞋类等提供了主要的例子。从20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生产已经降低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正如赫莱纳（Helleiner）教授在1973年的分析所表明的，生产已经从工业国家向突尼斯、前南斯拉夫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马来西亚、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转移。与此同时，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已经向明显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工业生产升级。作为美国的邻国，墨西哥的边境加工出口工业区计划（Maquiladora scheme）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密集型的FDI。在邓小平实行“走向世界”战略之后，尤其是在1992年以后，中国也成为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国家——本文第三节将对此进行分析。中欧的欧盟新成员国在摆脱了中央计划型经济之后也试图吸引这类投资；正如第四节所讨论的那样，尽管它们手中握有一些强有力的王牌，但它们还没有吸引到太多劳动力密集型的FDI流入。

即使对于一些更为复杂的产品，也在海外寻求降低生产成本，只要一些部件需要体力劳动进行。因此，在20世纪六十年代，飞兆半导体（Fairchild）、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和摩托罗拉（Motorola）都依靠它们自己在东亚的分支机构或独立供应商进行了激烈的竞争。电子行业科技的迅速进步以及新产品相对较短的生命周期迫使它们在低成本地区大规模制造这种产品（Chang , 1971）。

诚然，这种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通常很小，因为它们是在所谓的“加工贸易”内进行的。总而言之，FDI流入到了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中，对于那些成功吸引了投资的国家而言是有利的，而且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进一步工业化的过程中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些投资给非熟练工人带来了工作。当加工由地的分包商而不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进行时，东道国获得的经济效益甚至更大。东道国必须给进行投资的企业提供财务和其他方面的优惠措施。此外，在一些不受选址限制的行业，比如服装业，一旦工资上涨，国家将很快就会失去其相对优势：投资者很容易就会投向另一个工资更低、生产水平令人满意的国家的供应商。

（三）分散化的工业生产

近来的研究（World Bank 2003; UNCTAD 2002）表明，“分散式”生产如今已经成为直接投资流动中增长最为迅速的部分。生产过程因而被分摊给多个生产单位（而且由非关联性的分包商经营），这些生产单位位于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比较优势——或者是在最后的组装阶段，或者是在制造部件的中间环节。这种生产模式导致同一类产品内部出现了大量的跨国交易（=产品内贸易）。如果分散化生产仍然停留在同一企业内部（通常是这种情形），这样的贸易甚至就成为企业内贸易。中欧地区的欧盟新成员国以及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都大量参与到了这种“国际分工”新格局之中。

（四）服务业向低收入国家去本土化

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最新发展是，外迁的服务是某个产业或服务业务日常运转的一部分，比如呼叫中心，客户名录的后台办公处理，甚至是软件编程。文件的数字化和实时传输性使这种离岸外包在技术上非常便捷。

 本文第一节已经提到，企业往往倾向于将这种“与业务相关的服务”“外部化”，将它们委托给专业公司。对于那些并不取决于国家的管理环境（比如财务问题），而且已经标准化到了有章可循的地步的服务，比如“工作任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为工人可以按照常规处理的一系列规则或指示”（Garner, p.16），这样的外包可以直接交给附属子公司或当地的非关联企业。

这两类供应商如今在印度都非常普遍，尤其是在班加罗尔和海德拉巴。工资收入较低的熟练工程师供应充裕，往往接受低于其资格的工作，并且使用英语作为与英美国家的投资者沟通的媒介，这些解释了印度的成功之道。其他一些国家也成功地提供了此类服务，或者正在努力尝试。我们很难评估这类商业服务外迁的范围以及由此给母国带来的就业机会损失。

零散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这种现象仍然相当有限，即使在美国比在欧盟开始更早，不过最近的分析预测这种趋势将会加快（Garner, 2004; The Economist, 2004）。考虑到这类与业务相关的服务的生产成本在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往往能够节省大量的成本。

（五）国际生产联系的非股权形式

正如第一小节所提到的，有关FDI的统计数据的构成是根据母公司对其海外子公司的财务贡献来判断的。但是，这种做法低估了离岸外包的程度——将生产能力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因为它没有计算离岸目的地的外包，即相对可观的产出是由独立的本土企业制造的。

一系列非股权形式的投资——比如分包生产、管理合同、承包安排、特许经营、产品共享和许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彼此合作的业务部门，即使并没有正式参股。但是在有关FDI的统计数据中，只有少数非股权形式的联系以技术使用费和许可费数据的形式得到了间接体现（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在本文中已经提到了不少这类非股权形式的国际生产联系的例子。但现在，这种跨境的网络式生产格局已经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与此同时，国家间生产的格局也变得更加多样化。今天，许多跨国公司已经摆脱了所谓的“原始设备制造商”系统，凭借自身的技术条件，它们通过境外分包商获得了更多的生产能力。相反，“它们将个别产品线的整个生产功能，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思科）将整个产品系列”外包给了所谓的合同制造商，“这些制造商专门提供全套制造业服务”（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 p. 213）。美国的旭电公司（Solectron）和新加坡的伟创力集团（Flextronics）是此类合同制造商的典型代表。求助于它们的跨国公司正在成为“无厂公司（fabless companies）”，即不再自己从事生产活动。

