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奇生教授新书《革命与反革命》

　　摘要：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经历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场景。王奇生教授新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一书从一种社会化或关键性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动角度，寻求历史演变的线索或脉络，并对这其作了精致素描。本文从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全书流动的脉络、几点商讨与发散思考、革命正义道德去从等方面对其进行不失宏旨性评述，希冀能进一步透视作者的革命政治文化观。

　　关键词：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新革命史；革命正义道德

　　一 、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唐德刚先生曾在台湾《传记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就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精妙概括。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构思之前，首先便要肯定一个“绝对”是非，而是非一旦绝对化，则二十世纪的历史研究就被拉回到古希腊诡辩时代，从“寻找真理”堕入“证明真理”的框框中去了。真理既然只许证明，不许寻找，则亚里斯多德的“辩证法”便成为证明真理唯一的法宝了。中世纪的“上帝”既可由辩证法证明其存在，则上帝以下的真理就不必多说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有许多概念，例如“阶级斗争”，便是中世纪“上帝”这一绝对真理的延续。概念既然绝对化，只容“信仰”，不许“探索”，则科学就变成了神学。  因此，以神学为法则，再回头来探索历史，往往流入重复、阉割、陷害历史真相的泥潭。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最令别派史家诟病的地方。

　　王奇生教授继推出其国民党组织史研究扛鼎之作--《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之后，再次推出其新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以下简称《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此书可代表作者把革命史研究从旧革命史研究范式中“解放”出来，进行“探索”、“寻找”的一种努力尝试，同时也体现了两种历史研究转向。

　　一种转向是关乎作者个人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无疑已经表明作者从先前专门的国民党的“治党史”研究转向了中共历史及国共历史深入比较研究方面，这既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同时也是研究视域的扩展，这种思考脉络及研究理路的清晰呈现自不待言。相比较而言，学界颇多学人的文章已缺失这种取向，他们很多文章已反映不出学术发展的轨迹，不认真梳理乃至不尊重前人或时贤的创见，更别提批判性评析了。关乎此点，作者前期研究成果及新近出版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所呈现的一脉相承的学术仪范，的确值得学界不少学人学习、借鉴与标榜。

　　另一种转向是关乎革命史研究视角的。旧革命史研究，要么是自上而下的粗线条梳理，要么是低水平重复，要么就是简单的“政策--效果”之间的回应，很少关注下层、关注革命的微观机制，从而难以深度认识革命的复杂度及其困境之整合。总之，以往缺乏历史本真涵蕴的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使革命史研究陷入无穷困境，这基本敲响了此类革命史研究的丧钟。换言之，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严重削弱了革命史研究，那种旧有历史研究范式已经很难真实勾勒出革命的历史文化基础、内在微观机制及其困境之整合，必然走向式微。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自序中作者亦有类似悟语，认为以往“革命史的书写多关注‘精英’而漠视‘大众’，只见‘肋骨’而不见‘鲜肉’，突显‘党性’而淡化‘人性’，充满‘教条’而缺少‘鲜活’。其实革命并不缺少鲜活的史料，而是史家缺少‘鲜活’的眼光”，  因此必须“适度拉开一点距离，以一种‘去熟悉化’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也许能引发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  由此，打开革命史研究困境的钥匙，必然要另辟蹊径。

　　在探索新革命史研究方面，1991年中共历史研究专家张静如先生曾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提议“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他认为，革命史研究应当“利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诚如田居俭先生所言，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  之后革命史研究开始转入社会史角度，深入社会文化层面。《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站定社会文化变动视角，以问题为中心，以史料为立论，以国共两党组织史为考量载体，深刻追索了中国革命政治文化的缘起、行进及其流变，这种小心求证、演绎，还原历史本相的努力，某种程度而言印证了革命史研究范式的新转向，同时也可谓这方面努力的极具功力性代表作。

