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三国演义》批判——权谋、权术与人性

如果说《水浒传》是中国的一扇地狱之门，那么，《三国演义》是更深刻、更险恶的地狱之门。最黑暗的地狱在哪里？最黑暗的地狱不在牢房里，不在战场里，而在人心中。《三国演义》显露的正是最黑暗的人心，它是中国人心全面变质的集中信号。也就是说，以《山海经》为标志的中国童年时代那种单纯的人心，发展到《三国演义》已全面变质变态，彻底地伪形化。《三国演义》是一部心术、心计、权术、权谋、阴谋的大全。三国中，除了关羽、张飞、鲁肃等少数人之外，其他人特别是主要人物刘备、诸葛亮、孙权、曹操、司马懿等，全戴面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面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极点。这个时代，几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

　　《三国演义》展示的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一个人心险恶的时代；是一个各路战旗飞扬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数人头落地的时代；是一个智慧发展到最高峰的时代，又是一个阴谋发展到最成熟的时代；是一个“仁义”叫得最响亮的时代，又是一个人性最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是沙场上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骗术、权术、诡术、心术的较量。谁的心地最黑、脸皮最厚，谁就是胜利者。换句话说，人心愈险恶、面具愈精致、伪装愈精巧，成功率就愈高。这个时代是战乱的时代，其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关键不在于身具万夫不当之勇，而是身带无人可比的面具。面具决定一切。1917年李宗吾先生的奇书《厚黑学》出版，他说他读遍二十四史，终于读出“厚黑”二字。所谓厚，就是脸皮像刘备那么厚；所谓黑，就是心如曹操那么黑。如果没有厚颜与黑心，就不能成为称霸一方的“大英雄”。当今有些政治人与经济人，虽不知李宗吾先生的感愤之言，却记得“厚黑”二字的深意，并变形为“厚黑学”，说要在政坛上与商场上成功，就要具备厚脸皮与黑心肠两样东西。这些被欲望所主宰的厚黑学者，倘若读鲁迅的《狂人日记》，说不定也会把鲁迅揭露中国旧文化“吃人”理解为要得到荣华富贵就该去“吃人”。李宗吾先生用彻底的语言说明《三国演义》中二雄的本质，倒是说到要害上了，这部经典所集中的诡术、权术、心术，真是又黑又厚。

　　中国的民间智慧产生了一个既朴素又深刻的劝诫：“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这一民间真理启迪我们，人进入成年之后，不可走向“三国”。这是一种教人自救的智慧。中国文化系统虽有《三国演义》，但也有《道德经》，前者引导人们走向成熟的圆滑、成熟的世故，让你赢得全套的生存技巧与生存策略；后者呼唤你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让你拒绝世故与圆滑，放下一切心术与面具。两种文化，两种人生方向。民间智慧关于“老不看‘三国’”的提醒，实际上是心灵大方向的提示。

　　陆祁孙在《合肥学舍札记》中警告：对于《三国演义》，“子弟慎不可阅”，用的是决断的语言，毫不含糊。而史学家章学诚则认为《三国演义》只可作故事看，而儒者弗道。这也是笔者的意思，从文学批评角度上说，应肯定《三国演义》是文学杰作，但对其精神内涵，则得警惕，勿被浸染。与章学诚同时，清代顾家相在他的《王余读书廛随笔》中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败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

　　一、权术与制度之别

　　《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所谓权术，就是政治手段。但政治手段有些是必要的、负责的政策与策略，有些则完全是诡诈性、奇谲性的计谋手腕，后者便是权术。宋代叶适所作的《宝谟阁待制知隆兴府徐公墓志铭》写道：“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把权术视为“至诚”的对立项，十分准确，权术的主要特点正是没有真诚，只有机变手段。叶适这句话的重要性还在于说明，中国汤尧禹舜时代的上古原形文化，没有权术，只有真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兵家、法家、道家、纵横家的著作出现，中国文化才发生巨大的伪形，出现权术政治游戏的第一个高潮。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代，则出现第二次高潮，后一次高潮，其规模之大、谋略之深、诡计之细密，是第一次高潮无法可比的。

　　倘若如叶适所言，“三代圣王，有至诚而无权术”，那么，《三国演义》中的权人、权术家们则相反，可谓“三国诸王有权术而无至诚”，个个都极会伪装、极善于耍弄阴谋诡计。被《三国演义》捧为正面形象的仁君刘备，其特点也是只有权术而无至诚，或者说，只在拜把兄弟的小圈子内有真诚而在圈子之外则无真诚。刘备的胜利，乃是伪装的胜利。

