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五章，作者阐释上海中共利用传统社会资源联络帮口帮会，却又被帮口帮会绑架、利用的论述，可谓对《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所持观点的一种史料挖掘式佐证。不过，中共与帮会扯在一起，初看不免泛起矛盾：一方面中共必须保持其迥然不同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信仰，于此同时又必须迁就传统的社会行为规范，以便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并欣然接受其革命理想。而笔者认为，此点如放在民众动员角度考察，那么这种调适更容易理解。

　　另外，作者通过中共联络帮口帮会研究也得出相关结论，认为“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其实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的帮会组织之上，两者的调适既非易事，所谓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组织的有效性更难保障”。  此结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复杂性也并非三言两语能明晓，必须深入内理进行分析。笔者在此选取中共与皖西大刀会为例，作进一步发散阐释，或许能够透视点历史本相。

　　皖西大刀会，作为群众性自卫武装团体，带有浓厚的迷信神魂传统思想，其承担了乡村社会敬神祭祀、地方治安及自我保护等官府难管也管不了的事务，对乡村的权力网络结构是一种牵制。最初，中共进入乡村干革命，也曾试图派同志到大刀会去组织分化、改造工作，但因乡村大刀会有自己的武装和信仰，能给农民带来和平并保持地方秩序稳定，因此农民多加入大刀会组织，而不迷信中共。这体现了初创阶段中共还比较弱小，进行民众动员时存在客观困境局面。面对如此困境，当时的中共进行了颇多反思。在反思的过程中，中共不自觉中已把“反文化”传统与“反传统”文化的思维勾连起来，践行把豪绅地主阶级及其文化打入死牢，同时唤醒下层民众并汲取其能与自身共存的“宗法农民文化” 滋养。两者的调适虽非易事，却是生存法则。于是，为分化瓦解大刀会组织，进而壮大自己，中共极力吸收、利用乡村大刀会组织中与中共革命相融的东西，比如不排斥其依附人格、宗教意识、表象思维定式等，但坚决排斥相异要素，从而达到改造大刀会为阶级革命所用的目的，甚至可以另组织革命的大刀会，造成直觉主义错觉，吸收集体无意识农民，与异己势力作斗争。而具体调适中，首先是中共一些地方骨干及一般农协干部等极力打入了大刀会组织内部，他们利用当地农民容易接受的传统乡风习俗如“结拜兄弟”、交朋友等方式联络情感，考察其内容与活动习惯，向会众宣传“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的阶级革命意识及革命的乌托邦理想社会图景，并极力吸收农民会党和进步分子入党，进行开拓进取。当这些人打入大刀会组织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过程中，乡村社会不免就存在郑建生所言的两种意识的区隔与交融，“一种是地域性的群体意识，另一种是阶级的群体意识”。  豪绅地主利用保守乡土的地域意识来对抗中共保护自己的利益，反过来，中共则靠阶级意识向地方既存特权势力展开夺权，而两者之间的区隔看似很泾渭分明，其实伸缩有余，即使保守乡土地域意识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贫富不均、豪绅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中共必须在民众容易理解的与之有类似的经验下才能转化保土意识，型塑非地方性的集体意识，而转化、型塑这样的群体意识，将阶级觉悟直接简化为亘古以来就存在的“贫富对立”的模式进行宣传就成为最好的方式。当农民的“贫富对立”情绪被激发，所谓的阶级共同体意识就确立起来，阶级边界意识也同样被激活与加强，于是，产生伤害性互动，但它的根源又不仅仅在于剥削，民众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集体自我意识的积累也在泛滥，并且冲破家庭及村庄的地域范围。这仅靠“建构”是难以达到的，它是真实的存在体，而非“想象的共同体”。  因此，斯诺及其同事的框架调整理论能够帮助解释此问题。框架调整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从传统话语中遴选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运动话语及符号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因此社会运动中的话语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运动组织者为了成功地动员参与者而建立的策略性框架的过程。  所以，在此框架转换、延伸、借用过程中，宗法农民文化无疑是一个包罗万象、无所不有的工具箱及行动库，革命者总能找到有效打动行动的优势文化行为脚本，于是，当建构的一般信念与宗法农民文化沉积及情感积淀勾连，并被内化为民众的本能与习惯时，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基质就已成型。一般而言，中共是一个服务于全国性目标的政党，它必须通过框架整合唤醒民众的阶级觉悟，并通过其它手段如苏区内连续的反帝大同盟游行等方式唤醒民众的农民民族主义情绪与观念，打破大刀会会众的宗族、乡土观念。而达到此目的，辅以有选择性的物质奖励与政治回报去达到自己目的的迹象亦不可忽略。作为社会交换活动，这些游移出来参加革命的贫雇农会众不仅分得比较好的土地，解决了经济危机，而且社会地位也能得到向上流动，因此在集体从众效应作用下，许多会众纷纷走上脱离大刀会组织，加入农协及中共其它基层组织之路。如此，伴随着军事化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压力，中共在苏区达到了分化瓦解豪绅地主指挥下的独立、半独立性的民间刀会组织，会众被解放出来，加入的是替代建立的中共一元化领导、强化控制的各式乡村政权体系。