　　因此，笔者认为要深化革命史研究，引入社会文化基础就成为必然，但加强新革命史研究，要做到这些，估计还不是历史研究灵性的全部。真正新革命史研究必须汲取实证学派及解释学派的相关优点，开辟新的研究范式。一般而言，历史研究视角的选取、运用都是以史料的解读为基础的，因此史料是第一位的，但如深化新革命史研究，还需汲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一些可资利用的理论、方法，来达到“深描”革命的历史文化基础，发掘革命微观困境及其整合，探寻革命及其消解的意义价值等。

　　这无疑表明，建立在允许矛盾及非逻辑存在的多元实证基础之上的历史研究，同样也需关照那些要求自洽，且整合于逻辑的相关建构理论，如此才能走出黄宗智先生所言的理论上和话语上的“二元困境”。

　　历史已沉默不语，可史家应该激动不已。因为社会风潮及相关技术已为史家的研究从社会、经济的客观性维度向话语、文化的表达性维度转移做好了铺垫，史家应该具有这方面“鲜活”的眼光，注重思想力及反思能力的挖掘。

　　二、全书流动的脉络

　　当历史转入近代，中国的王朝体制逐渐被民族国家体制所取代，这是一种由被迫走向主动的大转型，但大转型同样带来多重困境与危机。当国人面对民族、国家危机时，他们对危机的看法、估计、认识、了解迥异：有的认为某个领域有严重危机；有的认为另一领域危机更多；有些人认为这些危机并不迫切，可以渐进去解决；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面临一个全面危机，各个领域危机犬牙交错构成一个整体联盟，而这个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尽快解决，没有迟缓的时间与空间了，要解决的方法只有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又必然是全面的。换言之，全面危机必须全面解决，而全面解决只有社会革命。这大体能够概括近代以来激进主义思潮演绎成因及路径。

　　邹谠先生曾说：“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则是应付社会危机的一种对策和推进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所以中国二十世纪成了一个颇为特殊的革命世纪，因为只有在二十世纪，革命进程中才把激进的建构理性主义与革命的制度化勾连起来，如共产主义之于共产党、三民主义之于国民党等，它们都想通过全能主义政治去整合国家与社会，当然意图实现与否则大不相同。

　　那么这些激进的建构理性主义思潮是如何“发生”、“发作”的？又是怎样与政党制度相勾连的？在具体践行中，国共两党组织力深入中国社会样态如何？透视了怎样的比较意义？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虽是作者近年一些革命政治文化研究论文的结集，却至始至终围绕上述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的，形散而神聚，从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变动角度描摹了一幅新革命史研究的精妙画图。

　　下面笔者就《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流动脉络从“激进思想与激进思潮”、“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与国民党”三方面作一不失宏旨性地整体梳理与评述：

　　1、激进思想与激进思潮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一章，作者选择新文化运动中刊载激进思想的《新青年》作为主体考察对象，对当时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梳理。认为“《新青年》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新文化’亦非一开始就声势浩然，应者云集。《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实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  首先是1917年蔡元培聘任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陈独秀确实利用了自己的地位名声大大提升了《新青年》的供稿群体，让一个地方刊物变成了一个全国性刊物。而最为重要的是陈独秀这期间纯熟地运用了现代媒体的“炒作”技巧，陈独秀先是安排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唱“双簧戏”，聚集了受众相当的注意力。之后陈独秀亲自出马，连续两次发文诘难当时发行量大且较为温和理性的《东方杂志》。文章不乏刁难、挑衅，甚至动辄给对方贴上“复辟”的标签。在陈独秀的轮番攻击下，《东方杂志》发行量急骤下降，主笔杜亚泉不得不因此而卸任。正因为如此，在陈独秀运作之下，当时颇多刊物与《新青年》之间都发生了一个此消彼长的权势转移过程。再加上在五四激进民族主义催化下，最终成就了《新青年》成为近代文化革新的标志性刊物。宣扬激进思想成就了《新青年》，同时也是《新青年》成就了激进思想的发扬光大及深入人心。

