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三国演义》批判——权谋、权术与人性(2)

　　刘璋系益州牧，乃四川一方诸侯，因面临曹操、张鲁的双重压力，加上自身禀性懦弱，早就想借重同宗兄弟刘备的力量。而当时他的属下大夫张松到北方曹营说项失败后，到南方却受到刘备隆重款待，有感于知遇之恩，张松便献上蜀中地图，请刘备“长驱西指”，入主西川，他与法正、孟达等两位心腹契友可做内应。刘备听到张松的大计后，口头上虽说：“刘季玉与备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嘴上还含着同宗之义，心里却高兴得不得了，也对张松感激到极点，并向张松作了许诺：“青山不老，绿水长存，他日事成，必当厚报。”张松投靠刘备后返回四川便实施其计划，劝说刘璋请刘备相助，曰：“荆州刘皇叔，与主公同宗，仁慈宽厚，有长者风。赤壁鏖兵之战，操闻之而胆裂，何况张鲁乎？主公何不遣使结好，使为外援，可以拒曹操、张鲁乎？”刘璋倒是老实，经张松一说就中计，连忙应允，曰：“吾亦有此心久矣。”并派张松推荐的法正、孟达作为使者前往荆州请兵入川。倒是刘璋的幕僚黄权、王累等一眼看清事态的严重而全力阻挠，尤其是王累，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撕下刘备的面具：“……刘备入川，乃心腹大患。况刘备世之枭雄，先事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王累说的是实话，刘备口里讲的是“义”，心里却是“术”。但刘璋不听，仍然相信刘备同宗之义的真实，驳王累道：“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夺我基业？”并立即令法正带上他的书信前住荆州。书信言词殷切，完全相信刘备系“真仁义”：“……璋闻‘吉凶相救，患难相扶’，朋友当然，况宗族乎？今张鲁在北，旦夕兴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义，即日兴师，剿灭狂寇，永为唇齿，自有重酬。”此后，刘备便率军入川，步步为营，开始时刘备还带仁义面具。到了摊牌时刻便翻脸不认人，借钱粮军马不足而发难：“吾为汝御敌，费力劳心，汝今积财吝赏，何以使士卒効命乎？”有了借口，便采纳庞统之计，开始图谋成都，后又因张松暴露事件，与刘璋决裂，便大举进军攻下涪关，直逼成都。所谓“手足之义”也全埋葬于惨烈的腥风血雨之中。在庆功的宴会上，庞统和刘备两人都喝得醉醺醺，酒后吐真言，他们两人有这么一段对话：

　　玄德酒酣，顾庞统曰：“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庞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闻昔日武王伐纣，作乐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欤？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第六十二回）

　　庞统说的是真话，伐人之国，非仁义之师；占了便宜还要庆功作乐，非仁义之举，这恰恰打中了刘备的痛处。刘备满口仁义，可是，吃掉刘璋却大背同宗之仁、兄弟之义，这种不仁不义的背叛行为偏偏被自己的军师说破，这哪能受得了。他除了把自己比作武王伐纣的仁义之师以自慰之外，就是一反温柔敦厚的脾气，竟把庞统赶出宴席。按照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兵者乃不祥之器，如果不得不用兵，而且取得胜利，也不应当高兴庆功作乐，而应当以丧礼的形式悲哀地面对，这才算是仁义之师，但刘备不是这样，一打下涪关这一战略要地，就设宴劳军，乐而酩酊大醉。庞统在酒后无意中撕下刘备的“仁义”面具，不能不使刘备作出强烈反应。

　　整个征西歼灭刘璋的过程，可以看到庄子所说的“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乃是真理。刘备的仁义，也只是以仁义之名谋取霸业之实。庄子所说的“无诚”二字，放到刘备身上极为贴切。刘璋把无诚当有诚，上的正是刘备柔术、仁术的大当。说曹操是不仁不义之“贼”，而刘备征西的仁义何在？说是“贼天下”太重了些，但说他的仁义不过是一种诡术，一种掩盖霸业野心的权谋，绝不过分。我们说《三国演义》是一部权术的大全，正是它不仅包括刚性的露骨的曹操式的法术，也包括柔性的伪善的刘备式的儒术。

　　三、曹操的法术

　　如果说刘备玩的是儒术，那么曹操玩的则是法术。文化大革命中的智者们把曹操定为法家，大致没有错。法家讲权、势、术，它的术与儒术相比，有刚柔之别、阴阳之别，所以鲁迅称法术为明术，虽然也是诡术、权术，但它只用“法”的名义，不用“仁”的面具。要杀人就造个合法的名堂，公开杀，明杀，明明是“诡”，但也使人无话可说。鲁迅说：

