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大师讲堂：黄亚声

*      黄亚声认为，九十年代经济增长模式是失败的，应回归八十年代增长模式
*      企业资本主义兴盛时期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国家资本主义占主导时期
*      谁能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北京能够在经济下行中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吗？



2008年12月18日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三十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彼时，重新出山主持工作的邓小平，以及陈云等元老派人
物，在此次会议之前已经感受到中国农村涌动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悄悄地回到社员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场以失去自由甚至生命为代
价的冒险行为有了合法的身份。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到了检讨成败得失的时候了。或许，黄亚声的最新著作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很好的
思想梳理。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渐进式的，独特的、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宏大叙事。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却坚定地告别了计划经济，到今天，我们已或多或少地到达
了彼岸。快速增长的GDP，意味着百姓收入持续提高，贫困程度大幅减弱，中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然而，实现这一切，北京并非依靠经济教科书里学来的政
策，独特的"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价格双轨制，国家主导下的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有限的政治改革证明了三十年来政策实践的价值。与此同时，私有产
权保护的相对缺乏并未造成大的问题，民营企业在难以获得正规融资渠道的情况下顽强生存下来，而且还活得很好----民间融资为他们补充了血液。联想，海尔，
娃哈哈，格兰仕这些响当当的牌子的成长印证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经验足以成为很多国家借鉴效仿的样本。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读到以上文字时不断颔首点头，那么，请你读读黄亚声的这本新书，在书中，这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的教授以数字和实例为据，发
出有力的、颇具说服力的声音----或许你被误导了。此书也成为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最新力作，值得认真阅读和探讨。

好的模式，坏的模式，重归好的模式
黄的观点大意为，30年前的改革以农村为中心。突然之间，农民获得了自主耕种土地，搞家庭副业获取收益的自由，并很快迎来了乡镇企业和农村金融（包括正
规的和地下的）的空前繁荣。1984-1986年期间，33%的乡镇企业在创立的第一年获得了银行贷款（九十年代这一比率下降）。这是企业家资本主义狂
飙突进的黄金时代----经济效益快速增长，贫困群体享受关爱，并带来社会福利的看得见的改善。黄亚声举了年广久的例子，1983年，这位安徽农民凭借一把
炒勺将"傻子瓜子"炒至大江南北，一时积聚起巨大的财富。

对于很多人提出的乡镇企业以公有性质为主，黄亚声回应说 ，数以百万计的新涌现的乡镇企业都是私人企业。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中国特色"----口子一
开，人们开始创业赚钱，实际上就是这样。制度的缺失（比如清晰的产权保护）并没有造成多大困扰，最高领导人数次公开表态承诺企业拥有经营自由----与毛泽
东时代形成巨大转变。

很多学者认为，改革在1989-1992年期间经历了短暂痛苦的徘徊，之后继续前行，而在黄亚声眼里，这几年期间中国改革经历了剧烈的停顿，九十年代的
增长模式不再同于以往，可以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1993-2001年期间，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3%，而在
1981-1989年期间，这一比率为21.4%，民营企业生存空间的缩小意味着，当前大多数产业仍为国有企业主导；经黄亚声估算，1993-2001
年期间，真正的私营企业规模仅占产业总规模的22%，远远低于很多学者估算的50%。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导。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家庭收入增长情况也发生了转变----八十年代农村家庭收入增长更快，九十年代为城镇家庭所反超。

社会资源流向国有企业，外国投资进入的背后，土生土长的企业在消逝，社会保障止步不前。"国家机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极大地扩张着自己的版图"黄写道
（113页）。政府机构大幅膨胀，公务员人数从八十年代的2,000万膨胀到2004年的4,600万。乡镇企业遭到严格的治理整顿，融资门路被关闭，
农民开始面临摊派下来的各种沉重负担。到城里打工成了过去的农民企业家们除种地之外的唯一选择。很多富丽恢宏的工程与百姓的生计无关----造价数十亿的豪
华歌剧院拔地而起，曾经的良田之上新建的政府大楼威仪堂皇。

请看图2，城市里农民工的工资远远不及农村的家庭个体私营经济。黄亚声认为，九十年代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受到严格的整顿和规范，抑制
了从业数量扩大幅度，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识字率下降。尽管九十年代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大幅增加，但城乡整体家庭收入增长率却低于GDP的增长率。