　　我们从中共动员皖西大刀会这个个案研究来看，革命理想信仰与传统行为规范之间的调适确实很难，但也不是一筹莫展，中共动员大刀会会众革命与中共动员帮口帮会革命应该具有某种亲缘同构性特征，可类比发掘。这可以透视中共力图动员民众参加革命，也并非只想追求组织的纯洁性，国共分裂后的中共更趋现实化，至少在皖西，中共已把“反文化”传统与“反传统”文化的思维勾连起来，努力汲取宗法农民文化进行农民革命。毕竟白色恐怖之下，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因此，从中共动员皖西大刀会这个个案研究之中，所得结论，某种程度而言是对作者《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修正、补充阐述。

　　四、革命正义道德之去从

　　王奇生教授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前言中说：“国共之争，要么全赢，要么全输，不可能共存双赢”，  这肯定是革命人缺乏妥协共存思维的表现，但是全赢全输的零和博弈，未必是历史的最优选择。另外作者对“革命与反革命”主题的论述，无疑已触及到革命的正义道德问题，他说“革命确实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调，是主导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砝码”，不过，“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作为历史研究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放弃、淡忘或者否定那些我们曾经长期沉迷的观念”，因此需要探索这种变动革命政治文化的来龙去脉。  那么，梳理清楚这些，我们又该如何正视其中的革命正义道德去从问题呢？因此这部分笔者就此主题进行论述，并非多余的话，可看成是对《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延伸理解，而这种穿透认知却又是任何研究革命史的史家都难以回避的问题，下面笔者谈点自己的看法。

　　有关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革命话语，并非直接来源于传统。在中国传统儒家论域里，“革命”其本身含义，是变革天命，或者说是顺应天命之眷宠而变革社会，它的标准模式就是改朝换代，是自上而下的精英变革方式。换言之，传统话语体系中的革命有扯“天命”大旗作“变革”虎皮之意，应该指“和平禅让”与“暴力颠覆”双重历史运动模式。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革命”话语，是经过长时间的消寂之后，从日本输入、引进的文化现象。据陈建华先生证言，“革命”一词，源自日人用汉语中的“革命”翻译英文词语“revolution”，是一种“跨语言实践”，  因此夏中义先生把这种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情况，总结为“三维二元”怪象。所谓“三维”，是指汉语“革命”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古义翻新过程中，乃借助日语作为中介，对英文“revolution”的对应性意译，它横跨汉语、日语、英语三大语系；所谓“二元”，是指“革命”一词的语义含有双重指向，即和平改革和暴力颠覆指向。  应该说，日人此种翻译，不但对应了西人“革命”的两种语源，如英法近代意义上的“双轮革命”，  同时也映衬了日本近代历史本相。不无遗憾的是，“革命话语”从日本翻译到中国来，却对中国传统的“革命”观念造成某种微妙的错置。

　　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维新”二元对立情况的出现，是在革命党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起，“革命”与“改良”相对立，且滋味诱人，遂独占道义，并化约为“暴力”象征及崇拜。这样，“革命成为一种美德，名誉归之”，  并被视为神圣，而暴力却昂首前行，被提升到最神圣的权力之上，激情裸奔。