　　而这股激进思想由涓涓细流演变为洪波巨浪般的激进主义思潮，又大体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变体？《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二章，作者作了清晰地梳理，认为“五四前后的思想演进，大体有一个从‘个人解放’到‘社会改造’的过程，其间可见‘个人’意识淡出、‘国家’观念衰减和‘社会’主义勃兴等几个环节。几个环节之间的关联互动虽然隐约，仍有线索可寻。在此过程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因被视为基于‘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的价值理念而遭否定，而社会主义也因被建构为‘平等’、‘互助’而大受欢迎”，而“在‘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社会运动’乃至‘社会革命’之间，亦有因果链接依稀可见。‘社会’被视为政治的基础，‘社会的觉悟’被视为最高觉悟，同时‘社会’又被视为一切‘问题’的根源而需要‘改造’，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社会’而需要‘无中生有造社会’。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愤激和新造‘土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迅速转化为‘社会运动’，也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需要“组织”，这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  中国激进主义思潮至此开始由思想、观念层面转入实践阶段，国共两党都选择“以俄为师”，进行社会革命。

　　2、革命与反革命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三、四章，作者认为，当社会革命与政党制度勾连，并进入践行阶段时，革命观念就激变为1920年代的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及青年党的“全民革命”表态几乎同时并起，虽然三个党在革命目标和革命对象的设定上不尽相同，但都竞相揭橥“革命”大旗，且均以“革命党”自居，革命至此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态势。换言之，三党竞相寻求同一类型的激进主义思想的支持，却将彼此视为异端而加以仇视，因此“与之相随，‘反革命’则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随即又升级为最恶之‘罪’。‘革命’与‘反革命’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二者之间不允许存留任何灰色地带和妥协空间” 。  这样，不同政党以及同一政党内部的不同派系之间，“竞相争夺和垄断对‘革命’话语的阐释权，争夺‘革命’的正统，并试图建立各自对‘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而贬斥对手和潜在同盟者为‘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  这样，“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又意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三党唯己独革、唯己最革的内在逻辑理路和策略考量，将‘革命’与‘改良’建构成为一种圣与魔，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对峙，并借助武力和符号暴力，以不择手段的方式来消弱对方，乃至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最终激变为你死我活的血腥屠杀和军事较量”。  不过此时，“反革命”还只是一种随意的道德指责而停留在政治污名阶段，但“北伐”吊民伐罪，攻下武汉之后，就开始模仿苏俄政府《国事罪条例》出台《反革命罪条例》，而其出台本身而言，“就具有虚实难辨的暧昧性”，因“北伐”加剧了局势的诡谲，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并且激化，所以出台《反革命罪条例》表面上是为了审判战败的“南征”顽将陈嘉谟和刘玉春，“实际是想吓阻蒋介石”，“武汉政府既拿它对陈嘉谟和刘玉春审而不判，又拿它对蒋介石判而不审。受审的陈嘉谟和刘玉春最终并未因‘反革命罪’而受到惩治，而不曾受审的蒋介石却成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一致声讨的‘反革命对象’”。  而蒋介石亦声称：“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个！谁反对我的，谁就是反革命。”  这样，“在《反革命罪条例》出台以前，‘反革命’只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在《反革命罪条例》出台以后，‘反革命’既是一个相当随意的政治污名，又是一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法律罪名”。  即使国共分家之后，两党仍然各自沿袭其体例惩办“异己分子”，而“反革命罪”的“自由心证”特性，却也衍生颇多“疾风暴雨的故事”。

　　3、国民党与共产党

　　如果说《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就国共两党组织力进行比较研究还是隐性的，那么《革命与反革命》这方面比较研究就走向了显性。《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从第五章到最后一章，都是这方面的探索表现。