　　法术原是极利害、极致命的法术。

　　旧文人把法术搬到文坛，便是制造一个恶名、诨名、罪名然后置对手于死地。例如先说你是“封建余孽”、“布尔乔亚”或“无政府主义者”等，然后再加以扑杀，这便是作家们搬用的法术。这种法术，表面上是“明术”，其实也是诡计。它通过诨名、恶名先把你批倒批臭，而且一沾上恶名，鲁迅一语道破：“你跑到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摆也摆不脱。”曹操使用正是这种法术，杀王垕，使用的是王违反军法之名。《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所写的曹操借王垕的人头，是《三国演义》中貌似插曲、实际上是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我们不妨重温这一故事：

　　却说曹操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管粮官任峻部下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

　　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

　　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军粮不济，军心波动，面对这一危机曹操先施小计，即用小斛偷换大斛，并让王垕去执行。行不通而激起军愤时，他则施大计，借王垕的头以平军愤。面对这种人头游戏，善心读者会感到惊心动魄，但是曹操却表现得极为冷静，一切行为“谨按军法”。在权术家曹操眼里，杀王垕不过是宰了一只替罪羊而已，他明知道羊是无罪的，但必须“替罪”，这是执行军法的大局所需。所以他非常冷静地对王垕说“知汝无罪”但又要“借汝一物”。在这里，曹操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人性障碍，玩的是杀人消灾的血淋淋的权术，他没有任何犹豫，所谓“妇人之仁”和他是绝不相干的，一个全军的后勤将领的头颅，不过是游戏中的一枚小棋子而已。曹操和王垕的这一故事具有很高的象征意蕴，它揭示：在政治权术的游戏中，没有生命价值可言，也没有头颅价值可言，一切都服从权术所指向的目标。在一头是政治目标、一头是生命头颅的天平上，可以是一边等于零，一边则是一百。为了既定的权力目的，可以不惜使用一切最卑鄙的手段。这也说明，当权术走向巅峰的时候，人的生命尊严就会走向谷底。

　　法术虽有明的一面，确实可称之为“明术”，但也有暗的一面。鲁迅在讲文坛“法术”时，说文坛中人除了直接给人诨名、恶名以坑人之名，“还有一种是自己连名字也并不露面，只用匿名或由‘朋友’给‘敌人’以批评。”曹操杀王垕用的是明术，杀祢衡则自己“并不露面”，让朋友“黄祖”（刘表的部属）去作“武器的批判”，借黄刀而杀祢。这一点，连荀彧也不明其诡计，曹操只好明说：“祢衡辱吾太甚，故借刘表手杀之，何必再问。”（第二十三回）曹操知道祢衡是敢于直言的士人，自己动手消灭他，会失去天下士人之心，所以便施借刀杀人的诡计。果然祢衡很快就人头落地，难怪鲁迅要说“法术极利害，极致命”。鲁迅当年称法术为明术，今天我们则改称为阳谋。权术中的阴谋利害阳谋也利害，两者却可以置人于死命。

　　四、司马懿的阴阳术

　　刘备玩儒术，曹操玩法术，但三国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玩“阴阳术”的司马懿。阴阳文化也有原形与伪形之分，中国的阴阳家在战国时期是与儒、道、法并行的一大家，《汉家·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代表人物有邹衍等。阴阳家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均受水、火、木、金、土五种势力的支配，提出“五德终始”、“五德转移”说，用以说明历史乃是循环性的变化。阴阳说后来还形成阴阳五行之学，分正术（府）、典术（州）、训术。

　　但《三国演义》的阴阳术是阴阳文化的伪形，指的是政治斗争中的“阴阳脸”，用现代人的语言说，叫做两面派，阴一套，阳一套，表里一套、背里一面，一身而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鲁迅在《三闲集·文坛的掌故》中说：“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笑啼俱伪，扮阴阳脸，耍两面派，在《三国演义》中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权术、心术。三国的结局，曹氏王朝的覆灭，其致命的一步是没有看穿司马懿的阴阳脸，中了司马氏的“阴阳术”。司马懿是个极为阴险的野心家与阴谋家，他出身望族，早就有取而代之、自坐江山的野心，但他却极善于伪装，而且装到几乎“入化”的境界。