书的第三部分叙述了2002-03年以后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经历了高层换届之后的新班子掌舵中国。"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或许颁布了自十
三大以来最为自由和进步的政策纲领。"黄亚声写道（44页）。政策重心重新回到农村和社会保障的战略广受好评，标志着再一次进行了政策纠偏，不过黄感叹
道，可惜所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从本质上说仍以行政手段为主。

图1：巨大的逆转
城市可支配收入、农村净收入 （%增长率）



数据来源：黄亚声，国家统计局数据调查

Chart 2: 农村较胜一筹
乡镇企业、民工（每天收入、人民币）



数据来源：黄亚声，农业部，中央政策研究室，渣打银行全球研究部


中国经济的阴暗面
这一段故事中的很多内容人们并不陌生，尽管黄亚声似乎认为，真实的世界为银行经济师口中耀眼的GDP和上海的天际线所遮蔽了。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指出，九十年代民营企业被正规融资拒之门外。如今他和很多学者一起关注着政府主导下过度的投资。  世界银行驻北京的
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分析了在不当政策激励下，大量富裕的储蓄怎样洒向基建项目和重工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者蔡莉莉
（Lily Tsai）, 以及其他研究者，列举了这一时期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保保障建设陷于停顿的实例（参见"中国经济大师讲堂"系列之
'Meanwhile, down in the villages'，2008年9月24日》。

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经长期研究认为，九十年代农村地区为政策所忽视，并导致了农村经济的衰落。Carl Riskin和王小鲁等学者对不断扩
大的收入差距进行了深入探索。美国卡耐基学会的政治学者裴敏欣罗列出相关体制中固有的巨大的寻租空间蕴含的风险，并进而形成阻碍改革的官僚主义。  陈
贵棣夫妇历时三年调查所作的《中国农民调查》描述了九十年代农村底层令人震撼的贫困生活。Alex Harney的《中国价格》一书同样关注农民工群
体。  一些时政和经济政策评论员长期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政策得失，曾对中国八十年代涌起的小企业赞赏有加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九十年代重游中国时，在新
崛起的上海金融中心陆家嘴前摇头叹息。

黄亚声的贡献同样不可不提，他在上一本著作《Selling China》中提出，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趋势是国内民营企业融资受到约束的结果。
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将自己卖给境外投资者以求生存下去，获得扩张资金，或受益于向外商投资企业敞开的政策优惠之门。黄认为，FDI的巨大存量是经济失
败的征兆，而非实力增强的迹象。所有的"中国"公司其实都是外商投资公司，受益于（并由此存活于）香港或世界其他地方的法律和融资环境。此外，黄亚声广
为人知的观点还来自对中国与印度经济的比较。他认为，印度的投资软环境、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较中国有优势。2000-01年所作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中国
80%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是障碍，而在印度，这一比率为52%。

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因为...
简单地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缺陷大多已为人所研究指出（不仅世界银行，黄亚声的研究借鉴了大量世行的数字，尽管他曾抨击世行对中国九十年代"全
球化"增长模式给予过高赞誉，并夸大了减贫幅度）。本书最值得称道的价值在于，将中国三十年改革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的实践（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渐进式改
革），并有大量翔实的论据解释如此分类的缘由（每一页都有深刻细致的分析），然后将这些批评的文字穿成一个联贯、有力，又令人沉重的故事。

精辟的评论时时可见。黄指出，八十年代识字率取得很大进展， 而本世纪以来发生了逆转。2005年，数据似乎表明，15岁以上人口中有11%文盲
（1.14亿人），而2000年文盲率只有6.7%。黄称，2000年基础教育中10到14岁青少年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入学率可能还不错，但这一指标
没有考虑到辍学数量。在各种学杂费飞涨的年代，农村贫困地区辍学失学现象非常普遍。

此书中还有一章节专门分析了上海，他认为，当今中国发展中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在这座城市中有充分的体现：国家干预，轻视农业青睐外资，以及中央政府的厚爱
----上海无疑具备所有这些特点。黄指出，其结果是，上海市家庭收入增长幅度自八十年代以来基本平缓（就业总人数从1995年的790万人降低到2000
年的670万人）。而在相邻的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省，民营企业家养活了很多人，家庭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速保持了一致。黄一再强调，中国的成功之处在于
引进私有产权，允许竞争。书的标题中的"中国特色"真的有了一丝反讽的意味----似乎正是在这种特色的时代，家庭的经济利益和福利受到冲击。