　　权术归根结蒂是种手段和技巧。“术”本来是与“道”相对立的概念。世无道，术便勃兴。中国文化以诚为本，诚能通神，诚即道，因此，世无诚时术也勃兴。三国时代是个战乱时代，中国文化中的“道”到了此时已全面崩溃，权术家们口中念念有辞的道，只不过是“术”的面具。曹操对皇帝早已失去忠诚，但还需要皇帝做招牌，“挟天子以令诸侯”，此时维护天子，不是道，而是术。

　　中国古代文化中所讲的道，在现代文化中则用另一套语言表达。如果我们暂且悬搁形而上层面的哲学表达，那么，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的道，主要应当是指制度。而权术恰恰是制度崩溃后的产物，中国的权术那么发达，就因为制度无效，反而是权术机谋有效，生存技巧有效。钱穆先生一生研究中国文化，得其要点，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特别指出“制度与法术”的对立，两者此起彼伏，制度衰则权术兴。分清“制度”与“法术”这两个基本概念极为重要。他说：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件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要说建立一制度，而绝对地大公无私，不仅古代历史未之有，就是将来的历史，要说一个国家建立某项制度，而绝无人事关系，绝无私心夹杂，恐怕这希望也还远，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现在再说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出于公的多呢？还是出于私的多呢？究竟法术的意义重呢？还是制度的意义重？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发出，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钱穆先生说，有些朝代有制度，如西汉、唐代；有些朝代则空有制度之名，实际上只有法术，如东汉、清代。东汉的第一位皇帝刘秀就开始露出术的端倪，到了汉末，则完全是权术的天下。当时政治大舞台，成了一个傀儡皇帝（汉献帝）当看守的权术比武大擂台。各种制度只是一张废纸，连圣旨也是废纸（只有密旨密诏在求诸于人），那么，要存活就只能靠玩手段与玩技巧了，谁玩得好，谁就是胜利者。钱穆先生在论述制度与法术的区别时还指出关键性的一点，就是凡热衷于法术者都有私心，这一意思实际上是说，凡玩弄权术者都是心术不正者。品端心正的大公无私者依仗健全的制度，无须依靠政治技巧和其他生存技巧。制度应体现社会公众的利益，权术家们一旦确认制度的权威，必定会损害自己的私利。《三国演义》中诸方的首领，从曹操到刘备、孙权，从曹丕到司马懿，哪一个不是私心当头呢？

　　二、刘备的儒术

　　笔者说《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的大全，机谋、权谋、阴谋的集大成者，是指它展示了中国权术的各种形态。全书所呈现的政治、军事、外交、人际等领域，全都突显一个“诡”字，所有的权术全是诡术。史书只说“春秋无义战”，但未说“三国无义战”。魏、蜀、吴的长期纷争，并不是正义的一方与非正义一方的决战。《三国演义》的作者站在“拥刘抑曹”的立场，认为刘备代表刘氏汉王朝的皇统正统，因此也认定他代表正义的一方，以为刘备系“天下为公”，未看到他的一己私心，所以极为美化刘备一方。但是在美化中，也暴露出刘备的种种诡术。

　　如果把《三国演义》读作一部兵书，那么其诡诈尚可理解。因为孙子早就说过：“兵者，诡道也。”曹操曾对这一定义作注，说：“兵常无形，以诡诈为道。”以孙子为缘起，兵不厌诈，已成为公理。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便不择手段，特别是伪装、欺骗等手段。可是，以《三国演义》开端，中国的诡术从军事进入政治，进而泛化到一切人际关系领域，到处是诡人诡士、诡舌诡言，在沙场上施行的是诡计、诡谋，在日常生活中则充满诡情、诡态。“诡”字进入兵事不奇怪，甚至进入政事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三国演义》的“诡”进入了婚事（如孙夫人孙尚香变成孙权与刘备争斗诡计的筹码）、情事（如貂蝉成为董卓、吕布的陷阱）、儿女事（如吕布把女儿作为和袁绍等交易的工具）。从高度上说，《三国演义》诡到宫廷的尖顶，从深度上说，《三国演义》诡到人性的最深处，从广度上说，诡到人人用计，不诡不能活。

　　诡术，其实就是骗术，就是伪装术。因此，《三国演义》展示一条规律，谁伪装得最巧妙，谁的成功率就最高。表面上看，魏、蜀、吴三国是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诡术的较量，即骗术与伪装术的较量。论个体的力量，吕布力量最大，刘、关、张三人联手也打不过他，但是，他是大失败者，败在曹操手下，也败在刘备手下。临死之前，他才看透刘备的伪装（假朋友），可惜太晚了。论群体的力量，曹营大胜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但是，在赤壁之战中，曹操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差些丧命，曹操不是输于力量，而是输于诡计，他完全没有识破刘、孙联军的那么多诡计，不断上当。庞统的连环计、黄盖的苦肉计、周瑜的“离间计”（借蒋干而灭水军将领）等等，他全中计。曹操虽然也“诡”，但还是上了更“诡”者的当。可见，诡术诡计之高明，也是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

