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作为方法与政治的整体观 ——解读汪晖的“中国问题”论(2)

显然，使用"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这一理论范畴，就意味着对现代历史展开一种超越性的批判，无论这种批判是after（之后）还是post（内在批判）。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性"作为一个批判性/反思性的理论范畴，在西方语境中出现于60-70年代，是在质疑或批判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也导致了"后现代"范畴的出现。而对当代中国而言，这个超越现代的历史契机，在于"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既新且旧的问题。所谓"新"在于，与以前的资本主义（包括作为其另类形态的社会主义）不同，这个新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跨国运作："灵活累积"的资本的全球流动及其文化运作，使得此前那种把视野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内的批判思想处在一种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矛盾和困境中。可以说，是"全球资本主义"本身，使得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而观察中国问题的总体性批判视野成为可能和必需。因此汪晖判断说："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62页）。而所谓"旧"则在于，这种新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现代社会的危机，相反，它使得曾经的"另类"也成为了危机的另一表征："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已经成为过去，全球资本主义的未来图景也并未消除韦伯所说的那种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历史段落的现代时期仍在继续"（97页）。因此，随着"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在"现代性批判"的高度上，不仅需要反思社会主义历史实践，而且批判资本主义也成为了迫切的时代问题。可以说，"现代性"批判首先就意味着一种既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的总体历史批判。

汪晖特别强调的是，反思"现代性"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从诸种以"现代化"为诉求的理论模式与制度拜物教中摆脱出来，从而能够"将实质性的历史过程作为历史理解的对象"。他认为现代性批判要完成的，其实是一种"解放运动"："一种从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从各种各样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把中国和其他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源泉的努力"（158页）。在这样的意义上，《当代中国》中论及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再论当代中国》中批判的"新自由主义"，是同样的拘囿于现代化内部视野的现代化叙事。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指认也在此基础上展开。不过，对于曾在80年代作为批判思想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与9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汪晖还是进行了区分，从而把自己视为80年代思想遗产的"批判的继承者或继承的批判者"。"新自由主义"是80-90年代转变过程中，"国家通过经济改革克服自身的合法性危机"而形成的一种新霸权形态。在汪晖看来，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真正冲突并不在"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分歧，而在"不同的思想力量与新自由主义的对峙"。"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形态，而是作为"强势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它渗透在国家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和媒体的价值取向中"（117页）。也可以说，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实践与自我表述。但这也并不是说新自由主义就没有自己的理论--80年代末以降出现的"'新威权主义'、'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市场激进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叙述和历史叙述（包括各种民族主义叙述中与现代化论述最为接近的部分）"，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99页）。并且，这种建构常常是以科学与科学主义的理论形态来表述自身的，其基本范畴包括自由市场、市民社会、发展、全球化、共同富裕、私有产权等，其基本理论预设乃在"计划"与"市场"、"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对立，并以强调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以及"自由市场"、"市民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作为其政治构想的核心。

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汪晖思想批判的基本对象。对"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巨型历史运转机器的把握，使得批判思想实践必然需要一种总体视野。在后来的《去政治化的政治》一文中，汪晖进一步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当代霸权"多重构成"的特点，提出应该在"国家的、国际性的（国家间的）和全球性的（超国家的和市场的）三重范畴及其互动关系内"来讨论霸权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51页）。这也进一步深化了他在《当代中国》一文中主要从历史维度展开的现代性批判，而将批判视野拓展至权力的社会构成维度。显然，如果资本的运转及其意识形态运作是全球性或总体结构性的，思想批判的工作如果仅仅局限于国家行为便无法把握住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过，汪晖的总体视野又并不单纯是批判对象的反转。这里所谓的"总体"，并不是简单地用"全球的"或"跨国的"总体范畴来取代此前作为总体的"国家"范畴，而是力图把对这些范畴的分析置于"权力网络的关系"之中，并批判"新自由主义"那种从"单一方向上将自己塑造成反对者"的做法。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的真正问题在于它拘囿于"形式主义的理论"阐释，而缺乏对当代中国复杂历史情境的分析与批判能力；其看似激进实则保守的政治立场也正是以此为基础。这可以说是汪晖经由"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更为深入复杂的历史研究与理论批判的路径。

三、"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

关于如何展开对"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批判，汪晖如此描述："我的目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话语......与社会进程之间建立历史的联系，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尤其是它的表述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99页）。在《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一文中，他将这一批判思路阐释为探讨"形式主义的理论"与"实质的历史关系"间的关系。有意味的是，这里构成对立的不仅是"理论话语"与"社会进程"，也是"理论"与"历史"、"表述"与"实践"。在他看来，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把自己表述为一套从来如此的形式主义的理论/真理，比如它如何看待"市场"，如何看待"市民社会"，如何看待"产权"等。而汪晖展开的批判工作就在于，通过"回到"具体的历史关系和历史过程中，来揭示出这些理论/真理是出于怎样的政治诉求而被建构出来。比如他通过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博兰尼（Karl Polany）的历史研究揭示出，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现实，毋宁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因为"经济是镶嵌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与其说存在"自我调节的市场"，不如说这个"市场"始终是政治安排与社会控制的结果。因此，由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所支撑的独立经济运作，并不是一种"历史现实"，而是一种建立在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然秩序观念基础上的"形式主义的理论"。而恰是这些基本的理论预设，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