三、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展示了惊人的增长速度，GDP的年均增长率约为9%。 邓小平构想的“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战略无疑是推动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一个主要（尽管绝非唯一的）杠杆。从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战略也使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从中获益，尽管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8年的《亚洲的戏剧》一书中还认为这些国家的前景注定暗淡。应该补充的是，邓小平的开放策略并不符合共产主义国家对自给自足的强调，而且回顾历史，中国从15世纪就开始闭关锁国。这已被证明是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的贸易呈直线上升。其出口从七十年代仅200万美元上升到了2003年的3550亿美元，速度大大超过世界贸易的总体发展。中国的进口也以类似的步伐增长。此外，中国出口的构成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摆脱了简单的劳动力密集型商品，转向了电子、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商品。对于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开放型经济体（按照进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衡量），远远超过印度、巴西、日本或美国。出口贸易进一步扩大的前景良好。

在国际贸易中的这种出色表现仍然要以合理的视角来看待。首先，它与成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具有密切的关系（Plasschaert, 1997）。在初期阶段，当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大型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土地上谨慎地开始它们的首次冒险时，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已经在中国积极地建立生产和组装工厂。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取得的商业成功为他们提供了在中国大陆寻找获利机会，而建立在血缘、祖籍等基础上的非正式网络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熟悉极大地推动了他们的成功（Zhang, 2004）。更具体而言，他们所在国家的工资水平上升促使他们在中国境内投资设厂，在这里他们可以从事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因此，几乎所有的香港工业企业都转移到了中国大陆，主要是在深圳“经济特区”，他们在这里可以享受到较低的税收以及不太严格的监管架构等有利条件。生产能力从香港向深圳或广东省其他地区转移是巨大的去本土化过程一个初期的例子。最近，从台湾向福建省出现了类似的大规模外迁。今天，台资企业在大陆主要从事电子行业硬件的生产，不过它们也试图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而香港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专门为大陆的经纪人和金融家提供服务的城市。

向FDI提供优惠待遇的区域数目很快就扩大了。在1983年至1985年，中国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和3个三角洲地区。整个海南省于1988年成为第5个经济特区。在沿海开放城市，特区被划定为“经济和技术开发区”。在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0年开放的上海浦东新区，这里已经成为高技术FDI的主要中心——更不用说新的金融区。由于地方政府的许多规划经常无法得到上级政府的认可，对FDI有特别优惠地位的区域扩大了；某个企业的活动通常不符合官方分类，但往往通过协商获得了更有利的待遇（Tzeng and Zebregs, 2002）。正如诺顿（Naughton, 1996, p. 302）所说，“在本质上，中国建立了一种巨大的出口加工区，它不是根据地域界定的，而是根据所涉及的企业的法律地位界定的”。

最近几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资金最重要的接受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刺激外国企业（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的热情。许多服务行业向外资开放似乎拉开了新一轮FDI投资，比如大型连锁超市的投资。我们的分析的论点是，中国的出口有大约一半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即与中国企业建立的合资企业或者完全由外资所有的企业。或许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出口像中国这样与FDI的流入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来自中国的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从邻近地区外迁到中国的企业。更一般而言，从运动鞋到个人电脑和无线电对讲机等大量商品上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

此外，许多出口建立在所谓的“加工贸易”之上，其中中国的产出收到了先前进口的材料和部件的制约。因此，在中国加工的附加值往往限于（较低的）工资以及位于中国的企业获得的利润或收取的费用。这种情况在服装行业非常典型。但是，国外生产商在中国大陆也采购越来越多的产品。

另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在中国的FDI已经不再主要发挥出口平台的作用。在中国实行开放之初还是这种情形，而且也出现在一些较小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它们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增长。在中国，一些具体的政策对以出口为导向的FDI有利；因此，出口一部分产品往往是以批准某个投资项目为条件的，而满足启动和运行FDI项目的外汇需要也导致投资企业向海外寻找出路。外商投资企业比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更低。由于中国加入WTO，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之间的各种区别对待做法都将逐步取消。

如今，FDI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服务国内市场：大约每年有1500百万的新消费者阶层达到3000美元的收入水平，他们可能会购买一辆汽车或者一套公寓。最近一些年来，针对国内市场的进口超过了用于加工贸易的材料和部件进口。今后，中国国内不断扩大、潜力巨大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将吸引越来越多的FDI。庞大的生产平台已经在中国出现，并且得到了扩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毗邻上海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将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国内市场，而不是像“世界工厂”的说法那样成为出口基地。

就FDI而言，中国处在一个最有利的位置，确实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与之匹敌，即将低工资、低成本与诱人的巨大国内市场（无与伦比地？）结合在了一起。

尽管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已经进行了大量投资，在出口生产方面，中国仍将维持较低的、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通常与快速发展相伴的工资上涨压力被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农民工“后备军”抵消了，据估计农村的富余劳动力有2亿人。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国内市场寻找出路，尽管在许多产品的市场上，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此外，如果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变成现实，该地区的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