　　作者在《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说“俄共组织模式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连”，  表明俄共是一个全能主义的政党，意识形态牢牢控制党员，组织结构全面而有力。国共两党都“以俄为师”，其实都是俄共这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但国共两党师俄程度不同。从内部的组织形态上讲，国民党是“弱势独裁政党”，共产党则不同，所以“国民党‘以俄为师’实际上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一与‘全盘俄化’的中共较量，即感软弱无力”。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继续这种比较研究，所得结论也有所修正。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七章到第十三章里，作者继续对国民党高层权力机构演变、大学校园里的党团组织、国军的政工与党务及下层官僚机构进行进一步研究，证明国民党依然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控制力及组织力都很虚弱。而第十一章到第十三章内容，应该是王奇生教授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博士论文--《国民党基层权力群体研究--以1927-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的截载，从这些截载内容来看，其十分详实地论述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在“假托自治”（1927-1934）、“重建保甲”（1934-1939）及“新县制”（1939-1949）三个时段的表征，透视出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虚弱更加明显，它“不是将合格的党员转化为基层干部，而是将不合格的基层干部吸纳为党员”，  因此，在乡村，“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空虚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反观中共，当然也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强组织力特性。关乎此点，《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是对《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深化、细究与微调。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五、六章，通过对上海、广州中共地下党深入研究，表明1921-1932年中共，至少在这两个地方，并非具有强组织力，颇多“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教育训练，入党、脱党均甚随便；党的纪律无法执行，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意旨难以有效地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的乱象。  这种研究结论可以指向普遍，笔者在对同时段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的比较研究中发现，这些乱象并不是孤悬存在，因此笔者的累积研究可以验证《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作者的这些中共研究先验论断。不过，中共要想在白色恐怖中得以生存，就要不断锤炼、提升自己的组织力及应变能力。到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组织力、凝聚力、信仰力、动员力才真正达到炉火纯青之境，中共的“军事全能主义体制” 才真正确立并发挥效用，因此中共的强组织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长期实践摸索，并不断打磨、锤炼、固化的结果。

这样，长时段来看，国民党依然“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故其胜负就可想而知了”。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作者承袭了其国共比较研究的结论，固然无可厚非，从历史的长远发展来看，要整合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与社会的碎片化，还需求助于全能主义强权，但从自由、民主角度而言，或许弱势独裁才是一种进步，这或许也是一种历史的逆淘汰。从书中所建构的史实来看，作者旨高意远，揭示了历史所不能公开示人的灰暗一面。

　　三、几点商讨与发散思考

　　应该说，《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拜读后，一些问题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兴趣，颇多也是观念层面的，下面就三个问题作一些商讨及发散思考，有些可能还是求全责备式的。

　　1、统计方法泛用后果

　　《文学报》2009年曾刊载陈漱渝先生《王奇生的“幽默”--用统计学能鉴定“五四精神”吗？》一文质疑王奇生教授用统计学来“统计”复杂的文化现象一文。  关于此点质疑，笔者认为陈漱渝先生关于在文史领域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应该特别慎重，至多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方法的倡议，有可取之处，其实清楚统计学使用的边界比统计学本身更有意义，笔者这里不想就此问题纠缠，只想就泛用的结果进行商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三章中作者利用统计学统计文化现象，得出后五四年代，“‘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均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的结论。  笔者不赞同此看法，此处仅举“革命”与“民主”、“科学”话语之间的关联进行阐释。其实“革命”话语与“民主”、“科学”话语并不相斥，某种程度而言，“民主”、“科学”话语推动了“革命”的进程。其一，“革命”话语之所以具有普世及现代性意义，在宣扬暴力的同时亦包含有“民主”的某种承诺，比如妇女参政等，因此“民主”话语与“革命”话语并不矛盾，某种程度而言，“民主”话语还是“革命”话语深入人心的铺路石。其二，关于五四的“科学”话语，在社会领域其实是一种“唯科学主义”。革命者一般都迷恋建构与糟糕现实相反的理性的乌托邦图景去吸引民众，而民众的“类逻辑”思维又把这种乌托邦图景论证为科学规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东西，一切反对这样做的企图都会被论证为反科学、反历史规律的、阻止人类历史车轮前进的邪恶东西，而清洗它们就成为最高道德，成为实现人类普世幸福的铁律。这样一种论证，一方面可以激发人们精神层面的宗教品格，另一方面，又具建构理性主义赋予的理性通行证，当“革命”具有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内蕴，它是世上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二十世纪革命的魅力与力量也就在于此。正因为如此，“革命”的建构理性主义具有如此双重性，它既是一种被“类逻辑”修饰起来的深层的浪漫愿望，同时也可以说是植根于深层的浪漫愿望的“类逻辑”理性主义，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当然，这里的“类逻辑”，按照萧功秦先生的解释是指“形式上具有逻辑特征而实质上‘志在信仰’”与“善”，并非具有“真”的特点，  其实就是一种“唯科学主义”，是用一套形式上的科学论证，来证明一套乌托邦言说是合乎科学的真理。概括地说，五四社会领域的“唯科学主义”，就是以“科学”的形式来建构意识形态，武装意识形态。这样，意识形态就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使相信理性的青年一代，成为意识形态革命的俘虏。