中共革命，承续了中国传统的革命正义道德，却只与暴力颠覆发生亲缘关系。暴力革命来源于阶级利益，同时也促进阶级利益。为了阶级利益，革命成为历史火车头，相伴而生的暴力就成为历史助产婆，于是，暴力革命继而不辍。当暴力仪式的潘多拉魔盒敞开无遗之时，暴力革命就如宗教般通过预言与布道不断深入人心，所谓不革命、改良即“反革命”。这样，暴力革命的两极性就会被极端放大，革命具有了神圣性、正义性、崇高性的同时，又带有浓烈的任意性、专断性、排异性。应该说，整个中共革命运动中，那些站在道德理想至高点的高调人及乌托邦病患者不断鼓吹激进民族主义，泛用颇多民粹式反帝、反封建、反修正主义标签，以强制性话语操控所谓人民公意来确定反对、弹压、消灭的对象，造成了无以复加的反资、反智、反传统及人道主义危机。革命的社会成本巨大，这是难以否认的史实。

　　但随着中共革命的发生、发展与胜利，革命习性已铭刻于事物、扎根于思维，且在革命中不断锤炼、固化，后革命时代又经革命胜利者不断装扮、精致化，日久弥新为单一话语结构及体系，因此革命正义道德在国人心目中，已经享有至高无上、至爱无双的崇高地位，铺天盖地都是革命的正当性宣传。任何人似乎只要扯上革命的大旗，就占据了道德召唤的至高点。但这种剧场效应，它的负面遗患及“左稚路径依赖” 所带来的恶果也不能忽视，同时靠隐藏、阉割甚至陷害历史而换来的所谓现代“历史传统”也无力支撑起一个像模像样的革命正义道德权威。

　　因此，不管是间隔期短的小回圈，还是长时段周期的大循环，随着“事件”的过去及意识形态魔力的消散，组织系统内骨干分子与民众分离、游移都将无可避免地愈发突出，并导致组织体系及其凝聚力的瓦解、销蚀，直到新的“事件”再度来临。中国现今好像又在渐逐进入这个一以贯之的传统革命正义道德轮回机制的漩涡之中。

　　而谈到革命及大规模社会运动，如托克维尔先生言法国革命，其初追求的都是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理念，但革命后的社会只会更加专制，这是历史的传统在延续，因为革命本身是国家集权的结果，但极其吊诡的是，革命及后革命年代则又加剧了集权的程度。  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中共革命无不体现这一逻辑。现今，如因相对剥夺感及官民矛盾引起的怨恨累积无法消解至突破临界点的话，底层人们将再一次爆发反体制的叛乱或革命，那其破坏性将是无以复加的，而且这一历史的周期也不会比前一段时间短。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只能产出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  历史穿越弯曲的时空隧道，给后人带来颇多经验教训：既然“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既不能天真告别，也不能随意鼓噪”，  那么就突显出自觉理性的改良比暴力仪式性的革命更重要了。

　　因此，如何打破上述革命正义道德轮回机制，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回答黄炎培先生避免兴亡周期提问时，只笼统地说我们找到了“民主”，其实也只是“历史先声”的后发余音，并未发展成中国式的民主架构。其实，按照亨廷顿先生《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核心观点来阐释，社会变迁本身不会产生革命及大规模社会运动，只有当一个社会的社会变化不能及时调节或者说制度化时，社会变迁才会成为大规模集体行动甚至革命的温床。  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性制衡及制度化抗争是消解这种革命正义道德轮回机制的关键因素。

　　关于此点，缘于《革命与反革命》新书的启发，但却是一种有关新革命史研究及价值取向建构的新想法，有历史与现实积极意义。

　　五、结 语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那么王奇生教授新著《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可谓从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变动角度精致描摹了这幅图景的颇具功力性素描作品，其间有全貌亦有核心元素。

　　应该说，作者《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研究价值取向，其不同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乡村革命史研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从一种社会化或关键性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动当中，寻求历史演变的线索或脉络。因此，作者书中有关革命政治文化的一些论断绝对有助于将我们从僵化的旧革命史研究框架中超脱出来，亦对深化民国史研究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笔者本文虽就《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所呈现的一些问题与作者进行了商讨与发散思考，有些可能还是求全责备式的，但无疑表明此书已对笔者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引起了笔者对上述的诸多问题进行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及发散、延伸思考仅是个人体验，有的问题可能是“去熟悉化”理解后，难免产生的误解，而有的“愚妄”思考可能也无关主旨。

　　可以说，这本代表新革命史研究里程碑式著作，的确值得推荐，与金以林先生评价作者《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颇同，“有质有文，新意迭见”。  这本身已实属难得，真诚希冀更多读者能够“触摸”它，并“汲取”其学术、美感滋养。

　　（文章原有注释49个，现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