　　在蜀魏的战场上，能与诸葛亮周旋而且在军事上打败过诸葛亮的是司马懿。尽管《三国演义》的作者竭力美化诸葛亮，并以“空城计”的故事来暗示司马懿作为一个胜利者仍然在智慧上不如诸葛亮，但应当承认，司马懿无论如何，是一个智慧高超的军事统帅。他在战场上的智慧也表现出一番壮观。然而，一旦退入攻治权力斗争场合，其智慧就发生变质，即其智慧的方向立即转入非常残忍的血淋淋的政治阴谋，显得极端虚伪与奸诈。只要阅读《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六回中的“司马懿诈病赚曹爽”与一百零七回中“魏主政归司马氏”的故事便可一目了然。司马懿篡夺魏国最高权力的野心早已有之。在阴谋篡权的过程中，他首先用“诈病”的韬晦之计迷惑曹爽。公元240年（正始元年），魏明帝曹叡驾崩，传位给年仅八岁的幼子（其实是乞养之子）曹芳，托付司马懿、曹爽辅政。曹爽当时门下有宾客五百人，其中不乏智慧之人（如何晏、桓范），他们提醒主子要防范司马懿，因此，曹爽便命其弟曹义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上。而司马懿知道暂时敌不过曹爽，便施韬晦之计，推病不问政事，两个儿子也都退职闲居。公元２４７年，曹爽与亲信何晏、邓扬等准备出城游猎，事先让即将赴青州担任刺史的李胜以拜别之名去探知司马懿的虚实。司马懿凭他的政治敏感，自然知道来意，便佯装重病，演了一场好戏，小说写道：

　　时魏主曹芳，改正始十年为嘉平元年。曹爽一向专权，不知仲达虚实，适魏主除李胜为青州刺史，即令李胜往辞仲达，就探消息。胜径到太傅府中，早有门吏报入。司马懿谓二子曰：“此乃曹爽使来探吾病之虚实也。”乃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又令二婢扶策，方请李胜入府。胜至床前拜曰：“一向不见太傅，谁想如此病重。今天子命某为青州刺史，特来拜辞。”懿佯答曰：“并州近朔方，好为之备。”胜曰：“除青州刺史，非并州也。”懿笑曰：“你方从并州来？”胜曰：“山东青州耳。”懿大笑曰：“你从青州来也！”胜曰：“太傅如何病得这等了？”左右曰：“太傅耳聋。”胜曰：“乞纸笔一用。”左右取纸笔与胜。胜写毕，呈上。懿看之，笑曰：“吾病的耳聋了。此去保重。”言讫，以手指口。侍婢进汤，懿将口就之，汤流满襟。乃作哽噎之声曰：“吾今衰老病笃，死在旦夕矣。二子不肖，望君教之。君若见大将军，千万看觑二子。”言讫，倒在床上，声嘶气喘。李胜拜辞仲达，回见曹爽，细言其事。爽大喜曰：“此老若死，吾无忧矣！”

　　司马懿见李胜去了，遂起身谓二子曰：“李胜此去，若无消息，曹爽必不忌我矣。只待他出城畋猎之时，方可图之。”不一日，曹爽请魏主曹芳去谒高平陵，祭祀先帝。大小官僚皆随驾出城。爽引三弟并心腹人何晏等及御林军护驾正行，司农桓范叩马谏曰：“主公总典禁兵，不宜兄弟皆出。倘城中有变，如之奈何？”爽以鞭指而叱之曰：“谁敢为变？再勿乱言！”当日，司马懿见爽出城，心中大喜，即起旧日手下破敌之人，并家将数十，引二子上马，径来谋杀曹爽。

　　接下去的故事还有一些波澜，但最后的结果是司马懿全胜，近是“押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斩于市曹，灭其三族”，远则为司马氏新王朝奠定了基业。这里我们看到的司马懿，一个在沙场上老谋深算的统帅，在政坛上又是何等奸诈。装聋作哑，哽噎有声，汤流满襟，一付衰老病笃、危在旦夕的样子，可是，在假面的包裹下则是满腹刀剑，满心杀机，而且时机一到，他一分一秒都不会差错，立即发动血腥政变，对政敌一点也不留情，不仅诛其一身，而且灭其三族，又快又隐又准又狠，一场政变和屠杀如同一场儿戏，胜券在握，分毫不差，其机谋智慧令人叹为观止。面对政变，曹爽的弟弟曹义曾感叹说：“司马懿谲诈无比，孔明尚不能胜，况我兄弟乎？”司马懿的智慧变成“谲诈”，这不仅是司马懿一人，中国的智慧，在三国的纷争中，几乎都变成“谲诈”，只是“谲诈”的形式与深浅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除了儒术、法术、阴阳术之外，《三国演义》还有道术。但这不是庄子意义上的道术（《庄子·大宗师》：“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庄子·天下》：“道术将为天下裂”），也不是墨子意义上的道术（《墨子·非命下》：“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即不是指道路、学术、道德文章等意义，而是指道教的法术、方术。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设祭台、借东风，使用的便是道术、方术的把戏。诸葛亮可能有天文知识，预测出关键时刻必有东风，这是知识的力量，并非方术的力量，但诸葛亮故意作巫师、法师状，诡称自己可以向上天借得东风，这实际上在神化自己，以在征服曹操之前先征服东吴周瑜之心。因为属于伪装，说到底也是骗术，不过，这一骗术的形式乃是道术方术。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术都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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