　　如此，“革命”话语与“民主”、“科学”话语其实是相伴而生的关系，彼此并非绝对排斥，当“革命”独占历史舞台正中央，成为道德至高点核心话语时，“民主”与“科学”话语一直是伴行者，并未让路或退出历史舞台。

　　2、虚党体制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已有学者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现实形态进行考察，其中的代表作，一为鲁学瀛先生所著《论党政关系》，  一为陈之迈先生所著《中国政府》。  他们都指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党治”形态在中央与地方层面的差异，即中央是“以党统政”，地方是“党政联系”、“党融于政”。而且，他们还注意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形态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王奇生教授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尽管其主旨在于研究国民党的“治党史”，但其更重要的价值，其实仍然在于揭示了国民党“党治史”的“虚有其表”。该书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法理形态与现实形态的差距，作了更为细致、也更为系统的梳理和探讨，在史料挖掘和实证分析方面都有新的学术成就。但是，由于全书主旨的关系，该书对国民党“党治史”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而未从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全局予以展开。《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仍然延续上述思路，着重从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出发，呈现国民党政权“党虚”的多重面相。即使《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第九章，也谈到蒋介石为全民同仇敌忾抗日，有意加强军队党务、政工工作意图及行动，却仍以失败告终，最终还是形成“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

　　新近一篇博士论文，则以该书对国民党的研究为基础，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立论，进一步提出了“虚党体制”的概念。  该文认为，“虚党”应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民党自身的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虚弱；二是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和制度体系中的权力虚化。“虚党体制”，即指南京国民政府以“虚党”为特质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党政军混合体制。由于“虚党”的第一层含义，在王奇生教授所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中，已有深入细致的讨论，因此该文侧重探讨南京国民政府的“党国”领袖对“以党治国”的观念和党政关系的认知。该文发现，蒋介石和胡汉民尽管并非全然有意“虚党”，但其思想观念当中，事实上颇多“虚党”成份。而此二人基于各自观念的现实举措，则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与其他派系力量一起，共同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虚党体制”的形成。就观念史的研究路径或取向而言，该文与《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其实都反映了学术界研究国民党史或国共党史的一种新趋势，值得我们注意。而就该文提出的历史命题而言，尽管“虚党体制”尚需概念上的进一步廓清，以及史实上的扎实论证，但这毕竟扩大了国民党组织形态研究的视野，抓住了南京国民政府政治体制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概念可以提醒我们，在对国共两党及其政治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时，不仅要注意两党在组织形态上的差异，更要观察两党在各自政权及其政治体制中的角色差异。如此，“革命与反革命”，既能从政治观念或文化的视角得到诠释，也能从政治体制的差异当中找到某些答案，从而使国共两党观念史的研究内涵更加厚重。

　　3、革命理想信仰与传统行为规范

　　中共通过运动群众干革命，这包括运动学生、运动工人及运动农民等，而1927年是个转折点，前期偏向运动学生与工人，后期偏向运动农民，但微观考察远比宏观梳理更为复杂。笔者早年读A·B·巴库林所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时发现，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将运动群众推展到群众运动后，一个只有3-6万党员的中共，因疲于应付国民党右派、左派上层人物及军政工作，颇难分出人力等相关资源控制泛滥的群众运动。换言之，群众运动在北伐运动不断深入中，造成爆炸性参与，这肯定为北伐奠定了群众基础，不过，中共当时社会控制意识却没能跟上社会参与意识，群众运动已深深滑出中共实际控制范围。《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记载，农民一旦被动员就是要追求“农民的天下” ，“政府要是打算限制农民运动，搞什么减租那一套，贫农就要起来反对”。(责编：Ye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