理解汪晖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三篇文章，还需要了解他在此前后完成的几篇重要理论文章，尤其是《"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言》、《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这些文章构成他"得以展开自己对当代问题的看法的理论视野"（参见《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第4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在《"科学主义"》一文中，他针对作为新自由主义经典的海耶克著作，指出那种国家/社会、计划/市场的二元框架，其实根源于一种自然/社会的二元论。"自然"被理解为处于"社会"之外、并为"社会"实践提供永恒法则的范本。而事实上，对"自然"的理解与控制始终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看不到对自然的无穷征服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过程，看不到作为近代科学对象的自然已经是有待征服的自然，即一个与社会无关又有待人类社会去征服的领域，就等于放弃了对社会控制机制的理解"（《别求新声》，第469页）。他因此而力图拆解新自由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前提：那种以"科学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并塑造"市场"与"市民社会"的基本理论模式，即源自自然/社会的二元论。但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二元论，并不是要重新回到整体主义的一元论，而是要将被二元论遮蔽或舍弃出去的那些历史因素，重新纳入历史分析的视野。具体到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讨论：那种基于科学主义前提的激进市场主义理论，恰恰掩盖了国家与既得利益群体如何借助政治控制而行使的垄断行为；那种私有产权神圣化的观念，也正是把当代中国不公正的财产再分配过程中的既得利益合法化了。在《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中，汪晖对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论断进行了更系统也更历史化的讨论。借助博兰尼的两个概念即经济的"形式含义"与"实质含义"的区分，他提出，有关"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形式主义描述，无法解释经济体的实际运作，因此，"按照这一站不住脚的描述建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是极为危险的"。对市场主义的批判显然不应理解为对国家主义的赞美，汪晖要强调的是，看似自我调节的经济运作，其实始终是社会控制与政治运作的结果。因此他提出，要"对经济体的实质性活动"进行描述与分析。这里所谓的"实质"概念，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预设一致，指的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他历史关系中的经济过程"。追踪这一经济过程所需的政治经济学考察，"并不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它就是社会科学本身"，或"作为社会科学总体"而存在。因此可以说，相对于西方19世纪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体制，政治经济学乃是一种"总体知识/历史视野"，它探寻的乃是经济体运作的"实质"或总体的过程。这其实也正是汪晖在用"历史过程"或"历史研究"来批判"形式主义的理论"时，所理解的"历史"的基本内涵。因此他称布罗代尔和博兰尼为"以历史方式探讨理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家"，而他们的研究则是"以历史研究（实证的）方式进行的理论探讨"。

应该说，汪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对政治经济学传统的重新阐释，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描述，也是在展示一种批判思路的方法论。事实上，他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大致都在这样的思路上展开。由于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经济理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他格外关注对市场、国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理论问题的讨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汪晖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关心的就是经济学问题或政治问题，相反，他认为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应该在一种总体的关系视野中展开讨论。在《当代中国》中他就提出，"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把经济民主的讨论扩展到文化与政治领域，而"争取经济民主、争取政治民主和政治文化民主事实上只能是同一场斗争"。他由此提出90年代批判的知识分子应该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探寻"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的结合点"（86-86页）。事实上，这种"作为社会科学总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正是汪晖展开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时的基本特点所在。他一方面针对的是形成于80年代的那种或可称为"文化主义"的批判思路，即抽离政治经济学维度而强调思想与文化问题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也试图通过强调经济运作的"实质性活动"，而在普遍关联的意义上打破学科分类体制造成的区隔视野。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如赵刚所敏锐地指出的，"一个包含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整体观"才得以被提出。

如果说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关注，使得汪晖力图建构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国家和现代化意识形态限定的总体历史视野的话，那么可以说，借助政治经济学传统而关注经济体的实质性历史运作过程，则使汪晖尝试建构一种批判性地考察问题的总体社会视野。显然，这里强调"历史"与"社会"视野的不同，不过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并不意味着这两种视野可以分开，毋宁说它们乃是一种具有"解放作用"的总体视野的不同侧面。不过，这种"总体性"的分析框架，尽管借鉴了政治经济学传统，但也并不是要回到建立在19世纪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基础上的"总体结构"论。汪晖批评了卢卡奇那种把经济、法律和国家作为"严密的体系"看待的"总体论"，在他看来，卢卡奇的问题在于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用单一的社会模式来观察经济活动及其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同时也没有超越那种源自黑格尔理论的历史阶段论和历史本质主义想象。对这种区分的强调是必要的，这也使得汪晖试图重构的批判性总体视野与黑格尔-马克思脉络上的总体论和大叙事区别开来。但他同时总结道："当代理论的重要任务不是抛弃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而是要在当代条件下重构这一传统"（268页）。他格外重视布罗代尔提出的三层结构，即"日常生活、经济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区别的历史存在"，并认为这种区分为社会斗争提供了一种"非总体化的方向"。可以说，重构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并不因为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系统论那样的社会整体；关键在于，考察实质的经济体运作过程，需要一种超越19世纪式的现代学科体制、也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分析视野，才可能理解并面对"更为广阔的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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