九十年代真的那么糟糕吗?
黄对九十年代的经济政策的点评似有过火之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取得了积极长足的进步，但从书中相关章节中，很难看出这一点来。请看图1---- 九十年代农
村家庭收入仍然在增长，足以令很多新兴经济体感到羡慕。在这十年中，数以万计小型国企倒闭，有些直接破产，有些由管理层收购。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很多腐
败。总体上说，此期间进行了一场市场化的改革。

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革造成数百万人失去饭碗，这是一个极其痛苦而又必须的阶段。大型的具有盈利能力国企自然被保留下来，巩固了国家在经济中的强力地位。
但至少纠正降低了国企的资源浪费。此外，银行业股份制改造及公开上市，以及中国加入WTO等大的历史事件也被此书遗忘了，这很奇怪，因为尽管加入WTO
或许表明黄所说的亲外资的政策倾向增强，但同时，这也将中国经济纳入到自由的国际贸易框架下，这一点无疑是积极的。

事实上朱镕基总理最早启动了减免农业税费的举措。（批评者或许会说，北京应对社会福利体系瘫痪并在长期内缺乏认真的纠正负责，但这种观点并未体谅九十年
代初期国家财政状况的艰难程度。）从医疗卫生数据看，九十年代并非长期持续地滑向贫困。这十年中新生儿死亡率下降，1991年每1000名新生儿中
50.2例死亡，到2007年，降低到15.3例，尽管1996-2002年期间，下降幅度较慢。产妇死亡率稳步下降，1990年1000名产妇中，死
亡例数达94.7例，2007年降低到36.6例。肺结核感染情况仍然非常严峻，尤其在农村地区，每年新增的130 万肺结核感染病例中的80%出现在
农村。联合国和中国外交部于2008年9月联合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中识字率的数据好于黄亚声引用的数据----15-24岁人口识
字率从1990年的94%上升到2005年的99%。

什么促使九十年代政策发生转变?
黄承认，并不清楚九十年代政策转变的原因，但他隐约提到了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变化。八十年代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农村改革，相比之下，九十年代的领导层更为青
睐国家主导的上海增长模式。也许到了某一时点，这一判断会有说服力，但现在可能只是用以解释这样一重大转变的多个因素中之其一。89风波之后，整个官僚
体制产生了充实国家权力的想法----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有的人希望建立提升国家级管理机构，有的人希望保住手中的饭碗，有的人从投资项目中看到了致富机
会，上海的领导人或许发现，官僚机构非常符合他们的期望，尽管他们不得不应付朱总理不时涌起的改革热情。

未来三十年
中国观察家们开始关心，未来将会怎样。大体上说有两派观点。一方对未来中期的前景保持乐观，呼吁经济政策转向刺激消费，建立中小企业和农村的金融机制，
推动医疗改革，推动能源价格改革，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北京意识到某些政策行不通，就会做调整。另一派观点认为必须要进行的的体制改革陷入瓶颈，财政刺激
计划意味着更多政府主导的投资、腐败和浪费，换句话说，中国已经错过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最佳时机，而且，由于投资收益会进一步缩小，中期内中国经济增
长将会滑坡。

黄亚声（他写作本书时本轮经济下滑尚未开始）似乎认为本届领导班子政策得当，但具体实施方式仍然过于行政化，因此政策效果不显著。因此，他最后的结论是
折中的----两种方向都有可能，但同时他也感觉到，一步到位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推出，官僚阻力难逃其咎。黄认为，"政府治理改革"是真正打破这一怪圈的唯
一途径。这一提法和国内学者如吴敬琏等的观点类似。

总之，黄亚声为我们带来了一本深刻而又微妙的著作，或许，它最大的贡献在于，对长时期内一整套政策，其中部分不当的政策仍在运用，予以独立的批判和审
视，同时，它又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在哪里。人们在欢庆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辉煌的同时，请不要忘记，三十年前，正是小岗村18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从集体手中悄悄拿回自己的土地，并靠它养活了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