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原驻韩国的美国陆军士官詹金斯，于1965年1月5日，越过三八线，向朝鲜人民军投诚。1984年，与一位被绑架至朝鲜的日本女子曾我瞳结婚，育有二女。2002年，曾我瞳获释，返回日本。两年后，詹金斯亦获释，携带二女来到日本，与曾我瞳团聚。美国国防部知詹金斯离开朝鲜，开始追究其叛逃罪行，并设法要引渡回美国审判，按军法敌前叛逃属于唯一死刑。在日方的斡旋安排下，2004年9月，詹金斯前往驻日美军基地报到自首。美国国防部“从轻发落”，判处拘役30天，军阶降为二等兵。随后詹金斯一家回日定居于日本新泻县。2008年，詹金斯的94岁老母中风病逝，他曾返回美国探望奔丧。

　　这个案例，说明美国人也是讲气节的，气节就包含在法律之内。对待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的逃兵，军法是以极刑论处的。但同时又讲人情：詹金斯有日本妻子，有两个女儿，又有自首情节，还有日本政府的人性化协商，故而“从轻发落”。但是，还得通过法庭审判，处以象征性的惩罚，决不含糊了之，或是我们常说的“蒙混过关”。

　　第二个，朝鲜战争后自愿选择留在中国的美军战俘，有21人。据一份调查报告说：“开始的新奇感过后，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中有的人开始想家，并通过各种途径回到美国”。中国政府根据人道关怀自愿原则，陆续放行。其中除一人一直留在中国外，有20人全部返回了美国。他们一回到美国，就被陆军逮捕，作为叛国罪，被审问关押；虽然时间不长，最后被无罪释放，但背着叛国者的恶名生活，拒绝接受采访，担心他们的朋友和邻居知道他们的过去，不想再被人叫叛国者。其实知耻感也是一种做人气节的真实表现。

　　这个案例说明，美国战俘虽有选择权，但一回到本国，仍得按法律接受叛国罪审查；而在无罪释放后，道德层面的歧视和谴责并未消除，使他们不敢接受采访，谈论过去的事。有人偶尔上电视，电视台主持人就会问他是不是个间谍。这都说明民族气节问题，在一般美国人那里也是同爱国主义组合在一起的，虽然法律上没有这样的条例。　(钱伯城　古典文学研究家、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