　　其实，曹操的诡术不如刘备，早在“煮酒论英雄”的情节中就显露出来了。刘备的一装再装，曹全然不觉。这段故事表明刘备的伪装术非同一般，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能成功地建立蜀国。不妨重温一下。

　　故事发生于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本据小沛的刘备因吕布袭击而投奔曹营，被曹操任命为豫州牧。同年十月，他随曹东征，活捉吕布并杀了吕布，返回许昌后被提升为左将军。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参与了汉献帝的妻舅、车骑将军董承铲除曹操的阴谋，在天子手书的血字密诏上签字画押，并叮嘱董承“小心，切不可泄”。一面参与如此重大的反曹政治阴谋，一面却装得什么事也没有。为了骗过曹操的耳目，他特地在自己的寓所后辟一菜园，每天浇水施肥，一身汗水，对什么都不关心，惹得性急的关羽和张飞很不耐烦，他这样装倒是曹操一点也未提防。有一天他正在菜园里，曹操派人把他请到府中，一见面，曹操说：“你在家中做了大好事”，刘备吓得面无血色。曹拉着刘走到后园，说“你学习种菜，真不容易”，果然没有看出种菜中的诡术。接着，他们便煮酒论道，酒半，突然电闪，见到乌云似龙，曹操便说起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龙可比当今英雄。”于是问起刘备：“谁是当今英雄？”接着，刘备的回答便是满篇“诡言”。他先是作谦卑状，说“我无知浅陋”，当曹操硬要他讲时，他便装糊涂说：“淮南袁术，兵粮充足。”曹操反驳道：袁术不过是“凭先世荣耀，我早晚捉住他”。刘备立即改口，又装糊涂：“河北袁绍，今盘冀州……”曹又反驳道：“袁绍表面厉害，实际胆小，有谋无断，想干大事又惜生命，见小利而忘义。”刘备听后第三次装糊涂，开了“刘表、刘璋、张鲁、张绣”等一串名字。曹操说这些不过是“碌碌小人，何足挂齿”之后，刘备才认真地问英雄是“谁”？当曹操说“唯使君与操耳”时，他吓得魂不附体，连手里的筷子也拿不住而掉落地上。此时曹操竟看不出刘备的诡态，问道：“大丈夫也怕打雷吗？”刘备立即应以诡言：“孔圣人遇惊雷有所动”，终于逃过一场风险。

　　刘备最后这一句话，打的是“孔圣人”的牌子，这是刘备诡术的关键，也是了解刘备的钥匙。前边的文字已说，《三国演义》是中国权术心术的大全，这些诡术包括儒术、法术、道术、阴阳术、诡辩术等等，而刘备玩的是打着圣人面具的儒术，即扮演“仁君”，满口“仁义”，但谋取的是自己和集团私利的圣者诡术。鲁迅于1934年写过《儒术》、《隔膜》等文，揭露儒术是一些士大夫的政治术和帝王的统治术。他引用宋代余阙的《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的话：“……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什么时候都可高人一等，即行的是虚伪的谋私利的儒术，收到的却是“仁君”、“仁臣”等一片礼赞之声的“儒効”。鲁迅说：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哪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再开口了，计划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才又冲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

　　（《且介亭杂文二集·隔膜》）

　　鲁迅这里讲的是清朝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打着中国古训的旗号满口仁义的儒术，结果一部分臣民上了当，断了头。刘备在打江山的过程中用的也是“爱民如子”、“兄弟仁义”一套儒术，结果吕布、刘表、刘璋一个一个都上了当，或丢头颅或丢城池。鲁迅说这种利用祖宗成法的奥秘没有人来说明。其实，庄子早就道破这奥秘乃是一种诡术。庄子在《徐无鬼》篇第十二节说：“夫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夫民，不难聚也，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誉之则劝，致其所恶则善。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夫禽贪者器。是以一人之断制利天下，譬之犹一必见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夫唯外乎贤者知之矣。”庄子这里指出仁义包含着爱与利，可惜真正愿意付出的爱少，而通过仁义之名谋取“利”的则很多。因为，借仁义之名的行为，便造成虚伪（无诚），义旗本身也成为“禽贪者”的工具。庄子真是一针见血。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刘备对刘璋所讲的“义”，完全如庄子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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